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学是重德重民的治政之学。儒家德治民本的治道思想虽由孔孟厘定其规模，然其思想渊源却可远溯至孔孟所称述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代表的“圣王”时代。作为反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德治思想与实践的治政大典，《尚书》无疑是了解“前孔子时代”儒家德治思想传统滥觞、奠基的最为重要的经典文本。追寻“前孔子时代”儒学发生的历史脉络，重新探查中国文化“哲学突破”的起点，要进入《尚书》所展现的思想世界，在儒学尤其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发生学意义上，对《尚书》的文本价值进行新的定位和重估。《尚书》中的元典精神是儒家德治主义政治哲学最为重要的精神源头。《尚书》德治主义的治政精神，标志着儒家德治思想传统的真正奠基。

关键词：《尚书》；儒家；德治思想；文明起源

中国德治传统以儒家为主要代表。儒学是治政之学，儒家治政之学以重德为主要特质。儒学的核心义理精神就是以道德理想转换现实政治，以实现德治仁政的美好愿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学就是以道德为本位的治政之学，一部中国儒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德治思想形成、发展、丰富和完善的历史。就儒家德治思想的形成而言，其最早出现的时间不是孔孟的春秋战国时代，而是“六经”尤其是《尚书》所记述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所代表的“圣王”时代。作为中国最早的政典，《尚书》记述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的德治思想和实践，而这也正是儒家德治思想传统发端的源头。正是《尚书》所承载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尤其是周公）等“圣王”的德化论的政治思想直接启发和影响了孔子的儒学创制。

《尚书》是记先王政事的治政之书，是研究中国早期古典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文化典籍。荀子言：“《书》者，政事之纪也。”（《荀子·劝学》）太史公司马迁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史记·太史公自序》）清代学者赞曰：“《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序》）从《尚书》的政治思想来看，中国古典政治思想在其发端、滥觞时就已经基本确定了其“重德”的思想基调。恰如罗国杰所言：“《尚书》的整个政治思想，可以说就是贯彻以德治为中心的统治经验。”姜广辉也说：“我们可以将《尚书》的政治理念称为‘德治’主义，它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政治教科书。” 成中英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尚书》的中心思想是德化论。”《尚书》德化论的政治思想经过儒家的推扩和阐扬，进一步厘定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精神。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儒学定义为是重德重民的治政之学的话，那么，这种德治之学的最重要的文化源头无疑应是《尚书》中的元典精神。可以说，《尚书》德治主义的治政精神，标志着儒家德治思想传统的真正奠基。在笔者看来，《尚书》最为重要的文本价值正在于展现了中国“前孔子时代”的思想世界，提供了儒学赖以创构的重德重民的思想资源。

一、儒家德治思想之滥觞：《尚书》所见尧舜禹德治思想

作为“孔孟之道”，儒学传统虽经由孔子正式开创、孟子推扬发展，然其历史文化源流却可远溯至“六经”尤其是《尚书》所记述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所代表的“圣王”时代。《汉书·艺文志》称儒家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了这点。因此，从中国儒学史的发展来看，儒家德治思想的传统亦可追溯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所代表的“圣王”时代。可以说，尧舜禹的德治思想是中国德治传统形成的真正历史源头，而殷周之际文武周公“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则标志着中国德治传统初具雏形。正是依托“圣王”时代德治的历史文化资源，才有后来孔孟集其大成明确提出德治仁政的重要治政主张。《礼记·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滕文公上》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此之谓也。

孔子以尧舜为远祖，儒学以“尧舜之道”为源头，突显了尧舜禹对儒家德治思想传统形成的奠基性意义。孔子论次《尚书》以《尧典》为开篇绝非随意为之，而实是有其深意可言。作为儒家的治政大典，《尚书》开篇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等清楚地意味着孔孟儒学实发端于尧舜禹的“圣王”时代。在孔孟儒学的视域下，尧舜禹就是完美体现儒家德治仁政的治政理念的理想化君主。因此，我们可以说，尧舜禹的德治思想和人格典范是儒家德治传统形成的光辉起点，它们预示着中国德治思想的真正滥觞和发源。

尧的德治思想主要体现为，其秉承天道，以德治国，施行了一种从“克明峻德”到“黎民于变时雍”的德治治理方案。《论语》中孔子盛赞尧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说尧有“则天”之德，其德行足以配天。在孔子看来，尧就是德行足以配天的圣王典范。“以德配天”后来也正是儒家德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什么说尧的德行足以配天呢？《尚书·虞书·尧典》中说尧“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里，从“克明峻德”到“黎民于变时雍”呈现出了一种德化的政治秩序，从为政者彰明自身之美德开始，到百姓大众亦能够交相和睦友好起来，这是后来儒家“修己以治人”（修齐治平）的德治构想的最早文化源头。可以说，于此儒家德治思想“修己以安人”“内圣外王”的核心精神已经初见端倪了。《论语·尧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由此可见，尧舜禹的“禅让”，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交接，其间亦有重德重民的德治治政理念的传承。

《尧典》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记述了尧帝这一儒家道德政治模式下的完美理想政治人格形象。“这种理想的政治人格，不仅具备施政所需的智慧，还有着亲和力与感染力，其影响力是由内而外的。……这样的君主，就能带领‘九族’‘百姓’，乃至‘协和万邦’，使更广大范围内的人民皆受其影响与感化。”正因为《尧典》中对尧帝的思想刻画和描述，完全符合儒家理想中“圣王”以德政治理天下的理想模式 ，尧帝才如此受到孔子、儒家的无比推崇。历史上尧帝的真实形象是否如此姑且不论，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依照《尚书》的开篇《尧典》的记述，从“克明峻德”到“协和万邦”，儒家德治思想中“内圣外王”的核心精神价值似乎在这里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孔子论次《尚书》以《尧典》开篇，其深层的思想依据在于，以尧帝为儒家德治传统的思想远祖，把尧帝的德政观念和实践作为儒家德治传统的精神源头。换句话说，从《尚书》所展现的精神世界来看，儒家德治思想传统的形成不是始于孔子创立儒学，而是在尧帝所开启的“圣王”时代就已经发其端了。

作为尧的继任者，舜也从其那里继承了重德重民的德治思想。依《论语》《孟子》所记，孔孟都十分推崇舜的圣王理想人格，孟子尤其如此。从孔孟对舜帝的称颂来看，舜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奠基性贡献在于，真正为儒家德治蓝图提供了一种活的人格化的模板。其具体表现就是，舜本身能够做到反躬自省、以身作则，先做到了以德修己立身，进而能够以德服天下，实现“无为而治”，而这也正体现了儒家德治思想的理想化追求。孔子赞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恭己”说的就是舜能够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体现了儒家德治思想中以德修己的自觉要求。孟子也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这里也是称赞舜的修己恭己的道德自觉能力。凭借这种以德修己的自觉，进而能够以德服天下，以孝名天下，“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舜的这种躬行践履，为儒家德治思想提供的人格化模板，是后来儒家德治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尚书》云“德自舜明”，《史记·五帝本纪》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虞舜）始”，此之谓也。

到了禹，儒家德治思想的精神脉络就更是清晰可见了。在与帝舜讨论政事时，禹提出了“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与“正德利用厚生”的重要德政观点。大禹说：“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虞书·大禹谟》）大禹执政后，大臣皋陶又提醒他，君王治理国家要施行德政，而施行德政最重要的是要遵从民意，因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虞书·皋陶谟》）。大禹认为，“德政”才是好的政治，而好的政治就是要造福于民。这里，大禹所谓的“德惟善政”是对政治的一种道德化理解，这是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根本基调；而“政在养民”的思想则凸显出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中的民本关怀。

除“养民”说外，大禹还有“安民”“惠民”的重民主张。此外，顺着皋陶提出的“知人”与“安民”的治理主张，大禹进一步发挥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虞书·皋陶谟》）大禹认为，实现德政的关键在于，君主一方面要知人善任，选贤与能，重视官员的选拔；另一方面还要安养百姓，施惠于民，关心民生疾苦。

当然，禹的德治思想除了有“养民安民”“利用厚生”的“安人安百姓”的一面，也有“正德”的“修己”的一面。“正德”者，正身之德也，即为政者要自正其德，正己而后可以治民；“利民”者，利民之用也，即为政者要节用为民，将钱财用于为民兴利除弊；“厚生”者，厚民之生也，即为政者要轻徭薄赋，使百姓丰衣足食。大禹“正德利用厚生”的经典论述，与帝尧从“克明峻德”到“黎民于变时雍”的德治治理蓝图一样，都是后来以“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为精神内核的儒家德治思想的重要文化渊源。

作为儒家德治思想的最早源头，尧舜禹的德治思想标志着儒家德治思想的滥觞，后经由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主要代表的政治精英的“敬德保民”思潮的进一步推扬，终于结出了孔孟儒学德治仁政的思想硕果。《尚书》所见尧舜禹的德治思想作为中国德治思想的最早远源，其对儒家德治思想传统形成的奠基性意义不言而喻。

二、儒家德治思想之雏形：《尚书》所见周公“敬德保民”思想

今天我们常将儒学称为“孔孟之道”，而事实上在唐代以前儒学是被称为“周孔之道”的。“孔孟之道”表征着孔孟之间的仁学发展，以及儒学在宋明时期的流变；“周孔之道”则说明了周公、孔子对儒学形成的奠基性贡献。从中国德治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来看，以周公制礼作乐和提出“敬德保民”思想为主要标志，殷周之际的人文意识觉醒及其文化转向就已经预示着中国文化真正转进到了重人事、重德行、重民本的理性阶段，由此也确立了中国德治思想的雏形。对于殷周之际的大变革，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有精彩论述，他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就殷周文化转向而言，其基本脉络是从重天命（帝）鬼神到重人事德行的人文觉醒。《礼记·表记》中有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殷商时期，商代统治集团常将政权的命运委于“天命”（帝），以为“天命”不移，成汤社稷自会永远存续。当商臣祖伊劝谏纣王要改过自新时，纣王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尚书·商书·西伯戡黎》）到了西周时期，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虽也承认“天命”，然其天命观中却被注入了人文理性的内容。在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现实面前，他们不再迷信“天命不移”“有命在天”，而是深刻地意识到了“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天不可信”（《尚书·周书·君奭》）。周公说：“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尚书·周书·君奭》）正是出于对政权命运、国家前途的深层忧患，他们不得不反思如何才能永得天命眷顾的问题。其“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正是为这种忧患意识所逼出的人文意识觉醒。

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现实充分说明天命是会转移的，殷商统治集团一味被动地“事天”“事神”并不足以确保永得天命眷顾。殷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周书·召诰》），故“不可不敬德”（《尚书·周书·召诰》）。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转而强调通过人事（重德）的作为以求得天命之有常。此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周书·召诰》）。在这种观念下，西周初年所谓的“敬天”，不再是“率民以事神”，而是“敬德”的积极作为。这就是形成于殷周之际的德治思想中的“以德配天”的治政精神。“以德配天”的精神突出了为政者的德行修养之于政权稳定的重要意义。由此也开启了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重德的根本基调。

在“以德配天”的观念下，“敬天”就要“敬德”，“敬德”就是“敬天”。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难道还是要把政权的命运委于“天”来主宰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在“敬天”的观念下，除“敬德”的思想外，还有一个“保民”的思想也十分重要。正因为“保民”的思想，将“于穆不已”的“天命”转换为了可以把握的“民意”。《尚书·周书·泰誓》逸文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多方》说：“天惟时求民主”。周公也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周书·酒诰》）又说：“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尚书·周书·大诰》）由此，“天命”被拉回民心民意中，“天命天道”其实就是民心民意。因此，只有做到了保民，才能“享天之命”（《尚书·周书·多方》）。因为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权兴亡，所以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意识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周书·康诰》）。故他还称赞商王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并一再告诫年幼的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苦，乃逸，则知小民之依”。（《尚书·周书·无逸》）基于这种“天视自我民视”的理性天命观，保民、重民与“敬德”一样都是“敬天”“得天命”的要求。这就是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所提出的以“敬德保民”为核心内容的德治思想。

“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是形成于殷周之际的中国德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其本身呈现出一种“敬天—敬德—保民”的理论结构。“从‘敬天’到‘敬德’不过一字之差，内涵却判然有别。天向德演变正是神权政治人性化，世俗化的迈进。‘敬天’和‘敬德’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保民’。”从“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核心价值来看，这标志着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德治思想已经基本成形。“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中已蕴含着儒家德治思想“修己以安人”“内圣外王”的核心精神。其中，“敬德”的思想是后来孔子“修己正身”思想提出的重要依据，而“保民”的思想则是孔子“安人安百姓”的民本思想的重要文化渊源。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德治是孔子儒学的根本治政精神。孔子“修己以安人”的观念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其德治思想应包括以德修己与以德安人两个主要方面。《论语·宪问》载：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修己以敬”其实就是孔子对为政者提出的“正身”的要求，他把居上位者的修身律己看作实现良好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在《论语》中，孔子的这种“修己正身”的思想俯拾皆是：

季康子问政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此外，“安人安百姓”反映了孔子儒家重民的思想主张，或者说，孔子儒家那种“以民为本”“博施于民而济众”的要求恰恰是为政者重德的重要体现。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安百姓”完整概括了孔子德治思想以德修己和以德安人的两方面。就孔子儒学“修己治人”的德治思想精神来看，其历史文化源头最早出现就是在《尚书》所记述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代表的“圣王”时代。正因为如此，儒家创始人孔子才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尧舜、文武、周公作为其思想学说的源头活水。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从文武周公再到孔孟，大致可以展现出儒家德治思想滥觞、成形、确立的基本线索。儒家经典《尚书》的一个重要思想史意义就在于，它为我们探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德治思想和实践，追寻儒家德治思想传统的精神源头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对于儒家哲学之精义，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曾经有过一个十分精彩的概括。他说：“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说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牟宗三也认为：“‘内圣外王’一语虽出于《庄子·天下》篇，然以之表象儒家之心愿实最为恰当。”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作为儒家德治思想的重要精神内核，其虽由孔孟厘定其规模，然其思想源头却是《尚书》所记述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德治思想和实践。《尚书》中对尧舜“克明峻德”“德自舜明”的称颂，大禹提出“正德利用厚生”的思想，以及文武周公“敬德保民”的观念，早已预示着儒家德治思想“内圣外王”的基本精神价值的形成和发展了。由此可见，《尚书》中德治主义的治政资源对儒家德治思想传统形塑和奠基的重要意义。诚如姜广辉等所言：“《尚书》这种‘德治’主张影响深远，它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念。”也有论者指出，《尚书》作为中华民族最早的治政宝典，它以君王为中心将“族德”“政德”和“己德”三者统一于其政治实践中，“这不仅使其‘德’字具有了德治观念的原创性，而且使其‘德治’命题具有了思考的深邃性以及涵盖面的广阔性，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成为中华民族治政活动中垂范永久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三、结语

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著名论说。他说：“在公元前 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事实上，中国的“轴心时代”或不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孟老庄，而应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代表的“圣王”时代。就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而言，中国文化中的这种“突破”的真正起点应该是尧舜禹汤的德政思想与实践，尤其是殷周之际以周公为主要代表的政治精英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观念，以及进行“制礼作乐”的人文创造。当我们要追问这种“哲学突破”如何可以确定时，《尚书》无疑提供了最为真实可靠的历史、文化的依据。正如我们一再论及的，《尚书》最为重要的文本价值正在于展现了中国“前孔子时代”的思想世界，提供了儒学赖以创构的重德重民的思想资源。“一部《尚书》，可以认为是儒家政治理想最完整和最系统化的体现。一部《尚书》，蕴涵浓缩了贯穿中国五千年传统政治道德基石的一整套核心价值。”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的《尚书》学研究多纠结于其真伪定谳的问题，对其如此重要的文本价值未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视。诚如有论者指出的：“《尚书》蕴含丰富的古典政治思想，奠定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立场与基本论调。然而，文本历史流传过程中出现的真伪定谳问题，以及部分围绕儒学理论基点而展开的神权论或王权论的批驳，过分地曲解了《尚书》所应有的理论面貌。《尚书》的价值向度与思想定位，应当在一种更为广阔的哲学史观视阈下被重新辨析与厘清。”在我们看来，这种更为广阔的哲学史观的视阈就是要重新追问和说明中国文化中的“哲学突破”的问题。在儒学尤其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发生学意义上，要高度肯定和重视《尚书》的文本价值。鉴往以知来，博古以通今，《尚书》作为中国最早的治政大典，其文本价值或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重新定位和阐明：一方面，它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前孔子时代”的历史文化图景，揭示了“前孔子时代”儒学发生演进的线索，反映了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从其源头开始就已经基本确定了重德重民的德化论基调；另一方面，它所蕴含的德治主义的治政精神历久而弥新，相信经过时代性的转化和创新仍可以为当代治国理政实践提供优秀的治政思想资源，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治国方略仍可以从《尚书》中汲取重要精神滋养。

 

作者：郑治文，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泰山学刊》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