摘要:形而上学是哲学史的主线。亚里士多德说的“是本身”,体现了该研究与语言和逻辑的考虑相关,揭示出形而上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晚出的“系词”这一术语则是对“是”一词和相关研究的命名,显示出这一研究本身的明确和深化。现代逻辑的发展和应用凸显出与“真”相关的认识,其实质却和此前一样,依然体现出它和语言及逻辑的考虑相关。西方哲学引入中国后,亚里士多德的话被译为“作为存在的存在”。“存在”不是系词,与“S是P”这一句式没有关系,与“真”也没有关系,消除了关于语言和逻辑的考虑。近年来的一“是”到底论试图改变该状况,强调形而上学研究中关于逻辑和语言的考虑,以此揭示形而上学的实质。本文以哲学史上的四个阶段为例,说明哲学的实质。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分析哲学;中国哲学
“哲学”译自“philosophy”,后者来自希腊语。人们一般认为,第一位哲学家是古希腊的泰勒斯。从他算起,哲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关于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哲学来自西方传教士,比如利玛窦等在大约17世纪的传播;另一种认为鸦片战争之后,哲学同西方的技术和教育一起进入中国,逐渐形成中国的哲学。如今我国哲学已取得长足的发展,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是一种一般性的认识,也是较为普遍的认识。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古希腊发展至今;我国哲学则是整个哲学史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如古希腊哲学、德国哲学、当代的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它们属于不同时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与发展,共同成就了哲学的辉煌。
哲学被称为西方科学的母体,许多学科都是从哲学分离出去的,形成了独立的科学。也可以说,哲学最初没有分类,一如人们称古希腊哲学为自然哲学,包含一切关于自然的认识。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哲学自身也有了一些分类,比如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学、心灵哲学,比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再比如英美分析哲学、欧洲大陆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区分。一句话,哲学的内容丰富多样。
近年来我提出“加字哲学”这一概念。顾名思义,加字哲学与“加字”所表达的东西相关。比如“道德哲学”(伦理学)与“道德”所表达的东西相关,“中国哲学”与“中国”所表达的东西相关。我说“哲学首先是形而上学”,这样就将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区别开来。我又说,如果认为哲学也包括加字哲学,那么应该看到,哲学史上作为主线的东西是形而上学。所以,我提出“加字哲学”的概念,主要目的是区别和凸显形而上学,是进一步讨论形而上学。
我认为,形而上学在哲学史上是贯穿始终的。本文想以哲学史上的四个阶段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阶段是古希腊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欧洲近代从笛卡尔到康德时期;第三个阶段涉及现代西方哲学从弗雷格至今的演变;第四个阶段涵盖我国哲学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的发展。按照哲学发展和引入的方式,我先探讨西方的,然后再探讨我国的。本文希望,借助哲学史上的四个阶段,说明形而上学的实质、特征和形而上学研究的意义,从而论证我们应该重视并努力促进我国的形而上学研究。
一、从亚里士多德到弗雷格的三段历史
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公元前547或546)被认为是哲学史上第一位哲学家。他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水,同时代一些人则提出不同看法,比如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气、土、数,等等。巴门尼德(公元前515—公元前5世纪中叶)有一些残篇流传下来。他提出研究“是”,而不要研究“不是”,谈论思维与“是”的关系,对后人产生重大影响。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是逻辑学的创始人,也是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他的《形而上学》是公认的哲学经典著作。“形而上学”是后人编纂他的著作时起的名字,人们一直沿用这个词并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的奠基人。
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历经了二百余年,构成了我们要讨论的第一段历史。从两千多年的哲学史看,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段历史一直被铭记、诉说、推崇,因为它产生了“形而上学”这一全新思想形态。从那以后,西方哲学就出现了“形而上学”这个概念。人们开始讨论形而上学,开始有意或无意、或多或少地谈论《形而上学》这部著作的内容以及与它们相关的东西。
第二段历史由笛卡尔延续到康德。笛卡尔(1596—1650)被认为是近代哲学的第一人。他提出“我思故我是”的重要命题,开创了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哲学研究。为了区别,人们称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哲学领域为“本体论”(ontology),称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主流为“认识论”(epistemology)。一句话,笛卡尔被看作近代哲学的开端。康德(1724—1804)作为著名德国哲学家,是近现代以来一系列重要哲学问题的发起者。尤其是,他追问“形而上学是不是科学”,以及形而上学“何以可能成为一种科学”,开创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从笛卡尔到康德不到二百年的历史中,还出现了几位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包括英国的洛克(1632—1704)和休谟(1711—1776),以及德国的莱布尼茨(1646—1716)。他们都在哲学史上产生了关键影响。
第三段历史从弗雷格(1848—1925)开始。弗雷格被认为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和分析哲学之父。以弗雷格和罗素(1872—1970)、维特根斯坦(1889—1951)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开创和引领了分析哲学,使分析哲学成为20世纪以来的哲学主流。从弗雷格至今,分析哲学蓬勃发展,形成了与传统哲学不同的哲学形态。分析哲学的方法被广泛应用,它本身也被称为当代形而上学。
人们一般认为,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两派哲学。欧陆哲学包括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现象学,以及以法国哲学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等。本文不讨论这部分内容,只是偶尔提及。这里仅指出,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同属现代哲学,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完全不同。欧陆哲学使用亚里士多德逻辑,它所形成的哲学形态与传统哲学大致相同,而与分析哲学有所区别。
综上所述,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再到弗雷格,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一条哲学发展的主线和脉络,这就是形而上学。人们对形而上学和分析哲学有一个共同的评价:难懂。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形而上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实质上是先验的。其二,形而上学一直使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始终涉及对逻辑的理解,以及对运用逻辑的理论的认识和把握。这两个原因又是相互联系和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对于形而上学研究来说,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二、逻辑与哲学
哲学产生于古希腊,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发展二百余年。这说明,哲学刚出现不久就产生了形而上学。如果忽略不计这段时间,我们甚至可以说,形而上学几乎是与哲学同步产生的。对哲学来说,形而上学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形而上学的产生主要与两个因素相关,这就是语言和逻辑。形而上学要借助关于语言的思考,以及关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在逻辑学的创始人和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那里,逻辑学是基于古希腊语的句法形式建立的,其基本句式“S是P”也是古希腊语自然语言的基本句式。所以,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出发,运用其理论,就一定会和语言相关。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语言相关,会应用他的逻辑理论和方法,这一点也是容易理解的。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进行下面的讨论。
以亚里士多德为界,研究他之后的哲学家需要考虑逻辑学,而研究他以前的哲学家不必考虑逻辑学,只须考虑语言。直观上说,泰勒斯仰望星空和预测橄榄丰收,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和语言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泰勒斯的哲学和语言没有什么关系。古希腊这样的哲学家很多,他们的哲学和语言也没有太大关系。
巴门尼德比泰勒斯晚一百余年,与泰勒斯明显不同,他提出要研究“是”,而不要研究“不是”;他把“是”与思维联系起来,还谈到“认识”和“说”,并将相关研究与“真”联系起来。这显然是和语言相关的考虑。“是”乃是古希腊语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也是表达认识时一个不可或缺的词。巴门尼德在论述中直接给出该词的动词形式“esti”。所以,巴门尼德所说的“是”直接就指向该词的日常使用方式,就是语言本身。“思维”和语言相关,“说”也和语言相关,它们都是和语言相关的说明,显示出关于语言多样化的考虑。
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关于语言的考虑就更加明确了。他不仅有与巴门尼德相似的考虑,比如关于“是”这个词,关于“说”“思维”“语言”的考虑,他还有关于思维和语言关系的考虑。特别是,由于他建立起逻辑理论,因此关于“是”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论述,比如他给出“这是这”这一句式,以此来说明“是”所表达的意思;比如他给出“是人”“是白的”这样的例子,以此来说明“是”的不同含义;比如他说要把“是”和“不是”加到句子表达中,以此来说明它们与真假的关系。所有这些都表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与巴门尼德的论述字面上有一些相似之处,实际上却有根本性的不同。巴门尼德没有涉及逻辑,而仅仅在语言层面考量;但是亚里士多德建立了逻辑学,所以他关于语言的考虑就显示出了更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
在我看来,巴门尼德和泰勒斯的区别主要是前者考虑了语言,而后者没有考虑语言;亚里士多德和巴门尼德的区别主要在于,亚里士多德不仅考虑语言,而且借助逻辑的理论来考虑语言,所以他与巴门尼德考虑语言的方式就有了根本性的区别。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本句式是“S是P”,其整个理论都基于这个句式,因此运用其逻辑理论进行哲学研究,一定会考虑“S是P”这一句式。而考虑“是”就是围绕这一句式进行考虑的一种方式。
我认为,关于语言的考虑是重要的,而通过关于语言的考虑建立起逻辑则更加重要。这是因为逻辑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一种可以使用和借鉴的工具。亚里士多德距离泰勒斯只有二百余年,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逻辑学晚于哲学,它是在哲学研究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二,逻辑学是在哲学的开始时刻,即它最初的阶段就产生了。哲学史的第一个阶段表明,逻辑与哲学几乎就是一体的,逻辑对于哲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近代哲学的开端人物是笛卡尔,从他到康德有一百余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重提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他探讨该问题的方式是直接从逻辑出发。他认为,形而上学的研究要基于可靠的科学,而当时可靠的科学就是逻辑和数学。他从逻辑关于判断的认识出发构造他的范畴表,以此得到他需要的12个先验范畴,其中就包括“是”和“不-是”这一对概念,这样他就可以基于和围绕这些范畴来讨论问题,所以他说“是”不是谓词而是系词。康德的考虑主要是与逻辑相关的,是基于逻辑的。他对逻辑的推崇和重视得到德国哲学家的赞同和采纳,比如黑格尔,尽管他对逻辑有许多批评,但是他依然从逻辑寻找初始概念,他声称“开端是逻辑的”(黑格尔,第53页),并以“是”和“不(者)”为基点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甚至将自己的研究直接称为“逻辑”。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表明,逻辑是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他们自然而然依赖的东西。
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他引入数学的函数符号,使逻辑脱离自然语言的形式,建立起形式化的逻辑。随着现代逻辑的产生和发展,以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哲学家不遗余力地宣传和阐述现代逻辑的思想。他们的工作促使了分析哲学形成,也推动了分析哲学发展。分析哲学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它将逻辑分析直接凸显出来。弗雷格说,“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戴维森说,我们不必考虑“真”的意义,可以基于塔尔斯基的语义学直接用“真”来工作。他们的工作无不说明逻辑的重要性。罗素甚至断言“逻辑是哲学的本质”,这几乎将逻辑和哲学直接等同起来。
分析哲学发展至今一百多年,“分析哲学的方法”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被接受的认识和说法。它不再局限于分析哲学,而是得到更广泛应用。人们声称应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进行伦理学研究、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史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等。这里我想指出,“分析哲学的方法”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字面上是不同的,实际上也是有区别的。我强调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它非常明确,指的就是逻辑。在分析哲学中,它指弗雷格创建的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逻辑及其理论。在传统哲学中,它指亚里士多德建立的以及基于它而发展起来的传统逻辑。若是不区别,它可以包括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逻辑。“分析哲学的方法”则不同,它没有提及语言和逻辑。它可以暗含着“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因而可以包括关于逻辑的认识和考虑,可以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联系起来,但是它似乎也可以只是在强调“分析”。分析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与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相关,也可以超出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甚至与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没有关系。所以,谈论“语言分析”和谈论“逻辑分析”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纵观哲学史,逻辑是贯彻始终的。早期逻辑学几乎与哲学同步诞生,如今它几乎无处不在。这一事实表明,对于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来说,逻辑至关重要。
三、语言与逻辑
以上我们简要谈到三个历史阶段,以此对整个哲学史作出说明。在第一个阶段,我们提到巴门尼德。他没有关于逻辑的考虑,但是有关于语言的考虑。在关于语言的考虑这一点上,甚至在关于“是”一词的考虑上,他与亚里士多德是一致的。在第二个阶段,我们看到康德从逻辑出发,谈及“是”和“不是”,谈及“谓词”和“系词”,无疑也有关于语言的考虑。由于亚里士多德逻辑是与古希腊语相关的,因此借助亚里士多德逻辑进行研究,自然会涉及关于语言的考虑。而到了分析哲学,“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成为口号,语言被看作研究的出发点。以上讨论表明,在哲学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逻辑的考虑贯彻始终,不仅如此,关于语言的考虑也贯彻始终,而且比关于逻辑的考虑还要更早一些。因此我们要问,为什么人们要考虑语言?为什么人们要考虑逻辑?确切地说,在没有逻辑的时候,人们要考虑语言,在有了逻辑之后,人们依然要考虑语言。这是为什么?在以自然语言建立逻辑的时候是这样,在以符号语言建立逻辑的时候还是这样。这又是为什么?
我认为,对语言和逻辑的考虑与哲学的性质有关,是由哲学的性质决定的。
《形而上学》第四卷的开场白是:“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本身(being qua being)。”这样,“是(本身)”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词来自“是什么”,来自“S是P”,后者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本句式,也是古希腊语自然语言的基本句式。所以,亚里士多德这句话既可以有关于逻辑的考虑,也可以有关于语言的考虑。如今我借助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说,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因此在我看来,哲学既有关于逻辑的考虑,也有关于语言的考虑。现在需要说明,为什么哲学研究要考虑语言。确切地说,关于认识本身的考虑为什么要考虑语言?
分析哲学家认为,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语言表达的,因此可以通过分析语言而达到关于世界的认识。这个认识是明确的,显示出语言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传统哲学家们没有这样明确的说明,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关于语言与认识之间关系的理解。而他们借助语言来探讨问题本身就说明,语言表达认识,可以通过关于语言的考虑来探究认识。
哲学史表明,关于语言的考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前面所说的关于“是”的考虑。这种方式显示出关于语言表达方式的考虑,它会涉及表达认识的语言、句子结构、句式,由此还会产生逻辑。而在运用逻辑理论的过程中,自然会涉及语言,比如涉及与“S是P”相关的东西。还有一种关于语言的考虑是举例说明,一如亚里士多德说的“是人”“是白的”。由于巴门尼德的著作是残篇,这样的情况不多,但是在其他人那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柏拉图以“风是冷的”为例来说明感觉,说明“是”的情况;黑格尔以“这朵玫瑰花是红色的”为例来说明何为特殊和普遍;海德格尔以“天是蓝的”为例来说明在一切命题中都要用“是”这个词的情况。弗雷格以“晨星是昏星”为例来说明专名与谓词、对象与概念的区别。黑格尔、弗雷格和海德格尔的说明是逻辑产生以后的事情,我们不必深入考虑。柏拉图的举例说明则是逻辑产生之前的事情,我们可以围绕它来多说几句。
“风是冷的”是举例。以它为例所要说明的,不是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而是这句话表达认识的方式。这是一种肯定的表达,相应的还有各种否定意思的表达,比如“风是不太冷的”“风是热的”,等等。与它相关,还会有关于真假的考虑,比如有人说它是真的,有人说它是假的,有人说它看似真而实际上不是真的。这就说明,人们的认识是多样的,表达也是多样的;或者说,人们的表达是多样的,反映的则是认识的多样性。所以,举例的目的是说明认识。
在柏拉图关于“是”的讨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下例子:“事物是运动的”和“事物是静止的”,以及“事物是相同的”和“事物是相异的”。它们是日常表达,也与“是”相关,并表达出不同的认识。从表达的内容上看,“事物”比“风”无疑要抽象一些,因为“风”指一种具体的现象,而“事物”是不定指的表达,可以指代许多东西,包括风。“相同”比“运动”似乎也更加抽象一些,“运动”泛指不同的活动,“相同”则可以是关于运动的说明,因而也可以是关于各种活动的说明。不仅如此,这些举例还表达出对立:“热”和“冷”是对立的,“热”和“不太冷”也是对立的;“运动”和“静止”表示对立的情况,“相同”和“相异”同样表示对立。所有这些都表明,同样一个“是”,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可以表达相互对立的情况。
对照举例说明与围绕句式进行的说明可以看出,它们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很明显,它们都被用来说明认识,而且涉及一些共同的东西,比如“是”这个表达,与此相关的则是肯定和否定,比如真与假、知识与意见。不同之处也很明显。语言表达认识,举例本身是日常表达。但是,句式不是日常表达,而是日常表达的方式,是日常表达显示出来的东西。柏拉图的举例都是日常表达,似乎不是关于句式的说明。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从“风是冷的”到“事物是运动的”好像有一种抽象:从日常经验的描述性表达延伸到一种类似于归类的概括性表达;从“事物是运动的”到“事物是相同的”好像也有一种抽象:从归类的概括性表达进展到更一般的评价性表达。这种抽象的结果似乎是将像“风”和“冷的”这样的日常表达弱化,凸显出“是”的结构以及它所表达的肯定和否定的含义。这就说明,柏拉图所考虑的实际上是日常表达的方式,他想说明的是我们的认识。所以,举例是可以说明认识的,是一种说明认识的特定方式。
再举一个例子。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490—公元前420)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论题:人既是(那)是的事物是的尺度,也是(那)不是的事物不是的尺度。这个论题是作为一种认识、一种原则来表达的。其中没有举例,但是说到两种情况。“是的事物”指外界的情况,“是的尺度”指人的认识。联系巴门尼德的论述,这里的延续性非常明显:后一个“是”是关于思维的说明,是关于认识的说明,也是关于认识的表达的说明。它的说明也许不是那样清楚,因为没有清楚地提及和区别语言、思维和认识,但是由于提到人,由于与是的事物明确区别开来,因此至少可以显示出关于认识的考虑和这些与认识相关的考虑。
亚里士多德认为,矛盾律是一切证明的出发点,所以他依据矛盾律来讨论问题,包括讨论“人是万物的尺度”。矛盾律是说:一事物不能同时既是又不是。其中的“事物”不是指外界的事物,它具有泛指的意思。这样就可以看出,矛盾律所说的“是”和“不是”是关于认识的说明,是关于认识的表达的说明,因而是关于语言表达方式的说明。今天人们可以批评矛盾律表达得不是那样清楚,因为这里依然没有明确谈及语言、思维和认识。但是对照“人是万物的尺度”就可以看出,矛盾律没有关于“是的事物”的考虑,因而没有关于外界事物的考虑,它只考虑了与“是的尺度”相关的部分,而且明确提出“不能既是又不是”。这相当于对表达方式提出一种规定,这当然是相当于语言层面的考虑。今天人们总是批评传统哲学不区别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这里也有同样的情况。正因为没有明确区别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因此矛盾律一般可以被认为是关于思维规律的论述,是关于语言表达方式的论述,也可以被认为是关于事物的情况的论述。(参见周礼全,第322-329页)
举例是日常表达。举例的目的不是说明例子所表达的东西,而是为了说明句子显示的表达方式,以此说明认识的方式。古希腊哲学家认识到“是”乃是一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它可以显示出与认识相关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或一种普遍性。这样的认识来自“是什么”这种通常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既是询问的方式,也是陈述的方式。或者说,在日常表达中,人们最熟知,使用最多、最自然的就是“是什么”。所以,人们要举这样的例子来讨论,人们还要把其中的这个“是”当作对象来讨论。人们要围绕它进行思考,最终再将自己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这样思考的产物,矛盾律同样是这样思考的产物。人们希望获得这样的认识,这样就可以对认识作出普遍性的说明。人们通过逻辑最终获得了这样的认识,因而可以依据逻辑对认识作出说明。
矛盾律是逻辑规律,用今天的话说,是逻辑定理。从巴门尼德提出关于“是”的考虑,到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再到亚里士多德提出矛盾律,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哲学中非常明显的关于语言的考虑,包括从经验的考虑向着逻辑方向的努力的考虑,其结果是最终获得逻辑理论并用它来说明认识。这是一种通过关于语言表达方式的考虑来说明认识的过程,显示出从经验逐渐上升为理论的进步,并且最终形成理论。简单说,从语言到逻辑,这是认识的进步,也是哲学的进步。而自从有了逻辑之后,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人们知道,这一理论方法对研究认识是有帮助的。
四、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
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这是我的说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哲学是关于“是本身”的认识。字面上这两个说法不同,实质上它们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门科学研究“是”的一部分,而哲学研究“是本身”,他称这一研究为“第一哲学”。如上所述,“是什么”乃是表达认识的基本方式,从巴门尼德开始,人们围绕“是什么”进行探讨,以各种方式使“是”成为探讨的对象。亚里士多德以“是本身”的研究来命名一门科学,首先意味着对前人探讨的延续和总结。“是本身”是名词(being),具有命名的意思。它还含有对该名词的强调(qua being),这就明确和强化了所命名的对象。以“是”来命名并对“是”加以强化,同时还意味着两种考虑:一种是逻辑的考虑,因为逻辑的基本句式是“S是P”;另一种是关于语言的考虑,因为希腊语的基本句式也是“S是P”。所以,“是本身”这一用语既可以说含有关于逻辑的考虑,也可以说含有关于语言的考虑。如果认为关于逻辑的考虑这一说法可能有过强之嫌,那么至少关于语言的考虑这一说法是恰当的。如上所述,语言表达认识,古希腊哲学家在相关讨论中既有举例,也有关于语言表达方式的探讨,这些都显示出他们关于语言的考虑。所以,“是本身”这一命名的方式也显示出同样的考虑。
有了以上认识,我们再读亚里士多德,就很容易认识到,他的《形而上学》是关于认识的。该书第一句即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这表明,它要探讨与认识相关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还说,我们只有认识一事物“是”什么,才能充分地认识该事物。这无疑也是关于认识的说明。特别是,他还认为,将哲学称为与“真”相关的学问是恰当的,这同样是与认识相关的。很明显,“是真的”是最常见的表达认识的方式,“真”也是与认识及其表达相关的,而且只与认识及其表达相关。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述:说是者是就是真的,而说是者不是就是假的,被称为真之符合论的开端。这显然是关于认识的论述,而且将“是”与“真”直接联系起来。
概括说,亚里士多德以古希腊语“是”(being[on])来说明哲学的性质。我认为这是一种关于认识的说明,所以我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说,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这一说法的精神实质与亚里士多德是一致的。区别在于,“认识本身”这一说法脱离了希腊语“是”一词的经验特征,而形成一种关于认识的具有普遍性的说明。考虑人们将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称为“形而上学”,因此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说明也是关于形而上学的说明,所以我说,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哲学首先是形而上学。这样,我就将哲学与各种“加字哲学”区别开来,或者说,我将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区别开来。这是因为,形而上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或研究,而“加字哲学”是与加字所表达的东西相关的,是对与加字所表达的东西相关的东西的研究。
康德重提形而上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能性,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开篇即说,我们的一切认识都是从经验发源的,但是也有一些认识是不依赖经验的。这就说明,他的著作是与认识研究相关的,而且主要是与那种不依赖经验的认识相关的。他称这样的认识为先验的,并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称自己的研究为“先验逻辑”和“先验哲学”。这些如今已是常识,不必多说。我要说的是第二个阶段中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过渡,我想以此来说明康德重提形而上学研究的意义。
众所周知,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是”。他认为,所有东西都可以怀疑,唯独我思(思考、思维、思想)不能怀疑。所以,思考成为他探讨的出发点。但是很明显,他的命题中还有“我是”,这样他关于思考的认识就与“是”联系起来,因而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研究联系起来。
“思”无疑与认识相关,因而笛卡尔的论述也与认识相关。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笛卡尔要从“思”出发进行探讨,他为什么要说明只有“我在思考”不容怀疑。我认为,这主要是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统治有关。“上帝是”(God is)被解释为“上帝存在”(God exists),而“上帝是”成为一切讨论的大前提,“我相信所以我理解”是人们认识和探讨问题的出发点。而所谓相信即相信上帝存在和上帝造物,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至善至真的,所以对上帝不能否定,不能批评。笛卡尔企图突破宗教神学的统治,而他又不能完全突破神学的框架,所以他希望将自己的认识说成哲学的,这样他就可以用哲学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认识。他非常明确地说:“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是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笛卡尔,第1页)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可以说笛卡尔是从学科的角度作出说明的,他认为哲学与神学不同,哲学是与认识相关的,因此可以从“我思”来讨论,理由则是只有“我在思考”不能怀疑。从历史背景看,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笛卡尔论述自己哲学观点的一种策略。他不能表现出对于神学的“离经叛道”,但是可以作出区别,以此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将自己的观点说成哲学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笛卡尔的表述发自内心,他的态度是虔诚的,他的表述只不过显示出受到神学的影响。或者,我们不必随意猜测他的意图,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笛卡尔以哲学和神学的区别为由,以“思”为出发点,表达了自己的哲学认识,提出与占统治地位的流行的宗教学说不太一样的观点。而从他的观点和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隐晦的、迂回的、委婉的关于宗教神学的批评。
笛卡尔鲜明地表达出对上帝的尊崇和对教会的尊敬,他还不遗余力地说明他是在为解释上帝和捍卫上帝信仰作出努力。尽管如此,他的工作还是遭到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批评。比如阿尔诺批评笛卡尔说,怀疑一切会给一些人的信仰带来危险(参见笛卡尔,第217页),建议笛卡尔在谈论信仰的时候应该对认识方面和行为方面作出区别(同上,第218页),提醒笛卡尔不要使那些不信神的人利用他的武器来打击关于上帝的信仰(同上,第221页)。在我看来,笛卡尔的哲学表现出一种对宗教神学的背离,是哲学的一种进步,而这种背离和进步是以谈论认识的方式和与认识相关的问题实现的。这一谈论本身也恰恰显示出笛卡尔关于哲学的认识。
莱布尼茨晚于笛卡尔约半个世纪。他有以形而上学为题的论著《形而上学谈》,其开篇谈论上帝,比如上帝的完满和善。(参见莱布尼茨,第1-3页)这说明宗教神学影响巨大,说明其时的形而上学研究主要与上帝相关。莱布尼茨在哲学上有重要贡献,他的单子论非常出名,所以,即使从关于上帝的论述出发,他也会谈及个体,论及个体事物和事件,讨论其发生的论据和理由,由此来谈论偶然与必然,还会论述上帝的意志和造物。而他这样的论述同样遭到宗教神职人员的批评。比如阿尔诺直言不讳对莱布尼茨的许多观点感到“震惊”,他建议莱布尼茨抛弃那些“形而上学思辨”,它们无论对谁“都不可能有任何益处”,他引用奥古斯丁的话教育莱布尼茨还是要先解决信仰问题。(同上,第77-78页)我们对照一下可以看出,在批评笛卡尔时阿尔诺还是个年轻学者,表达上留有余地,极力表现出晚辈对前辈的尊敬,而在批评莱布尼茨时他已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因此居高临下,毫不客气。这里不是要讨论他们的思想和认识,孰是孰非。我只想说明,中世纪神学对哲学的影响至深,关于上帝的信仰极大影响了哲学的认识和发展,同时这也愈发说明笛卡尔工作的不易和意义。
康德同样谈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但他不是像莱布尼茨那样从上帝出发,也没有像笛卡尔那样在文字和表达上作出许多铺垫,他的谈论方式完全不同。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开篇即谈论“我们的一切认识”。这就表明,他要研究的是认识,他所说的形而上学是认识,他所探讨的这样一种科学及其可能性都是与认识相关的。这样,上帝存在的证明只不过是他在形而上学讨论中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的研究是关于认识而不是关于上帝的。上帝证明可以是他讨论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他讨论的核心主题则是认识。在我看来,这一点在康德这里具有独特的意义。
人们可以认为,康德时代距笛卡尔近二百年,距离中世纪的影响更远了一些。人们也可以认为,在笛卡尔时代,中世纪神学的影响正在逐渐衰弱,而到了康德时代,中世纪神学的影响已经式微。人们还可以认为,康德之前已经有了许多关于认识的论述,比如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和莱布尼茨的《人类理解新论》,这些都是与认识相关的研究和论述。康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一开始就谈论“认识”,并将他的论述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这样就直接说明形而上学是与认识本身相关的研究。所以,康德的形而上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这样,以笛卡尔为开端,经过康德开创性的努力,哲学研究终于重新又回到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上来。
分析哲学是关于认识的研究,这似乎是自明的问题。弗雷格在《论涵义和意谓》中提出“a=a”和“a=b”的问题。他认为,它们是“具有不同认识价值的句子”,前者“是先验有效的”,后者则不同,具有后者形式的句子“常常十分有意义地扩展了我们的认识”(王路编译,第95页)。他的探讨涉及语言及其表达,涉及真和对象,等等。一句话,弗雷格的论述涉及语言,也涉及他所建立的逻辑,而所有这些都是与认识相关的。这样的论述在分析哲学中贯穿始终。比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直接和语言相关,他对金山、圆方等空名问题的解决,无疑是与认识相关的,而他的许多著作名称也与认识相关,如《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逻辑与知识》。20世纪著名的盖提尔论题则更是直接与认识相关,而且将相关认识回溯到柏拉图,从而使分析哲学的探讨与传统哲学直接联系起来。
分析哲学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在语言研究的过程中将“真”凸显出来,与传统哲学形成区别。字面上可以看出,“真”与句子和句子的意义对应,因为“是真的”是对句子及其表达的东西的说明。这一认识与传统哲学是一致的。但是在分析哲学中,人们将真与对象和概念联系起来,因而揭示出真与对象相关,与对象和概念的关系相关,而这样的认识又是与句子结构相关的:按照弗雷格的说明,句子的意谓是真值,句子是有结构的,比如最简单的句子是由专名和谓词构成的,专名的意谓是对象,谓词的意谓是概念,所以句子的真假是与专名意谓的对象和谓词意谓的概念相关的。因此弗雷格说,“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逻辑的基本关系是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关系:概念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划归为这种关系”(同上,第120-121页)。由此可见,分析哲学中与真相关的论述是与逻辑和语言分析相关的。从哲学形态上来说,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不同,但是从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从考虑语言来说,分析哲学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是一致的,所以分析哲学也被称为当代形而上学。
我们可以认为,哲学和哲学史具有丰富的内容。但是从哲学史上这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形而上学是一条主线。它几乎与哲学同时产生,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尽管受到各种干扰和影响,但是它始终顽强地生长和发展,最终形成世界上的主流哲学。而它之所以能够生长和发展,最主要的就是它有自身明确的研究对象。它在产生的过程中同时获得自己可以使用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逻辑。现代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则使逻辑成为科学,从而使逻辑理论和方法的使用获得了全新的意义,给哲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语言转向。这一变化并没有改变哲学的性质,只不过使哲学的性质变得更加清楚。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认识又是由语言表达的,因此哲学研究要考虑语言。哲学是科学,哲学向着科学的方向努力。由于哲学具有科学性,所以哲学研究中产生了逻辑,并且要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所以人们说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样的说明使哲学的独特性和专业性更加明显,也使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与其他学科形成区别。
五、中国的哲学
哲学引进中国,在中国落地生根、生长和发展,至今也有一百余年。我国哲学蓬勃发展,如今有9个二级学科,一些是与西方对等的,比如伦理学、科技哲学、逻辑学、美学、宗教学、政治哲学,一些则是我们自己独具特色的,比如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对应和区别,我们还专门有外国哲学。或者,人们将引进的哲学叫外国哲学,而将本土产生的哲学称为中国哲学。
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我提出“加字哲学”的概念。加字哲学与加字所表达的东西相关,比如中国哲学与“中国”所表达的东西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所表达的东西相关。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哲学研究中是主流和显学,相比之下,形而上学研究却比较薄弱。我认为,在形而上学研究方面我们至少有两点不足,一是对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认识不足,二是对关于语言的考虑认识不足。对照前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关于语言和逻辑的考虑是形而上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下面我就围绕这两点不足谈一谈我国的形而上学研究。
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需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对逻辑的理论有充分的理解和把握,对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有正确的认识。这一点正是我国哲学界的不足之处。大体上说,随着哲学被引入我国,逻辑也一同被引入。金岳霖先生更是作出了重要贡献,培养出一批逻辑学家。但是人们对逻辑的教学和研究重视不够,认识也有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通常认为逻辑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内容;脱离实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更解决不了哲学的根本问题。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逻辑对应初等数学,辩证法对应高等数学,所以逻辑是有局限性的。当人们提倡和推广现代逻辑的时候,不仅以上观点依然在起作用,人们还更加具体地认为,现代逻辑是形式化的,脱离了日常语言,解决不了日常语言表达中的问题。分析哲学应用现代逻辑的技术,过于注重语词分析,使哲学研究变成零敲碎打,变得过于细碎,不利于关注和研究重大问题,无助于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这些认识阻碍了逻辑在我国的发展和进步,也阻碍了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如今我国现代逻辑的教学与研究和过去相比有所加强,一些高校成立了围绕逻辑命名的研究中心,但它们多是将逻辑与语言学、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学科相结合,唯独不与形而上学相结合。这一结果显然是不利的,客观上造成了逻辑与哲学的分离。简单说,缺乏对逻辑的正确认识,逻辑研究薄弱,是我国哲学界的老问题,人们口头上也是承认的。所以,在形而上学研究中关于逻辑的认识不足,这一点不必多说。这里我想重点谈一谈关于语言的考虑。我想说明的是,如前所述,关于语言的考虑在形而上学研究中是贯彻始终的,而这种关于语言的考虑并不是单纯地考虑语言,而是借助关于语言的考虑来研究认识。正因为如此,这种关于语言的考虑也是与逻辑相关的。所以,形而上学中关于语言的认识实际上也是与对逻辑的认识和把握相关的。下面我们就重点谈一谈为什么我们会缺乏对语言的考虑。
前面说过,亚里士多德以“是本身”对哲学研究的对象作出说明,“是”一词包含着关于语言和逻辑的考虑。比较前两个阶段,可以看到一个区别:亚里士多德以“是本身”为形而上学的研究奠定基础,康德重提形而上学也谈“是”,还明确谈及“系词”。“是”与“系词”是两个不同的表达,从中可以看出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延续性。我想强调,人们谈论形而上学有一个从“是”到“系词”的发展,这种谈论方式不仅显示出一种延续性,而且显示出一种进步。“是”乃是语言中的要素,它在使用中是系动词,起联系主语和谓语的作用。“是本身”显示出该词的对象化:其中的“是”乃是名词,“本身”则是对这种对象化的强调。这说明,相关研究和认识是与这个词及其表达方式相关的。“系词”则不同,它是对这样的研究的命名,既是对“是”这个动词的对象化的称谓,也是对其名词形式的对象化的称谓;既包括关于语言方面所考虑的东西的称谓,也包括对逻辑方面所考虑的东西的称谓。“系词”的使用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哲学中关于语言和逻辑的考虑。而由于这一术语的出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西方哲学中,人们使用它时有关于系词的考虑,不使用它时也有关于系词的考虑。在“系词”这一术语产生之后人们有明确的关于语言的考虑,比如从康德到黑格尔(甚至到海德格尔)的论述;而在“系词”产生之前,人们也有相同的考虑和研究,只不过没有使用这个术语而已,比如亚里士多德说的“这是这”及其相关论述。所以,从“是”到“系词”的发展字面上反映出对形而上学研究对象及其方式的命名,实际上却反映出形而上学研究从经验到理论的推进。因此,关于“是”和“系词”的认识非常重要,关于二者对应意义的认识非常重要。但是,这么重要的一点,这么重要的语言现象,长期以来在我国形而上学的研究中却是看不到的。
中国的形而上学是近代以来引入的,是以中译文呈现的。人们将being译为“存在”或“有”。这样,亚里士多德的“是本身”变为“作为存在的存在”。其他人的论著也是同样,比如黑格尔从逻辑出发寻找的概念“是”和“不(者)”被译为“存在”(或“有”)和“无”。所以在我国的形而上学研究中,“存在”是核心概念,结果字面上就消除了关于语言的考虑。原因很简单:“存在”不是系词,不是连接主语和谓语的词,不是表达认识的基本方式。确切地说,它是在中世纪与神学相关的讨论中,在与对上帝的解释和证明相关的讨论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它可以在哲学中出现,但它不是贯彻始终的。古希腊哲学中没有它,在近代哲学中它也不占主导地位。而事实是,它在我国哲学的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说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从“有”(或“存在”)和“无”出发,海德格尔认为在一切命题中都要用“存在”这个词。这样的认识字面上就消除了关于语言的考虑,消除了关于逻辑的考虑,因而割裂了逻辑与哲学的关系。
在我看来,形成这样的认识有很多原因。早年引进西方哲学的时候,由于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人们认识不到系词的意义,将being译为“存在”,也算是情有可原。但是在今天,在认识到being主要是系词之后,如果人们还坚持将它译为“存在”,就不是那样简单了。尤其是人们认识到其系词含义,并且认识到系词含义与本体论的问题相关,“若不把das Sein译作‘是’,本体论讨论就会走样”(海德格尔,第495页),可人们还是执意不采用“是”来进行翻译,依然坚持将being(Sein)译为“存在”,问题就是非常严重的了。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在翻译中就是提供一种使本体论讨论走了样的中译本,而且是明知故错,在讨论中就是为这种错误的认识和做法进行辩护,错上加错。犯这种错误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缺乏对逻辑的认识和把握。being问题表面上是语言的问题,比如与系词相关,以举例作出说明,实际上却与逻辑相关。所以,在翻译中采用“存在”一词,在讨论中为“存在”辩护,理由好像都和语言相关,和中文的理解与使用相关,实际上却反映出人们没有认识到这是与逻辑相关的问题,未能理解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和所产生的作用,因而认识不到逻辑的意义。我认为,这样的错误本来是不应该出现的。逻辑的基本句式是“S是P”,其中的“是”是系词,逻辑提供的认识具有普遍性。在我看来,只要对逻辑有足够的认识和把握,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在分析哲学中,“是”不再是核心概念,“存在”这样的错译不再出现,即使出现,也不占据主要地位,按理说不会再有理解的问题。但是,由于将truth译为“真理”,而不是译为“真”,同样也造成理解的问题。因为“真”是逻辑语义学的核心概念,而“真理”消除或至少削弱了“是真的”这种意义上的认识,因而削弱甚至消除了逻辑语义学意义上的认识。当然,“真”是语义概念,与其相对应还有一整套句法理论,若不能把握后者,不能将句法与语义相结合,也就不会对现代逻辑有很好的认识,更不能很好地认识现代逻辑在分析哲学中的应用,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和研究分析哲学。
如果将哲学史看作从古希腊至今哲学的发展,那么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这就是形而上学。哲学是多样的,但是形而上学与其他哲学不同,具有独特性,比如亚里士多德与泰勒斯就是根本不同的。按照我的认识,泰勒斯更多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即一个加字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称自己的哲学为第一哲学,后人称他的哲学为形而上学,也说明了这种不同。形而上学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面各种不同因素,特别是中世纪神学的影响,但是形而上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学科,始终坚持自己的发展,这样就在康德那里获得新生,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形而上学,体现了一个鲜明的特征,这就是应用亚里士多德逻辑来研究认识本身,并将关于认识的研究明确提出,放到首位。到了现代,分析哲学应用现代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语言转向,将对语言的分析明确提出,并置于哲学的首位,而与之相对应的欧陆哲学,比如现象学,依然延续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传统,应用传统逻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哲学现象,简单说,一种是从“是”到“真”,显示出对不同逻辑理论的应用,形成不同的哲学形态;另一种则延续“是”的传统,应用相同的逻辑理论,尽管其讨论有差异,哲学形态却相差不多。
我国哲学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国的主流哲学。它们是加字哲学,与形而上学是完全不同的哲学。而在形而上学研究这一块,我国研究与上述三个阶段的情况也是不同的。我们没有延续“是”的传统,我们讨论的是“存在”;我们也没有延续其关于“真”的探讨,我们讨论的是“真理”。这样,在我国哲学研究中,既看不到关于“是”的探讨,也看不到从“是”到“真”的变化。在我们的讨论中会涉及系词,也会有举例说明,但是,“存在”不是系词,与系词无法联系,更无法对应,比如在“天是蓝的”这样的举例中包含“是”一词,但它与关于“存在”的说明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无法联系起来,起不到说明作用。不仅如此,我们还把整个西方哲学解释为关于“存在”的探讨,把今天的哲学解释为关于“存在”和“真理”的探讨。在这样的理解下,逻辑分析既未出现,也不是必要的。即使人们说逻辑分析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但这也只是口头上的,因为“存在”不是逻辑的核心概念,也不是常用的语言表达,更不是基本句式的用语,所以,“存在”与“真理”字面上没有联系,也显示不出关于语言和逻辑的考虑。
在近几十年中,学界出现一个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存在”是错译,给形而上学研究带来问题。我更是明确提出,应该将being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应该将truth译为“真”,而不是译为“真理”,应该将“是”与“真”联系起来进行理解,而且,应该将这样理解贯彻始终。我的观点被称为“一‘是’到底论”。关于我的观点以及相关问题,我已经谈过许多了。(参见王路,2003年,2011年,2017年)这里我想基于以前的研究和本文的讨论说明,我们可以有独具特色的加字哲学,比如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应该看到,形而上学是哲学史主线上的东西,也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和研究。我认为,在过去的近二百年中,我们的形而上学研究也有一些进步,特别是一“是”到底论的提出和围绕它进行的讨论,显示出我们对形而上学认识的进步。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进步。
一“是”到底论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主张对being和形而上学的理解要一“是”到底,这涉及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二是为这一主张辩护,这不仅涉及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而且涉及更多问题,比如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些东西,中文对西方语言的翻译、对西方思想的呈现,以及中文如何更好地表达西方哲学、呈现西方语言本身所表达的思想,如何使这样的研究和认识转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和我国哲学的一部分。我认为,一“是”到底论的认识可以逐渐推广、不断深入,最终变成我们的研究成果。关于逻辑的认识可以越来越深入人心,使得“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不仅仅停留在口头和认识上,而是可以变成我们具体的哲学实践。
参考文献
[1]笛卡尔,1986年:《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海德格尔,2015年:《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黑格尔,2017年:《逻辑学》,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4]莱布尼茨,2017年:《莱布尼茨早期形而上学文集》,段德智编,段德智、陈修斋、桑靖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5]王路,2000年:《逻辑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年:《读不懂的西方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一“是”到底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年:《逻辑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
[6]王路编译,1994年:《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炳文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7]周礼全,2000年:《周礼全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王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来源:《哲学研究》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