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孟子学集中体现为其专论《孟子》的十种著述：绍兴三十年（1160年）《孟子集解》稿成，是《孟子精义》《孟子集注》的源头；乾道八年（1172年）之前的《读余隐之〈尊孟辨〉》是对疑孟派的回应；乾道七年（1171年）《尽心说》与乾道八年（1172年）《孟子精义》以二程理学为纲领确立起朱熹注《孟子》的义理框架；淳熙四年（1177年）《孟子集注》初成，是朱熹孟子学的集大成之作；淳熙四年（1177年）《孟子纲领》《孟子或问》和朱熹弟子编撰的《朱子语类·孟子》是辅翼《孟子集注》之作；绍熙三年（1192年）《孟子要略》以选编的方式总结《孟子》要旨；庆元元年（1195年）《四端说》与《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名异而实同。《论孟精义》于淳熙七年（1180年）改名《论孟要义》，最后改名《论孟集义》，《要义》与《集义》是同书同版，《精义》与《集义》为同书的前后两版。借助这十种孟子学著述，并以此统摄相关文献，能够更深入地研究朱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

关键词：朱熹；孟子学；《孟子集注》；《论孟精义》；文献考证

朱熹（1130—1200）以毕生精力诠释四书，而朱熹孟子学在宋代孟学史的地位举足轻重，故研究其孟子学著述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朱熹诠释四书的整体过程[1]，对朱熹孟子学著述的研究较少[2]，目前尚有探究的空间。朱熹“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3]，论及《孟子》的著述众多，而专论者共有十种，按成书顺序依次为：1160年的《孟子集解》；1172年之前的《读余隐之〈尊孟辨〉》；1171年的《尽心说》；1172年的《孟子精义》；1177年的《孟子集注》《孟子纲领》《孟子或问》；1192年的《孟子要略》；1195年的《四端说》；朱熹过世（1200年）后其弟子所编的《朱子语类·孟子》。这十种著述集中反映出朱熹孟子学的形成过程。总言之，《孟子集注》的筹备、成书与反复修订贯穿于朱熹注《孟子》的始终，乃朱熹孟子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余九种著述则呈现出朱熹孟子学在不同时期的特点。然而，《读余隐之〈尊孟辨〉》《四端说》成书的文献依据、《孟子集解》与《集注》《精义》的联系、不同著述间的内在义理关联等问题都有可推进的空间。此外，《论语精义》《孟子精义》合称《论孟精义》，于1180年改名《论孟要义》，最后改名《论孟集义》，其易名问题素有争议，仍有值得探讨之处。本文基于已有研究，以时间为线索逐一考辨朱熹十种孟子学著述，从而揭示其成书过程与内在联系。

一、1160年的《孟子集解》

绍兴三十年（1160年），《孟子集解》初稿完成。此书是朱熹注解《孟子》的第一部著作，虽已亡佚，但从朱熹的书信中尚可略窥一二。朱熹认为初稿“尚多所疑，无人商确”[4]。直至乾道二年（1166年），朱熹仍称《孟子集解》“句句是病，不堪拈出”[5]。

于是，乾道二年至乾道三年（1166—1167年），朱熹主要与何镐（1128—1175）、张栻（1133—1180）、徐元聘等人讨论，并大规模修订《孟子集解》。1166年，朱熹在与何镐的信中提及：

《孟子集解》重蒙颁示，以《遗说》一编见教，伏读喜幸，开豁良多……俟旦夕稍定，当择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复条其未安者尽以请益。钦夫、伯崇前此往还诸说，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验方》者，此书亦可为“古今集解”矣。[6]

朱熹收到何镐推荐的《遗说》，并准备采纳其中的精要之处。张栻、范伯崇的相关论说也将被收录其中。朱熹网罗古今之说，辨析义理，去粗择精，故又称《孟子集解》为“古今集解”，足见其书内容的广博。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再次与他人广泛地讨论《孟子》的重要概念与文本解释，全面修改《孟子集解》[7]。此次修订的主要参与者有张栻、蔡元定（1135—1198）、吕祖谦（1137—1181）、林用中、李伯谏等。朱熹两次修订的时间与其丙戌之悟、己丑之悟相合，表明朱熹对《孟子》的理解与其思想发展紧密关联。

综合考察相关文献可知，《孟子精义》《孟子集注》均由《孟子集解》修改而成。先看《孟子集解》与《孟子精义》的关系。朱熹与蔡元定的书信论及：

伯谏书中说托料理《孟子集解》，今纳去旧本两册，更《拾遗》《外书》《记善录》、龟山、上蔡《录》、游氏《妙旨》《庭闻稿录》《五臣解》（取范、吕二说）各自抄出，每段空一行，未要写经文，且以细书起止写之，俟毕集，却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内诸说只依次序列之，不必重出经文矣。[8]

此次修订涉及，整理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杨时（1053—1135）、谢良佐（1050—1103）、游酢（1053—1123）等人的语录，并按“每章只作一段，章内诸说只依次序列之，不必重出经文”的体例编排。从内容和体例来看，此次修订也是编撰《孟子精义》的前期准备。

再看《孟子集解》与《孟子集注》的关系。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与何镐讨论《孟子集解》修改时提到：

“辟除”之“辟”，乃赵氏本说，与上下文意正相发明，盖与舍车济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释近略稍改，稍详于旧。略云：“惠，谓私恩小利。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为政者，亦有仁心仁闻，而不能扩充以行先王之道云尔。”[9]

“艾”读为“乂”，《说文》云：“芟草也，从丿㇏。”左“丿”右“㇏”，芟草之状，故六书为指事之属。“自艾”“淑艾”，皆有斩绝自新之意。[10]

第一段涉及朱熹对《孟子》8·2[11]的两处注释。首先，朱熹认为“行辟人可也”的“辟”应采纳赵岐（？—201）的注解。赵岐注此句为：“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为也。”[12]《孟子集注》解释为：“辟，辟除也……出行之际，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为过。”[13]二者表述虽异，但意思相同。其次，朱熹改旧注为：“惠，谓私恩小利。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此句仍见于今本《孟子集注》[14]。第二段是解《孟子》9·6“自怨自艾”。《孟子集注》承接此思路，以“乂”训读“艾”，将“艾”解为“斩绝自新之意”[15]。此信另有数条内容亦能在《孟子集注》中找到相似之处。由此可知，《孟子集解》与《孟子集注》前后相承。

综上所述，《孟子集解》既收录诸家之说，又有字训、句解等内容，是《孟子精义》《孟子集注》的源头。从《孟子集解》初稿完成到《孟子精义》成书，朱熹十二年间博采众说，析文辨理，为撰写《孟子集注》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1172年之前的《读余隐之〈尊孟辨〉》

朱熹注解《孟子》必然要面对疑孟派的质疑，而《读余隐之〈尊孟辨〉》是对疑孟派的集中回应。此文以余允文《尊孟辨》为基础，逐条辨析司马光（1019—1086）、李觏（1009—1059）、郑厚（1100—1160）[16]的疑孟之说，共三十九条。《读余隐之〈尊孟辨〉》的成书时间不明，仅能借助两个证据推断其写作时间较早。

第一个证据，朱熹未辨析司马光对孟子（前372—前289）性善论的质疑。朱熹称：“此二章熹未甚晓，恐隐之之辨亦有未明处。”[17]据此可知，朱熹作此文时对《孟子》11·2、11·3尚未有论断。《孟子或问》讨论“生之谓性”时则未见此种疑惑。《孟子或问》卷11载：

告子不知理之为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觉运动者以当之，所谓生者是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论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随其所向，各为一说以与之辩，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独在于此，是以其说虽多，而讫无一定之论也。[18]

朱熹认为，性是仁义礼智，生指知觉运动，而告子论性的误区在于以生为性，混淆二者的差异。以往的论性诸说都未能揭示这一症结，故各执一词，未有定论。同一章，《孟子集注》记载为：“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19]两处记载思想一致，文字略有差别。可见，朱熹在1177年对上述两章思想已有论断。

向前追溯。1162年，李侗（1093—1163）答复朱熹说：“又云：‘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乎禽兽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则不得而与焉。’若如此说，恐有碍……若以为此理唯人独得之，即恐推测体认处未精，于他处便有差也。”[20]此时，朱熹认为天理是人类所独有，其对人物之性的理解还未成熟。1166年，朱熹指出：“人物之性本无不同，而气禀则不能无异耳。”[21]朱熹对人物之性的理解已相当成熟[22]。1172年，朱熹作《记论性答稿后》称：“此篇出于论定之初……中间亦屡有改定处，今不能复易。”[23]同年，《孟子精义》成书。这间接证明，朱熹此时对《孟子》11·2、11·3仍无论断的可能性极低。因此，《读余隐之〈尊孟辨〉》成书时间应早于乾道八年（1172年）。

第二个证据，从行文看，该书或是朱熹为答复余允文而作。《读余隐之〈尊孟辨〉》载：“其纯亦不已如是，愚意谓然，不审隐之以为如何。”[24]“降《黍离》、作《春秋》，不知果有继周之意否，此一节更望见教也。”[25]两句话都在询问余允文的意见。那么，朱熹与余允文是否有交流的可能性？

余允文于隆兴元年[26]（1163年）作《尊孟辨原序》，乾道八年[27]（1172年）作《尊孟续辨原序》。《尊孟续辨原序》称：“余作《尊孟辨》岀以示诸友。或曰：‘温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郑之说不根，奚足辨哉？’”[28]余允文写成《尊孟辨》后曾出示于友人，并收到了答复。1176年，朱熹在《刘共甫》一信中提到：“余隐之事，前日已尝具禀……唯是隐之父子不解事，来此干预宋家产业，出言不逊。”[29]朱熹与余允文同在福建且相识，有交流的可能性。

1180年，朱熹向廖德明提及：“余隐之所刊，闻之已久，亦未之见。此等文字不成器，将来亦自消灭，不能管得也。”[30]有论者据此指出，朱熹当时尚未见到《尊孟辨》[31]。细考其文，如果此信确实指《尊孟辨》，那么朱熹未见余允文之书，为何称“此等文字不成器，将来亦自消灭”。朱熹既有评论，应是已见其文，而未见刊刻之书。此外，这段话也可能指1172年成书的《尊孟续辨》。综上，从时间、地域、以及人物关系看，朱熹都有可能在余允文完成《尊孟辨》后与其讨论，并作《读余隐之〈尊孟辨〉》。

在内容上，疑孟派的观点可归结为三类：一是孟子的言行不符合孔子与六经；二是孟子不尊周王室劝说诸侯称王；三是孟子性善论脱离现实。三者的逻辑在于，孟子的思想、言行违背孔子和六经，故孟子未继承孔子之道。《读余隐之〈尊孟辨〉》反驳的总思路是，孔子与孟子所处时代不同，天命与时势各异，孟子与孔子不合处属于“时措之宜”。《孟子集注》贯彻了这一思路，借二程之口讲到：

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尊周之为义，故《春秋》以尊周为本。至孟子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而生民之涂炭已极。当是时，诸侯能行王道，则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劝齐梁之君也。盖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耳。[32]

《读余隐之〈尊孟辨〉》树立起为孟子辩护的基本思路，并把六经与孟子的关系概括为：“《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运舟之人。”[33]由此，朱熹捍卫了孟子接续孔子传道统的地位。

三、1171年的《尽心说》与1172年的《孟子精义》

1170年，朱熹对弟子说：“初解《孟子》时，见自不明。随着前辈说，反不自明，不得其要者多矣。”[34]《孟子集解》初稿完成时，朱熹收集材料虽多，却未得《孟子》要领，经过反复讨论与修改方得其要。于是，《尽心说》与《孟子精义》应运而出。

《尽心说》作于乾道七年（1171年）。这一时期，朱熹还写有《胡子〈知言〉疑义》《明道论性说》《观心说》《记论性答稿后》等重要哲学文章亦与孟子思想相关。然而，唯有《尽心说》专就孟子思想而发，故本文仅取此文为朱熹孟子学著述。1170年，朱熹表示：“《孟子》理会得一两条义理颇分明，如《尽心》之说，旧来不曾下语，觉得诸说无纲领。”[35]同年，朱熹与张栻讨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则知天矣”（《孟子》13·1）时指出：

心体廓然，初无限量，惟其梏于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尽。人能克己之私，以穷天理，至于一旦脱然，私意剥落，则廓然之体无复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远近精粗，随所扩充，无不通达。性之所以为性、天之所以为天，盖不离此而一以贯之，无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谓“天下归仁”者，正此意也。[36]

朱熹确立起解释“尽心”的三个关键点：性与天贯通为一，本心廓然无限量，由穷理而体认天理。性与天贯通为一是朱熹对程颐“性即理”思想的继承。其它两点也与二程密切相关。

《尽心说》载：

盖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体，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则人之所以主于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无外，而性禀其全，故人之本心，其体廓然，亦无限量，惟其梏于形器之私，滞于闻见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尽。人能即事即物，穷究其理，至于一日会贯通彻而无所遗焉，则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体，而吾之所以为性与天之所以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贯之矣。[37]

《尽心说》进一步阐明天、理、性、心的关系，行文表达更严谨。因此，《尽心说》是以答张栻的书信为基础修改而成，应作于1171年。

《孟子集注》直承《尽心说》的思路。《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载：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38]

历经修改，《孟子集注》语言之洗练、思想之圆融又胜于《尽心说》。文字思想变化的诸多细节在此不展开，仅从两处来看二者的异同。其一，两文都强调天、理、性本贯通为一。《尽心说》按天、性、心逐一解说。《孟子集注》则依心、性、天顺序注释。差异是文体不同所致。《尽心说》意在说理，故由天到心，再从穷理复归于本心与天理，次第分明。《孟子集注》旨在解经，故遵循原文尽心、知性、知天的顺序，依经而注。其二，《尽心说》只言穷理，未及《大学》。《孟子集注》既言穷理，又以尽心、知性配致知、格物，更重视贯通《孟子》与《大学》。相同是思想的一以贯之。相异是朱熹后来注重会通四书的体现。

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将《论语要义》《孟子集解》修订后合编为《论孟精义》（下文简称：《精义》），并作《论孟精义序》[39]阐明编撰之意。其中，《孟子精义》共十四卷[40]。《精义》成书后，朱熹又陆续发现一批新材料，经过修订，在淳熙七年（1180年）将《精义》改名为《论孟要义》，并刊刻于豫章。考虑到前后修订的变化，朱熹作《书语孟要义序后》说明：“后细考之程、张诸先生说尚或时有所遗脱。既加补塞，又得毗陵周氏说四篇有半于建阳陈焞明仲，复以附于本章。”[41]据此可知，《论孟要义》是对《精义》的修正与补充，乃《精义》的修订版。最终，朱熹将《论孟要义》改名为《论孟集义》[42]。

《精义》以二程语录为主，附以张载（1020—1077）、范祖禹（1041—1098）、吕希哲（1036—1114）、吕大临（1042—1090）、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1071—1142）共十一家之说，阐发《论语》《孟子》的义理。《论孟精义序》强调二程继承孟子传道统，并点明创作《精义》的目的是“明圣传之统，成众说之长，折流俗之谬”[43]。《孟子集解》收录材料广泛，未明确以二程为主。《孟子精义》则以二程思想为纲领，明确二程传道统的地位。这是朱熹注《孟子》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论孟集注》成书多年后，朱熹仍强调《精义》的重要性：“今读《语》《孟》，不可便道《精义》都不是，都废了。须借它做阶梯去寻求，将来自见道理。”[44]至于《集注》与《精义》的关系，朱熹称：“《集注》乃《集义》之精髓。”[45]具体而言：

若先看《集义》，恐未易分别得，又费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这事难说。不奈何，且须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义》。《集义》多有好处，某却不编出者，这处却好商量，却好子细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须是看得《集义》，方始无疑。[46]

《语孟精义》皆诸先生讲论，其间多异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47]

朱熹认为《精义》所收语录的思想复杂，义理难辨，较《集注》更难理解。故而，学者须先读《集注》，再辨别《精义》众说的得失，所见道理才能透彻无疑。《集注》成书多年后，《精义》仍受朱熹重视，是研究朱熹孟子学的重要文献。

《尽心说》通过辨析核心概念，厘清了注解《孟子》的关键一环。《孟子精义》以二程思想为中心，全面阐发《孟子》义理。一文一书勾勒出朱熹注《孟子》的义理框架，为《孟子集注》的登场做好理论准备。

四、1177年的《孟子集注》初成与《孟子纲领》《孟子或问》

淳熙四年（1177年），《孟子集注》初成，共十四卷，是朱熹孟子学的集大成之作。1175年，朱熹向张栻提到，《中庸章句》《大学章句》已修改一遍，《论语》暂未完稿，“《孟子》则方欲为之，而日力未及也”[48]。四书之中《孟子集注》最后完成。

《孟子集注》成书后，朱熹将其与《论语集注》合并，反复修改并多次刊刻。其中主要有四次。第一次，1184年，詹仪之（1123—1189）在未告知朱熹的情况下，于德庆刊刻朱熹的多种著作，《孟子集注》便在其中，即德庆本。第二次，1186年，朱熹修改四书后，由詹仪之刻于桂林，即静江本。朱熹在信中提及：“病中整顿得《中庸》《孟子》，颇胜于前。”[49]静江本较德庆本已有不小改动。第三次，1186年前后，赵汝愚（1140—1196）刻《语孟集注》于成都，即成都本。魏了翁（1178—1237）《朱氏语孟集注序》提到一个版本为“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刊”[50]。赵汝愚任职成都的时间为1186年至1188年[51]。成都本与静江本刊刻时间相近，其内容应当相同。第四次，1192年，朱熹刻《论孟集注》于南康，即南康本。四年后，朱熹称：“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读之，尚有合改定处，未及下手。”[52]朱熹去世后，其门人辅广将朱熹晚年所授的《论孟集注》赠予魏了翁，此书“较以闽、浙间书肆所刊则十已易其二、三。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刊则十易六、七矣”[53]。足见朱熹在静江本、成都本之后又有大幅修改。经过近二十年的修改，朱熹最终称：“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54]

《孟子集注》既注释音读、训诂文字、考辨制度名物，又引诸家之说、或附己见，以阐发经文思想，义理与考据并举。1172年的《语孟精义序》已提出：“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55]1176年，朱熹批评张栻《孟子说》不解文意，仅以个人思想解经文，而注文“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56]。朱熹反对当时轻视汉儒考据的风气，强调注文的体例应遵循由训诂到义理的顺序，层层递进。

《孟子集注》征引广泛，共三百余条，涉及四十余家[57]。考据方面，朱熹注明征引赵岐处有37条，数量仅次于二程，并且有多处未称赵岐之名而采纳其注。义理方面，朱熹引二程语录85条，并尊二程为“程子”。二程语录不仅数量最多，还涉及孟子思想的各个方面。除孟子外，二程无疑是《孟子集注》中最重要的角色。二程及其门人语录约占《孟子集注》引文的三分之二。《孟子集注》以二程理学为主导，大量吸收赵岐《孟子章句》的考据成果，成为一代经典。

《论孟集注》成书代表着朱熹解经的一大转折。朱熹曾言：“程先生经解，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58]钱穆（1895—1990）就此点出其中深意：

“理在解语内”，是解者自说己理，乃解者之自有发明。此可谓之是理学。“理在经文内”，此非解者自持己理，特玩味经文而有得，为之发明其辞，理皆经文之理，非解者自持之理，此可谓之是经学。顾亭林曾云：“经学即理学也，舍经学安有所谓理学哉？”此其渊源，实亦朱子先发。故朱子之《论孟集注》，实乃朱子当时从程门理学转入《语》《孟》经学一大转手也。[59]

钱穆认为，“理在解语内”与“理在经文内”分别代表理学、经学的解经原则，而《论孟集注》标志着朱熹由二程理学转向《语》《孟》经学。《孟子精义》以二程为圭臬解《孟子》。《孟子集注》的主要理论背景仍是二程理学，但注释的重心已转向《孟子》经文。“理在经文内”意味着，朱熹须将理学与经文熔铸为一。《孟子集注》之所以是集大成之作，并促使《孟子》由子入经，在后世被悬为功令，皆与“理在经文内”的解经原则息息相关。

《孟子集注》初成后又经过长期修改。其间，朱熹围绕《孟子集注》留下《孟子纲领》《孟子或问》《朱子语类·孟子》等三种著述，起到辅翼《孟子集注》之用。

淳熙四年（1177年），《孟子纲领》完成。《孟子或问》记载：“谢氏充扩得去者得之，然其犹在贯通之后乎！其以心专为发用，则吾于《纲领》之篇已辨之矣。”[60]“《纲领》之篇已辨之”指《孟子纲领》辨析谢良佐语录，阐发心统性情一段。因此，《孟子纲领》先于《孟子或问》完成。此文篇幅短小，旨在阐述《孟子集注·孟子序说》对《孟子精义·孟子精义纲领》的取舍之意。例如，《孟子纲领》记载：“或问：‘《纲领》诸说，孰为要？’曰：‘程子之言之要，皆已见于《序说》矣。其以藐大人，圣夷、惠，为非孟子语，则恐其未必然也。’”[61]此处取舍亦是朱熹与二程解经之异。

淳熙四年（1177年），《孟子或问》成书，共14卷。由于《论孟或问》提到《集注》，故《或问》成书应略晚于《集注》。朱熹称：“某数日整顿得《四书》颇就绪，皆为集注，其余议论，别为《或问》一篇。”[62]李方子（1169—1226）《紫阳年谱》载：“先生既编次《语孟集义》，又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为《或问》。”[63]《或问》以问答的形式说明《集注》对《精义》的取舍之意。朱熹晚年说：“《论孟集注》后来改定处多，遂与《或问》不甚相应，又无功夫修得《或问》，故不曾传出……不可恃此未定之书，便以为是也。”[64]随着朱熹思想精进，《集注》已有较大改动，《或问》却始终无暇修改，保持旧貌，导致二者相差甚多。不过，《孟子或问》毕竟为朱熹亲撰，能反映朱熹当时的所思所想，有助于研究其孟子学的演变过程。

如何看待《孟子集注》与《孟子纲领》《孟子或问》《朱子语类·孟子》的关系，可借鉴四库馆臣之言：“其与《集注》合者，可晓然于折衷众说之由。其与《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当日原多未定之论。未可于《语录》《文集》偶摘数语，即为不刊之典矣。”[65]三种著述实为辅翼《孟子集注》之作，借助它们方能深入朱熹孟子学的种种曲折。

五、1192年的《孟子要略》、1195年的《四端说》及《朱子语类·孟子》

朱熹回忆早年读《孟子》的体悟说：“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只恁地熟读，自见得意思。”[66]朱熹早年晓悟《孟子》的脉络相贯，中年作《孟子精义》《孟子集注》逐章注释，晚年又撰《孟子要略》（以下简称《要略》）总结《孟子》要旨。

绍熙三年（1192年），《要略》成书[67]，又名《孟子指要》《孟子要指》《孟子要旨》，共五卷，今已亡佚。金履祥（1232—1303）《孟子集注考证》载有《孟子》章节在《要略》中的位置，故尚能见《要略》章节的编排顺序。后世学者据金履祥之书辑出《要略》，主要有两种：其一为刘传瑩（1818—1848）辑，曾国藩（1811—1872）疏解[68]；其二为束景南辑，收于《朱子全书》第26册《朱子遗集》[69]。曾国藩统计《要略》共85章，较《孟子》260章缺175章[70]。《要略》的记载较少，《朱子语类》卷105《朱子二·论自注书·孟子要指》仅有五条语录[71]。1197年，朱熹仍在修改《要略》并担心“不合颠倒却圣贤成书”[72]。

真德秀（1178—1235）《孟子要略序》把全书节目概括为：性善、仁义、论心、孝悌、义利、王道、道统[73]，七个节目呼应《孟子》七篇。曾国藩总结《要略》五卷的主题为：卷一论人性本善与复性工夫；卷二论孝悌之道；卷三论义利之辨；卷四论王霸之辨与治道之要；卷五论古代圣贤与为学之要[74]。真德秀称：“先生之于《孟子》，发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编。”[75]《要略》是朱熹依其所理解的《孟子》脉络，挑选、重排章节而撰成。故章节的编排顺序体现了朱熹孟子学的脉络相贯。《孟子集注》逐章逐句注解，全面完备。《要略》重编章节，篇幅简短，思想精练，乃《孟子集注》的精简版。基于简明扼要的原则，文意明晓或难懂的章节都未选入[76]。正因其精简，《要略》相较完备的《孟子集注》更能突显朱熹孟子学的特点。

庆元元年（1195年），《四端说》完成。《四端说》不见于朱熹《文集》。陈埴《木钟集》卷2《孟子》[77]收有此文。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5《仁义礼智信》[78]和《四书集编·孟子集编》[79]均载有《四端说》。《朱子全书》第26册《朱子遗集》所收《四端说》源于《孟子集编》[80]。杨海文详细考证陈埴《四端说》后指出：“陈埴的《四端说》与朱熹的《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实则异名而同实。”[81]《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又依据《玉山讲义》而作。朱熹于甲寅（1194年）冬在玉山讲学，故《四端说》应在1195年或稍晚完成。此节将重点考察《四端说》（下文若无说明，则指《朱子全书》所收《四端说》）与《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的关系。

相较《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四端说》改动约百字。其中显著处有两段，其余多数为字词的调整：

盖由其（中间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遇随感而应，所以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82]

凡物必有本根，[而后有枝叶；见其枝叶，则知有本根。]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的之发最可验。[83]

两段文字也与《木钟集》《西山读书记》相关。（……）内仅为《四端说》所无。除此之外，《西山读书记》与《四端说》所载内容基本一致。[……]内仅为《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所无。换言之，《木钟集》与《西山读书记》对上述两段的记载相同。

《木钟集》有段文字异于其他三个版本（[……]内仅为《木钟集》所有）：

如赤子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形；[如蹴尔嘑尔之事感，则义之理便应，而羞恶之心形；]如过朝廷过宗庙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形[；如妍丑美恶之事感，而智之理便应，而是非之心形]。[84]

陈埴所录文字补入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依据孟子四端之说，这一改动似乎更为完整。实则，朱熹特别提出恻隐之心、恭敬之心有其思想渊源。《朱子语类》卷6载：“仁礼属阳，义智属阴……舒畅发达，便是那刚底意思；收敛藏缩，便是那阴底意思。”[85]四端仅言恻隐之心与恭敬之心，意在突显仁、礼属阳，有舒畅发达的特点。

陈埴与真德秀所录的《四端说》均源自朱熹，但在末段对“终始”与“始终”的用法却各不相同：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8《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86]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终万物而始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终始万物之象也。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或终而或始。（《木钟集》卷2《孟子·四端说》）[87]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始终之义焉……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也。故仁义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终成始。（《朱子遗集》卷4《四端说》）[88]

杨海文指出，“始终”是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10·1）的意义上使用，按朱熹的用法“如果仁、智并提，则为‘终始’”[89]。据此，陈埴、真德秀所记《四端说》在此段似乎均有瑕疵。

综上，《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与陈埴、真德秀所记《四端说》的文字差异属于修辞之别，思想实则相同。因此，《四端说》应是朱熹据《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修改而成。尽管此文在朱熹弟子的流传之中产生诸多细节差异，却不妨碍其义理之精妙。

真德秀评价《四端说》称：“朱子四端之说，盖先儒所未发。”[90]钱穆剖析《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说：

本书可分上下两截。自“孟子之言性善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以上为前一截，专就孟子言四端发挥性善之义。自“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以下为下一截，乃根据《周易》与濂溪《太极图说》发挥人之心性与天地大化之体之合一。伊川“性即理”之说，如是阐释，始为涵括明尽。[91]

《四端说》融合各家思想，以孟子性善、四端为切入点，条理分明。此文义理高妙、文字简练，充分体现出朱熹晚年的孟子学思想。

束景南推测《四端说》原载于《要略》[92]。《四端说》与《要略》在思想上确实高度契合。《四端说》前半部分由性善讲四端，再由四端见人性之善；后半部分从仁义“是一个对立底关键”说四端，结合阴阳四时揭示天地万化无穷之理。这与《要略》前三个节目，性善、仁义、论心相对应。即使《四端说》不载于《要略》，读此文亦可一窥朱熹孟子学的脉络相贯之处。

朱熹过世后，其门人将所记语录汇编成《朱子语类》。《语类》诸多内容论及《孟子》，其中第五十一卷至第六十一卷依《孟子》章节顺序专载朱熹论《孟子》语录，即《朱子语类·孟子》。这一部分文字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是研究朱熹孟子学的重要文献。

《朱子语类·孟子》存在着缺章和详略差异大的情况。《孟子集注》共260章，《朱子语类·孟子》为151章，缺109章，且部分章节仅录1条。因而，此书无法反映朱熹孟子学的全貌。李性传指出：“《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为助。”[93]一方面,《语类》为门人所记，难免与朱熹思想有所出入，故不可轻易视之为朱熹的定论；另一方面，朱熹与弟子的问答从不同角度揭示朱熹的运思与思想变化，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六、附论《论孟精义》之易名问题

《论孟精义》与《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下文简称：《要义》《集义》）之间的关系素有争议，探究这一问题既是文献研究的需要，也能深入体会朱熹注《论语》《孟子》的心路历程。争议可分为四种观点。第一种，王应麟（1223—1296）、戴铣（1464—1506）、李默（1494—1556）认为，此书先名《要义》，后名《精义》，再名《集义》[94]。第二种，王懋竑（1668—1741）、钱穆指出，《精义》在先，后改为《要义》，最后定名《集义》[95]。第三种，四库馆臣、束景南主张，先为《论语要义》，后改为《精义》，又改为《要义》，再改为《集义》[96]。第四种，许家星提出，《精义》与《集义》同书异名，后定名为《要义》[97]。四种观点各有文献依据，自成一说，未有定论。其中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精义》与《要义》的关系，二是《集义》与《精义》《要义》的关系。该问题因文献不足征，难以形成定解，但从现有文献出发仍有研究的空间。

三个名称中，《精义》和《要义》的命名时间有具体文献作依据，前文已论，此不赘述。《书语孟要义序后》曰：“更定其故号‘精义’者曰‘要义’云。”[98]这说明《精义》先于《要义》，并且朱熹此时尚未以《集义》正式命名《精义》。此条文献也是反驳《要义》先于《精义》的关键证据。王懋竑指出，以《要义》在《精义》前的观点是将《论语要义》与《论孟要义》混淆所致[99]。后世学者基本接受此观点，但在《论语要义》与《精义》的关系上存在分歧。

四库馆臣以《论语要义》为《精义》的开端[100]。束景南指出，《论语要义》与《精义》“若是两部书，朱熹断不会自将两部书取同名相混”[101]。尽管《论语精义》由《论语要义》修改而来，但是《精义》包括《论语精义》《孟子精义》两种书，且《论孟精义序》阐明了编书的体例与用意，却未论及与其他著作关系，故不宜将《论语要义》与《精义》视作同书。

《集义》与《精义》《要义》的关系最难确定，原因在于文献不足征。因此，《集义》一名的辨析既要立足于朱熹的文字，也要援引同时代的文献。《论孟集义序》的标题下注有一行小字：“初曰《精义》，后改名《集义》。”[102]故《集义》的正式命名在《精义》之后。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集义》与《要义》究竟何者为定名。

首先，朱熹常将《精义》《集义》互用。1183年，《答潘谦之》载：“看《论语》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义》《或问》不必句句理会。”[103]1191年，《答王近思》称：“更检《精义》中二程先生及谢、侯二说熟看。”[104]考之《语类》，朱熹同样将二者混用，如以下四例。“此语似禅，某不敢编入《精义》。”[105]“丙午四月五日见先生……先生说：‘《语孟精义》皆诸先生讲论。’”[106]“《集注》乃《集义》之精髓。”[107]“须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义》。”[108]以上语录均记于1183年之后。综上，《精义》更名为《要义》后，朱熹仍沿用《精义》一名，且朱熹与弟子皆视《精义》《集义》为一书。

其次，相关著录与朱熹后学都记载为《精义》或《集义》，而未提及《要义》。尤袤（1127—1193）《遂初堂书目》记为《论孟集义》[109]。陈振孙（1179—1261）《直斋书录解题》记作《语孟集义》[110]。赵希弁《郡斋读书志·读书附志》录为《论语精义》《孟子精义》[111]。《宋史·艺文志》记录有《论语精义》《论语集义》《孟子集义》[112]。黄榦为朱熹所作的《行状》记为《语孟集义》[113]。《语类》载：“近看《论语精义》，不知读之当有何法……（人杰。《集义》）”[114]括号内为《语类》编者所标注。纵观全书，《语类》编者用《集义》统一标注有关《集义》《精义》的内容。真德秀《论语详说后序》称：“《论语》一书，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终其身者也。其始有《要义》焉，其次有《集义》焉，又其次则有《详说》，而以《集注》终焉。”[115]“始有《要义》”指《论语要义》，“其次有《集义》”为《论语集义》。《四书集编》征引时亦称为《集义》。各年谱也均以《集义》为定名。这不禁令人费解，朱熹将《精义》改名为《要义》，但为何相关著录乃至朱熹及其后学却罕言之。

《直斋书录解题》在《语孟集义》条目下注曰：“集二程、张氏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周孚先凡十二家，初名‘精义’，后刻于豫章郡学，始名‘集义’。”[116]此段略有瑕疵的记载是破解问题的关键。这段仅列举十一家，却称“十二家”，相较《论孟精义序》缺“尹焞”，而多“周孚先”。由于《精义》成书时已有尹焞，故《直斋书录解题》的缺漏或为一时疏忽所致。如果算上缺漏的“尹焞”正好十二家。“周孚先”正是《书语孟要义序后》中的“毗陵周氏”，而其四篇半《论语说》是《要义》刊刻于豫章时主要增补的内容。因此，陈振孙著录之书当是1180年修订后的版本。关键在于，陈振孙提到《精义》“后刻于豫章郡学，始名‘集义’”。朱熹曾准备刻《要义》于豫章，此处却说《集义》一名始于豫章刻本。其中缘由难以辨明，至少可以确定，陈振孙了解到的信息是，《集义》的正式命名始于豫章刻本。

最后，再看朱熹的文字。除《书语孟要义序后》外，《文集》《语类》几乎未提过《要义》。《孟子或问》两次提到《集义》。“尹氏推说尧、舜孝弟之意亦佳，而《集义》未之载也。”[117]“予窃深有疑于其言，故不敢以列于《集义》之书。”[118]可见朱熹在1177年时已使用《集义》一名。然而，《集义》仅出现于《孟子或问》，而《论语或问》只称《精义》，未见《集义》。面对这一差异，较为稳妥的解释是，朱熹撰写《语孟或问》时已使用《集义》一名，但尚未将《精义》正式更名为《集义》。

《文集》《语类》提到《集义》处基本在1180年后。结合陈振孙的记载，可以推断朱熹最终将《精义》定名为《集义》。至于朱熹及其弟子罕言《要义》，原因可能是《要义》之名的使用时间较短，甚至朱熹有可能在豫章本正式刊刻前便更名为《集义》。总之，《精义》是最初之名，后更名为《要义》，最终改为《集义》。《要义》与《集义》是同书同版，《精义》与《集义》为同书的前后两版。

钱穆从朱熹的心路历程出发，精妙地剖析了《论孟精义》易名一事：

朱子先为《论孟精义》，只是把二程语及其他横渠以下九家之说依次附于《论》《孟》各章之次，而名之曰《精义》，则若《论孟精义》即已在此。此其先后易位，轻重倒置，而宋代理学家一种高自位置之心，亦从而见。其后朱子又将《精义》改名《要义》，又改名《集义》，每改一名，其平实谦抑之意益见。然要之仍是以宋儒义说孔孟，非就孔孟说孔孟也。故乃继之以《集注》。[119]

《论孟精义》的每一次易名都展示出朱熹愈加平实谦抑的态度，也反映出朱熹由以二程理学解孔孟，转向以孔孟解孔孟的过程。《集注》的成书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

总论朱熹孟子学的十种著述，《孟子集注》为集大成者；《孟子集解》《读余隐之〈尊孟辨〉》是朱熹解《孟子》的准备阶段，部分重要章节的解释尚未确定；《尽心说》《孟子精义》《孟子或问》《孟子纲领》共同构成朱熹解《孟子》的成熟阶段，基本的义理框架已经完成建构；《孟子要略》《四端说》则为完善阶段的作品，朱熹对义理与文本的把握不断精进醇熟；《朱子语类·孟子》记载的语录涉及章节较多，时间跨度大，多数语录属于完善阶段。除本文所论十种著述外，朱熹尚有诸多论及孟子的重要文献[120]。例如，朱熹早年作有《仁术》《闻善决江河》两首理学诗；《〈知言〉疑义》《仁说》《明道论性说》《观心说》等文亦涉及朱熹孟子学的重要思想；朱熹与师友门人论及孟子的往来信件等等，各种文献纷繁复杂，难以一网而尽。借助朱熹十种孟子学著述，并以此统摄相关文献，能够更深入地研究朱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

注释

[1]例如：钱穆：《朱子之四书学》，《朱子新学案》第4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242页；周春健：《宋元明清四书学编年》，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54—105页；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82—389页；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修订本），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37—248页；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5—53页。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版）和束景南《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增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对朱熹四书学著述以及相关文献有详细地考订。

[2]参见王建军《朱熹孟学研究》（2019年扬州大学博士论文）。

[3][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7页。

[4][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9页。本文书信年代考证主要参考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如另有参考则单独注明。

[5]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2册，第1802页。

[6][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2册，第1805页。

[7]“《孟子解》此亦见从头看起。”[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第4942页。此信作于1170年，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第443页。

[8]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第4696页。此信作于1171年前后，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增订版），第254页。

[9]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2册，第1811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10]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2册，第1813页。

[11]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为据。

[12][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87页。

[13][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95页。

[14]参见[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294页。

[15][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314页。

[16]生平考，参见段莉萍：《宋代学者郑厚及其真诗论考》，《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31页。

[17][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3517页。

[18][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979—980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19][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332页。

[20][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3册，第332页。

[21][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2册，第1758页。

[22]相关研究，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26页。

[23][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3635—3636页。

[24][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3538页。

[25][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3546页。

[26][宋]余隐之：《尊孟辨（别录、续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9页上栏。

[27][宋]余隐之：《尊孟辨（别录、续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第550页上栏。

[28][宋]余隐之：《尊孟辨（别录、续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第549页下栏。

[29][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第4899页。

[30][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2册，第2087—2088页。

[31]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第1085页。

[32][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205页。

[33][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3543页。

[34][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册，第439页。

[35][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第4683页。

[36]参见[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1册，第1397—1398页。

[37][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第3273页。

[38][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356页。

[39]此序名为《语孟集义序》，原文有小字注曰：“初曰《精义》，后改名《集义》”。此《序》作于“乾道壬辰”（1172年），且文中称书名为《论孟精义》，故知此《序》即《论孟精义序》。参见[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3630—3631页。

[40]有论者指出，通行本《论孟精义》既非壬辰（1172年）本，亦非足本。参见林乐昌：《张载佚书〈孟子说〉辑考》，《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第119页；[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点校说明》，《朱子全书》（修订本）第7册，第2页；许家星：《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1期，第13—14页；又见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51—53页。

[41][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3849页。

[42]《论孟精义》经多次修订、改名，过程关系复杂，详见下文。

[43][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7册，第12页。

[44][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册，第442页。

[45][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册，第439页。

[46][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册，第439页。

[47][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7册，第2764页。

[48][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1册，第1349—1350页。

[49][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1册，第1200页。

[50][宋]魏了翁：《鹤山集》卷5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596页上栏。

[51]吴廷燮撰，张忱石点校：《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5页。

[52][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第3064—3065页。

[53][宋]魏了翁：《鹤山集》卷5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596页上栏。

[54][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册，第437页。

[55][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3631页。

[56][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1册，第1352页。

[57]学者的统计各有差异，究其原因是引文繁杂，统计标准不同。陈铁凡统计为319条、36家。参见陈铁凡：《〈四书章句集注〉考源》，《论孟论文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0、67页。申淑华统计为333条、47家。参见申淑华：《〈四书章句集注〉引文考证》，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597—600页。本文中赵岐、二程引文的数量为笔者统计。

[58][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册，第438页。

[59]钱穆：《朱子新学案》第4册，第206页。

[60][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996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61][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3584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62][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第4680页。

[63][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3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6册，第122页下栏。

[64][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第2988页。

[65][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页中栏。

[66][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7册，第2630页。

[67][清]王懋竑撰、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23、388页。

[68]参见[宋]朱熹撰，[清]刘传瑩辑，[清]曾国藩按：《孟子要略》，《续修四库全书》第1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599页；[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修订本）第14册，岳麓书社2012年第2版，第576—607页。

[69]参见[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6册，第65—98页。

[70]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修订本）第14册，第580—583页。

[71]参见[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7册，第2630—2632页。

[72][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2册，第2157页。

[73][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2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450页下栏—451页上栏。

[74]参见[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修订本）第14册，第583、590、593、598、602页。

[75][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2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450页下栏。

[76][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7册，第2632页。

[77][宋]陈埴：《木钟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第621上栏—622页下栏。

[78][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5册，第150上栏—151页下栏。

[79]参见[宋]真德秀撰，陈静点校：《四书集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15—617页。

[80]参见[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6册，第705—707页。

[81]杨海文：《朱熹答陈埴书小考》，《中华读书报》2013年11月6日，第15版《国学》。

[82][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6册，第706页。

[83][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6册，第706页

[84][宋]陈埴：《木钟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第621页下栏。

[85][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1册，第106页。

[86][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第2780页。

[87][宋]陈埴：《木钟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第622页下栏。

[88][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6册，第707页。

[89]杨海文：《朱熹答陈埴书小考》，《中华读书报》，第15版《国学》。

[90][宋]真德秀撰，陈静点校：《四书集编》，第619页。

[91]钱穆：《朱子新学案》第2册，第31页。

[92][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6册，第707页。

[93][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朱子语类》第1册，第3—4页。

[94]参见[宋]王应麟：《玉海》卷4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第143页上栏—下栏；[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7册，第37、118页。

[95] [清]王懋竑撰、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第51、322页；钱穆：《朱子新学案》第4册，第196页。

[96]参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294页中栏—下栏；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1446页。

[97]许家星：《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第52页。

[98][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3849页。

[99][清]王懋竑撰、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第322页。

[100]参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294页中栏。

[101]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第459页。

[102][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3630页。

[103][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第2590页。

[104][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2册，第1764页。

[105][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册，第1269页。此条为癸丑（1193年）以后所闻。

[106][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7册，第2764页。此条为丙午（1186年）所闻。

[107][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册，第439页。此条为己酉（1189年）以后所闻。

[108][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册，第439页。此条为辛亥（1191年）以后所闻。

[109][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443页上栏。

[110][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页。

[111][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8页。

[112][元]脱脱等撰：《宋史》第1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68、5069、5175页。

[113][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7册，第564页。

[114][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册，第440页。

[115][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2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450页上栏。

[116][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第77页。

[117][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991页。

[118][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第1005页。

[119]钱穆：《朱子新学案》第4册，第206页。

[120]辛亚民主编的《宋代孟学史文献集成》整理、收集有朱熹论及孟子的单篇文章。参见辛亚民主编：《宋代孟学史文献集成》第22—25册，郑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作者：郭矩铭，中山大学哲学博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朱子学、四书学研究。在《广西大学学报》《朱子学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原载：《国际儒学论丛（第18辑）》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