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集中反映了中国哲学注重实际的基本立场，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求真务实的思想旨趣。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肯定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作用。深刻领悟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于引导人们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思想方法，进而改造客观世界、推动工作开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对中国哲学精神的高度提炼。“实事求是”最早见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景十三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用来赞誉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严谨治学态度。“知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命题，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整合前代知行观，主张知与行本为一体，提出“知行合一”学说。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植根中华文明沃土，共同体现中华民族崇实务实的哲学传统。

  回溯中华文明史，早在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就产生了崇实务实的思想倾向。殷商覆灭的教训，使周人深刻认识到“惟命不于常”，殷商人对至上神——“上帝”的信仰并不能阻止商周易代，统治者的德行才是天命发生迁移的最终依据，由此周人逐渐将关注重心转向现实世界。《尚书·泰誓》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强调天意与民意的关联性。周人虽然在形式上继续保留了天的意志，但在内容上却视天意的主要表现为现实社会中的民意。在这种认识下，天退隐于人后，人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西周远神近人的思想取向，成为此后中国注重实际、求真务实哲学传统的重要源头。

  春秋末期至战国，诸侯崛起、百家争鸣，崇实务实传统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得到体现。儒家立足现实社会，追求推己及人、兼济天下。《论语》提出“敬鬼神而远之”，认为人们“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表现出重人事、远鬼神、贵现世的鲜明立场。《中庸》提出“道不远人”，强调道不应离开人的日用常行。《易传》提出“人道”概念，认为“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要立足人的现实，以德行树立人道。墨家强调“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提出“节用”、“节葬”、“非乐”，注重民生实利、务实节俭。法家更是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商君书》指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韩非子》指出“明主举实事，去无用”，“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主张以变法强国为目标，弃空谈、尚实功、重法治，奖掖农耕军功。受这一时期诸子百家重视社会现实的思潮影响，各诸侯国普遍强调以人事为本，追求富国强兵。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实事求是”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景十三王传》，其中提到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则由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发扬光大，是对中国思想史上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左图为宋刻本《汉书》，右图为清光绪铅印本《阳明先生集要》。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秦汉隋唐时期，大一统国家建立并巩固发展，崇实务实传统与国家治理实践紧密结合。汉初强调因时制宜、务实施政，尤其重视总结吸取秦亡教训，推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减轻苛法等政策。随着国力复苏，进而提倡仁政。地方官吏以劝农、救灾、平盗贼、理赋税为重，民生安定、社会有序成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反映出汉代重农务实的政风。隋唐时期，开明统治者尤其重视民情。《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身边侍臣所言：“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表现出对民情的体察和对自我欲望的克制。正是由于君臣重视民生疾苦，唐朝才能先后开创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铸就盛世辉煌。

  宋明时期，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和佛老“虚无寂灭之教”的思想冲击，思想家们更加强调崇实务实。其中，程朱陆王的理学思想和陈亮、叶适的事功思想是主要代表。面对佛道两家以“空”、“无”为宗的思想立场，程朱理学将“理”作为世界的本原和依据，指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根实处”、“安顿处”，提出“万理皆实”的实理论。在心性论上，理学家们反对佛教“自性本空”的观点，肯定“吾儒以性为实”、“性是实理”的实性论以及“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实心论。在道德修养上，理学家们主张“在人情、物理、事势上”切实用功，要求人们“在事上磨”，“必践其实而不为空言”，提倡格物致知、经世济民。陈亮、叶适代表的事功学派明确反对“谈性命而辟功利”，主张以变通求事功，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追求义理和功利的统一。

  明清之际，有识之士倡导经世致用，强调学问应服务于现实社会治理，再次掀起崇实务实的社会思潮。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大儒批判理学末流只管讲学、不顾现实的虚浮学风导致明朝覆灭，主张博通经史以救国救民，大倡通经致用之实学。顾炎武批评，“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在这种背景下，乾嘉考据学派上承汉代学风，强调回归经典，反对空疏、重视实证，由训诂而通义理，推动清代学风为之一变。晚清以降，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救亡图存成为时代课题。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针对当时国人不能认识到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必要性的现实，提出“知难行易”，认为确立革命的意识和坚定革命的意志尤为重要，从而将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与近代寻求独立富强的革命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体现了中国哲学重现实、重实际的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实践、学术旨趣、道德修养，构成了中华文明基本的实践立场和价值范式。

  推动塑造了崇实黜虚、讲求实干的政治传统。在历史上，崇实务实的思想理念要求统治者敬鬼远神而关注人事、力戒奢华而崇尚实政。从历史经验看，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治世时期，执政者往往能做到崇本息末、务实戒虚、体恤民情，从而实现政治清明、百姓安康、社会安定；反之，统治阶层越是崇尚浮华、追求享乐、笃信鬼神方术，越易导致政浮于事、吏治涣散、民生凋敝。汉文帝“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供祭服”，以实际行动劝课农桑、培根固本，“躬修俭节，思安百姓”，不尚虚饰、为天下先，使汉初社会稳定、生产发展，奠定了西汉长期稳定的基础；雍正帝以务实精神整顿吏治，对朝廷官员提出“屏弃虚文，敦尚实政”、“实心任事”的要求，整肃吏治、革除积弊，使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国力得以提升。相反，秦朝统治者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民不堪命，最终导致民怨沸腾、起义四起，二世而亡；晚明时期崇尚空谈义理，疏于实务理政，国力日渐损耗，最终走向覆灭。这些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给后世留下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使崇实务实越来越成为治国理政的主流共识。

  促进形成了严谨求实、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实事求是最初就是指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代表着中国学术传统的主流。从先秦到清代，中国学术在整体上都追求严谨求实的治学原则。《论语》有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自认为有能力阐释夏、殷之礼，但杞、宋两国留存的文献匮乏，因而无法佐证核验，体现了讲求实证的治学态度。他教导学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同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王夫之提倡言必称实、言必有征，认为“言天者征于人，言心者征于事，言古者征于今”，理论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清代考据学更是将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宗旨。钱大昕认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阮元表示“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考据学家以辑佚、校勘、文字、声韵、训诂等考据方法，形成重视文献、讲求证据的朴实学风。此外，崇实务实传统还树立了学以致用的经世取向，使中国传统学术充满强烈的现实关怀。

  引领涵育了知行一体、真诚无妄的人格修养。关于人格修养问题，中国哲学主要是在知行框架中加以理解的，也就是说，中国哲学认为一个人的人格修养集中体现在知和行这两个方面，而崇实务实传统则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知行合一、行胜于言的认识，产生了知行一体、真诚无妄的人格理想。中国哲学普遍认为行是知的归宿，认知只有最终落实到行为上才是修养的实现。早在《尚书》中，古人就提出了“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观点，认为与单纯获得知识相比，由知识落实到行为才是艰难的。《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同样将笃行作为治学思辨的落点。宋明理学家们普遍重视知行讨论。王阳明针对“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的流弊，系统提出“知行合一”学说，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强调知与行在本体上不可分割，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必须统一，倡导知行一体的人格境界。知行一体要求人们立身行事必须言行一致，做到真实真诚。一个人只有实践“诚”，做到“真实无妄”，“诚于中，形于外”，才能真实不虚假地实现自己的本性。

三

  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早年的求学经历与“实事求是”这条古训密切相关，他进入的第一个新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办学宗旨就是“然穷变则通，苟非实事以求是，即物而穷理，恐书院究成虚设，何以造就人才”，综合了实事求是的本义和新意。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经典著作中，把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升和科学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就是说，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深入研究、深刻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科学的真理性认识，以此来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了深刻全面的论述，尤其是对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关系作了辩证分析。他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时指出，“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上图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堂，讲堂前檐悬有“实事求是”匾（湖南大学融媒体中心供图）；下图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俯拍图（视觉中国供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总书记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从哲学高度对实事求是的内涵作了系统阐述：“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总书记结合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要求领导干部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到工作全过程，自觉做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表率，“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标识性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彰显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务实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自觉从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中汲取有益营养，坚定实干兴邦的信念，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与务实作风，培养脚踏实地的厚重品格，进一步将这一思想智慧转化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干春松，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