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见于齐王（齐宣王），问询齐王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齐王听闻此语瞬间“变乎色”。这一强烈的身体反应，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东汉赵岐等认为齐王的“变乎色”是一种“怒”，“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南宋朱熹认为是一种“羞惭”，“惭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陈天祥认为惭、怒兼而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从羞怒心理的产生来看，一是缘于齐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因为庄暴的告知，使孟子作为“他者”登场，造成齐王在孟子面前产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为外国嘉宾及贤者身份，使齐王经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好乐”之“乐”字，宋人陈善、清人阎若璩等读作“悦乐”之“乐”，但孟子所谓“今之乐由古之乐”属于对齐王的开导诱掖，是权变之辞，属“救时之急务”，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劝导国君与民同乐，推行王道。

关键词：齐宣王 “变乎色” 孟子学 现象学 政治学

《孟子·梁惠王下》记录了齐国臣子庄暴（文中又称庄子）见孟子以及孟子见齐王（齐宣王）时的数则对话，其核心论题是如何看待齐王之“好乐”，孟子的基本主张是“今之乐由古之乐也”，其真正意图则是劝谏齐王须“与民同乐”，认为如此“则王矣”。此处对话，不仅体现出孟子的古典“乐论”，更体现出孟子一以贯之的政治哲学主张，故而东汉赵岐在总结本章“章指”时言：“人君田猎以时，钟鼓有节，发政行仁，民乐其事，则王道之阶，在于此矣。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1]

不过，本文关注的重点并非孟子的乐论及王道观，而是孟子见于齐王谈及“好乐”之事时齐王的一个身体表现，即所谓“王变乎色”。“变乎色”，意即变了脸色（英国汉学家理雅各译为the king changed color），显然是内心起了极大的波澜。此处值得探究的是，当齐王听到孟子询问“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时，何以会有如此大的身体反应？“变乎色”究竟体现了齐王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这一心理状态与问答的实际场景、孟子的身份地位、齐王的社会角色、时人的知识观念等究竟有何关联？由“王变乎色”入手，借用现象学的方法，细致分析这一身体现象的成因，进而探求现象背后的本质，不妨作为理解孟子思想的一个别样路径。

分析方便起见，兹移录《梁惠王下》首章全文如下：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2]

一、何谓“变乎色”？

《孟子》一书中，齐王与孟子的交往对话不下数十则。直面对话过程中，齐王因不同心态而在身体上有不同显现的情形即有多处，比如《梁惠王下》第六章，当孟子问及“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时齐王的“王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上》第七章，当孟子肯认齐王以羊易牛的行为“是乃仁术也”时齐王的“王说曰”，等等。即如身体反应较为剧烈的“变乎色”，亦不止“庄暴见孟子”章一处。《万章下》第九章载：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3]

面对齐王之问，孟子秉持“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的原则，对贵戚之卿和异姓之卿作出区分，并称贵戚之卿的属性即是“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易位”一语极有刺激性，是对国君这一身份所拥有的权力、名声双重颠覆的过激之举（固然赵岐称“易君之位”后“更立亲戚之贤者”[4]，政权依然归于同宗），故而齐王才有“勃然变乎色”的强烈反应。赵岐称：“王闻此言，愠怒而惊惧，故勃然变色。”[5]心中有“愠怒”有“惊惧”，齐王脸色自然会迅即变化。

“庄暴见孟子”章，孟子对齐王的问询，内容与“齐宣王问卿”章中“卿易王位”的话题迥乎不同，齐王何以也会“变乎色”？一个与“乐”有关的问题，何以也使齐王内心如此不安？我们首先要探究的是，此处齐王的“变乎色”，究竟意味着什么？历代学者的相关解释，大端如次：

其一，“变乎色”是一种“怒”。赵岐称：“变乎色，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6]所谓“愠恚”，按照宋人孙奭的说法，即是一种“愤怒”，《孟子注疏》称：“齐王自孟子问之后，变其常容而有愤怒之色，盖愤庄暴言己之好乐于孟子也。”[7]据《说文》，“恚”字又含“恨”之义，[8]“愠恚”因此成了“愠怒”和“怨恨”交织的一种情感。虽然这里没有“齐宣王问卿”章的“惊惧”，但“愤怒、怨恨”已然是一种十分激烈的情绪反应，故而与齐王通常的脸色即所谓“常容”大异。这表明，齐王对于孟子“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的提问是极为恼火的。

其二，“变乎色”是一种“惭”。朱子的解释与赵岐不同，他认为齐王之“变乎色”不是“怒”，而是内心“惭”的一种外在呈现，他说：“变色者，惭其好之不正也。”[9]元人陈栎曾言：“不恤民而自好世俗之乐以纵其荒乐，人欲之纵肆也。因贤者之问，而自惭所好之不正，天理之萌动也。”[10]陈氏作为新安学派代表学人，持较为明显的“尊朱”立场，对于齐王“变乎色”的解释，完全赞同朱子“惭”的定位，只不过沿用宋代理学家的主张，以天理、人欲解说之所以“惭”的缘由。

“惭（慙）”字，《说文》的训释是：“愧（媿）也。从心，斩声。”[11]据清人龙璋所编《小学蒐佚·考声三》，所谓“惭”，是指“辱之时面目羞耻也”，则“惭”与“愧”“羞”“耻”诸情感意近。历代也多有学者以“愧”“羞”或“耻”来解释这里的“变乎色”。

元人许谦《读四书丛说》解“变乎色”为“愧”，许氏云：“王变色，是愧前与暴论者不可闻于孟子，故其下直言之。”[12]胡广《孟子集注大全》亦沿用此说。

宋人张九成《孟子传》曰：“至于语庄暴以好乐者，谓好世俗之乐也，意不欲使孟子闻之。及为孟子所问，故其心赧然至变乎色也，不敢面欺孟子。”[13]所谓“赧然”，是指因羞愧、羞惭而脸红，朱子在解释《孟子·滕文公下》的“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时，将“赧赧”释为“惭而面赤之貌”[14]。张九成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用“羞”字来形容，但用“赧然”来解“变乎色”，其语意上更接近于“害羞”之“羞”。今人陈来先生解释此章，以现代汉语译为“‘王变乎色’，齐宣王马上脸色就变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就说……”[15]，所谓“不好意思”，其意亦正指“羞”。

其三，“变乎色”是一种“耻”。近人郝蔚初径直将“变乎色”解为“耻”，这在历代解说中较为少见。他说：“然作乐本以娱心，古今中外其理一也，而齐宣王以为耻者，何也？盖非但乐器有别，而作乐之情况与目的亦大有殊也。”[16]郝氏这里本是解释齐王“变乎色”的缘由，却将齐王的身体反应解释为因“耻”而起。通常说来，“耻”字语意较诸“惭”“愧”“羞”等，来得要更重一些，而且“耻”之情感往往因“辱”而起，“耻”本身即含“辱”义。[17]

其四，“变乎色”乃“惭”“怒”兼而有之。从日常生活经验可知，由“惭”变色与由“怒”变色，在程度上有轻与重的差别。成语“声色俱厉”所体现的，正是愤怒时人的脸色极为难看的情状。在元人陈天祥看来，齐王的“变乎色”，不唯包含“惭”的情绪，而且包含“怒”的情绪，是二者兼而有之。陈氏言：“注文以变色为惭，旧说为恚怒，其实惭、怒兼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18]陈氏之所以这样理解，倒不是简单地调和赵岐、朱子“怒”“惭”二说，而是认为齐王所“惭”所“怒”的内容并不一样，齐王此时的情绪并非单一，既有所“惭”，亦有所“怒”。陈天祥之学术，受到金代北方学风的深刻影响，他对朱子之说多有批评与补苴，[19]对于“变乎色”的解释，也与元代多数理学家遵从朱说的立场有所区别。照陈天祥所说，齐王此时更接近于一种“恼羞成怒”的情绪状态。

二、“好乐”何解？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齐王面对孟子的问题变得“怒”或“惭”，“羞”或“耻”？这需要回到孟子的问题本身。

孟子面对齐王询问其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这样一个背景：齐臣庄暴主动来看孟子，称自己曾受齐王接见，[20]齐王告诉他自己“好乐”，庄暴一时无言以对，便来请教孟子“好乐何如”。孟子对齐王之“好乐”给出了一个极其肯定的态度，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杨伯峻译为：“王如果非常爱好音乐，那齐国便会很不错了。”[21]）后来某天，孟子受到齐王接见，便当面问询齐王：“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齐王听到此一问题，瞬间“变乎色”，并直言道：“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见此对齐王说了与对庄暴同样的话，同时提出了著名的“今乐犹古乐”的观点，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关注，就是当齐王告知臣子庄暴自己“好乐”的时候，庄暴的反应为什么是“未有以对”？这与齐王听到孟子问他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时“变乎色”的反应，引出的实质是一个问题，即“好乐”究竟何解？因为从逻辑上讲，假如“好乐”即指字面上的“爱好音乐”，庄暴没有理由因觉得为难而“未有以对”，齐王也没有理由对此一现代观念中的“雅好”而感到羞惭甚或愤怒。因此在庄暴和齐王的观念中，“好乐”一定是一个很不体面的事情。可见，所好何乐，大有讲究。

齐王面对孟子所谓“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的回应，是一种自嘲，也是对“好乐”一语的一种解释。在齐王那里，所好非“先王之乐”，而是“世俗之乐”。先王之乐，即“先圣王之乐”，指足以体现圣王之治的平正雅乐；世俗之乐，则“谓郑声也”[22]，指摇荡性情、“易以丧业”[23]的淫靡新声。孔子早就说过“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的话，“郑声”属于靡靡之音，从政治哲学角度讲，与亡国败政几乎是同义语，圣明君主避之唯恐不及。正因为如此，当庄暴听到齐王对自己称喜好“乱雅乐”的“郑声”时，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庄暴当时似乎面临“两难”：若不赞同国君之说，则扫国君之颜面；若赞同国君之说，则又违背基本的政治伦常。在孟子的观念中，臣对君不可阿谀逢迎，而须尽匡正之责，这才是真正的事君之道，《孟子·离娄上》即云：“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正因为如此，当齐王猛然得知孟子知晓自己喜好世俗之乐这件事时，才会因羞惭或恼怒而“变乎色”。“好乐”即好“世俗之乐”，这是理解齐王“变乎色”的一个前提。

三、何以“变乎色”？

人们通常用“喜怒不形于色”来形容一个人的从容不迫、胸有城府，但就一般情形而言，人在特定情境下因某种刺激而发生脸色上的变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以说是人最基本的生理、心理反应。那么，齐王在面对孟子时，何以感觉到了惭愧或羞怒从而“变乎色”？不妨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问题。

首先，“好之不正”。如前所述，朱子将齐王的“变乎色”理解为一种羞惭或羞耻，之所以产生羞惭感的缘由是“好之不正也”。也就是说，齐王自己也觉得喜好世俗之乐并不光彩。一方面，齐王自身具有基本的道德感和自尊心，作为国君，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内心也有对自尊、自爱的渴望，[24]这是羞惭感产生的基本前提，可以算作齐王“变乎色”的内部动因；另一方面，喜好世俗之乐很不光彩，对时人来讲是一种共识，这一知识领域的公共观念也会给逆反而为者带来舆论及精神上的压力，这可算作齐王“变乎色”的外部动因。此处齐王之“变乎色”，很大程度上便缘于这一压力，孟子接下来的回应，也相应采取了缓解齐王精神压力的对策。清康熙间钦定《日讲〈四书〉解义》称：

孟子虽与暴言，然恐好乐之旨暴未必能达之于王，即能达之于王，且未必能曲畅其说。故他日见于王而问曰：“王曾语庄子以好乐，有是言乎？”王乃勃然变色曰：“乐固不同，有先王之乐，有世俗之乐。寡人所好，非能如《咸》《英》《韶濩》，古先圣王之所作也。不过新声杂奏，适一时之听闻而已，何足道哉？”此齐王自惭所好之不正也。孟子遂迎其机而导之曰：“乐论公私，不论今古。诚使王好之之甚，不徒嗜其声音之靡曼，而得其和气之充周，则自上达下，欢然交欣，齐国其庶几于治乎！盖乐备乎文，实生于情。古今之乐，文不同而情同。古乐固足以兴化，今乐亦足以致治。吾王欲审其所好，惟在甚与不甚之间耳，岂今乐独异于古耶？”孟子此言，非谓雅颂之音与郑卫等，正以作乐之本，无非生于人心之和，故即齐王之所好而引之于正，此亦格非心之一端也。[25]

在这里，康熙经筵讲臣道出了不少字面背后的潜含之义。比如将“先王之乐”即解为帝尧之乐《咸池》、帝喾之乐《六英》、商汤之乐《韶濩》，将“世俗之乐”即解为“新声杂奏，适一时之听闻而已”。雅俗之间的强烈对比，更进一步强化了齐王的“自惭所好之不正”，齐王的“变乎色”正缘此而来。不过孟子所谓“乐论公私，不论今古”，“古乐固足以兴化，今乐亦足以致治”，一方面化解了齐王因“好之不正”而“变乎色”的尴尬，一方面也趁机将“齐王之所好而引之于正”，达到了劝谏齐王、格君心之非的目的。

其次，“闻于孟子”。元人许谦《读四书丛说》云：“王变色，是愧前与暴论者不可闻于孟子，故其下直言之。”[26]本来，齐王“好乐”之事，在齐王主动告知自己的臣下庄暴时，自身并未感觉到有多少羞惭，然因庄暴的“泄密”而使此事“闻于孟子”，齐王则有羞愧之色，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孟子作为“他者”的出现。萨特曾经把羞感界定为“在他人面前对自我的羞”[27]，因此“他人的存在（包括潜在的存在）是羞感产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构成了羞感的本质，萨特甚至由羞感分析出发确定他人的无可置疑的存在”[28]。在这一事件中，孟子的出现已经不是一种潜在的存在，而是当齐王之面。当孟子直面齐王询问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时，便相当于将一件丑事直接曝光了，齐王自然会感觉到较为强烈的羞惭并因而“变乎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元人陈天祥才把齐王此时的表现解释为“惭”和“怒”兼而有之。因为无论是“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还是“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29]都使孟子在此一事件中作为“他者”登场了。陈少明先生也认为：“羞耻感的分析，除了揭示隐含在自我中的身心问题外，还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也呈现出来。……不论有面子还是没面子，他者的在场是一个构成要素，因为它得从他人的眼光中才能看出来。所谓‘在场’不必是在物理意义上的场境，而是在舆论所及的范围内。”[30]试想，假如庄暴未曾把此事告诉孟子，孟子对此事一无所知，从未“在场”，孟子便不会有此询问，齐王也就没必要、没条件在孟子面前因羞惭而“变乎色”了。

最后，“贤者之问”。造成齐王“变乎色”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在此一事件中孟子的特殊身份。这一身份的特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孟子在齐王面前属于外国宾客，一是孟子在当时享有较高声望，是一位“贤者”。无论哪个方面，都会使齐王感到压力而产生羞惭之情。前者的压力来自于齐王作为国君面对外国宾客时的身份尊严要求，一国之君在外国宾客面前露丑，自然会产生羞耻感，“舍勒认为，在任何一个羞感行为的发生中都存在着引发羞感的‘原动力’——‘回返自身’（Rückwendung auf ein Selbst）。……舍勒强调，‘羞感是对我们自身的感受的一种形式，因此属于自身感受的范围’”[31]。后者的压力则来自于孟子作为“贤者”的权威，作为弘扬孔子之学的推进者，齐王应当知晓孟子对先王之乐、世俗之乐的态度，故而当孟子提出这一问题时，齐王内心是感受到压力的。

宋人张九成认为齐王之好郑声是一种“非心、邪思”，属于“凡俗之心”，面对贤者孟子之问，顿生羞惭之情。《孟子传》卷三云：

孟子养浩然之气，亲传孔子之道，其正心诚意，谁不尊仰？往往非心、邪思一见孟子，皆悉破散。何以知之？齐宣王语庄暴以好乐，及孟子问之，乃遽然变乎色，以是知宣王凡俗之心不敢对孟子而言。其对孟子言者，皆自端庄中来也。至于语庄暴以好乐者，谓好世俗之乐也，意不欲使孟子闻之。及为孟子所问，故其心赧然至变乎色也。不敢面欺孟子，乃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特好世俗之乐耳。”其语虽鄙，其意则真。[32]

在张九成看来，齐王喜好世俗之乐的“凡俗之心”，在贤者孟子的“浩然之气”“正心诚意”面前逊色太多，齐王自然不想让孟子知晓；一旦被孟子知晓并被当面问及，其自然会“赧然至变乎色”。

四、“王变乎色”与古典政治学

“王变乎色”的现象，可以折射出中国古典政治学的某些特性。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

首先，我们关注历代学者基于“王变乎色”对于齐王性情的评价。单从“庄暴见孟子”章看，齐王爱好“世俗之乐”似乎显得政治品格不高，但就人之性情而言，历代学者对齐王还是多所肯定。宋人杨时《龟山集》载：

先生尝夜梦人问“王由足用为善”何以见，语之曰：“齐王只是朴实，故足以为善。如好货、好色、好勇与夫好世俗之乐，皆以直告而不隐于孟子，其朴实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谬为大言以欺人，是人终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何善之能为？”[33]

“王由足用为善”(《孟子·公孙丑下》）是孟子对齐王的评价，杨时对此的解释是，齐王因直告孟子而并未隐讳自己的“好货、好色、好勇与夫好世俗之乐”等不雅之好，这表明齐王在性情上是“朴实”的，而性情上的“朴实”是政治上“足以为善”的重要条件，也为齐王最终有可能“入尧舜之道”提供了可能。故此，孟子当年离开齐国时才有“三宿而后出昼”的迟缓举动，以至于被尹士质疑为“何濡滞也”（《孟子·公孙丑下》）。究其因，在孟子看来，齐王是具备条件施行仁政的，孟子始终对齐王的施行王道充满期待。

不过在元人陈天祥的观点里，齐王的“足用为善”，不是仅指性情上的“朴实”，而是有着更深层的依据。《四书辨疑》称：

直告不隐固为朴实，只朴实亦恐未至于足用为善也。况好勇、好货、好色、好世俗之乐，有因不得已而言者，有因惭怒而言者，意皆自谓不能行先王之道，此不几于自暴自弃乎？指此为足用为善，义无可取。孟子平昔许齐宣王之意，惟在不杀觳觫之牛，所谓“是心足以王矣”者是也。“足用为善”意，正在此，非指朴实而言也。[34]

在陈天祥的观念中，齐王的“足用为善”，最根本的还是缘于他的“不杀觳觫之牛”。这表明齐王具有不忍之心，由对牛羊的不忍推广而至于百姓，就可以“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矣”（《孟子·梁惠王上》），这正是孟子对待齐王始终抱有期待的最深层的原因。

其次，在孟子与齐王的这场对话中，充分体现出孟子善于诱导、启发的本领。孟子常常能够做到将一个严肃甚至尴尬的话题变得能够让对方易于接受，并且始终朝着符合孟子政治主张的方向发展。在“庄暴见孟子”章中，从齐王的“变乎色”到语气明显和缓地进一步询问“可得闻与”，即表明孟子把控局面的成功。不过，从几个回合的问答中，我们始终感受到“古之乐”与“今之乐”、“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与人乐”与“独乐”、“与少乐”与“与众乐”之间的张力。众“乐”背后所反映的，实质是不同的古典政治观念。

宋人张栻对孟子的这一语言艺术亦颇为推崇，称：“庄暴以齐宣王好乐之问问于孟子，孟子举暴之语以告于王，因而扩之以公理，可谓善启告者矣。”[35]这里的“扩之以公理”，从对“乐”的评价自然引出了对古典政治的评价。张栻接下来在回答某种质疑时即称：

或曰：“如孟子之说与民同乐，则世俗之乐，好之果无伤乎？”曰：“好世俗之乐者，私欲；而与民同乐者，公心也。能扩充是心，则必能行先王之政，以追先王之治，世俗之乐，且将消靡而胥变矣。孟子不遽诋其所好，而独扩之以公理，可谓善启告者也。”[36]

在张栻看来，孟子以与民同乐为“公心”，以世俗之乐为“私欲”，对二者的区分是严格而清楚的。之所以说与民同乐为“公心”，是因为“先王之乐以乐民”；之所以说世俗之乐为“私欲”，是因为“世俗之乐以乐身而已，尚何异魏文倦于听古乐、晋平乐于听新声哉”[37]。孟子在与齐王的对话中，正是极力将齐王从好“世俗之乐”拉到好“先王之乐”来，以“公心”战胜“私欲”，从而与民同乐，这才是追效“先王之政”、实行王道的必由之路。康熙《日讲〈四书〉解义》也强调了在“好乐”问题上“克去己私”的重要性，称：“诚能克去己私，廓然大公，则万物一体之怀，即为宇宙太和之象。甚矣，同乐之为贵也。”[38]

张九成则以“天理”“人欲”来解说“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孟子传》称：

然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岂可交臂而论乎？先王之乐，《咸》《韶濩》《武》之谓也；世俗之乐，郑卫之谓也。先王之乐自天理中来，郑卫之乐自人欲中起。[39]

如此解说，则使“王变乎色”现象背后的公私问题，带有了理学形上学的色彩。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汉人赵岐对“庄暴见孟子”章的解说：“人君田猎以时，钟鼓有节，发政行仁，民乐其事，则王道之阶，在于此矣。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从“王变乎色”出发，“王道之阶”究竟如何体现？赵岐何以引用“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语为本章作结？所谓“王道之阶”，实质就是指孟子如何根据齐王自身的情况，一步一步将其引导到“与民同乐”的道路上来，因为在孟子看来，充分发扬其“不忍之心”，将“私欲”摒退于“公心”之后，这样才有希望真正施行王道。孟子在本章对话的结尾也再次就何以进阶王道正告齐王：“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张九成认为，本章对话充分体现了孟子的“权变”思想，而“权变”的目的，亦正是通过开导诱掖，引导齐王“坦然趋于先王之路，因事立功，转邪为正，圣道之权，孔门之变也”[40]。

而之所以引用《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语作结，则是缘于本章一个核心问题，即为“好乐”，而“作乐之本”即是“和”。康熙《日讲〈四书〉解义》即曾言：“孟子此言，非谓雅颂之音与郑卫等，正以作乐之本，无非生于人心之和，故即齐王之所好而引之于正，此亦格非心之一端也。”[41]张九成则从天理、人欲角度论乐之“和”与“与民同乐”的关系：

孟子知乐之作以天理为主，而乐之本以人和为先。天理难见，人和易明。故孟子之谈王道，则以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为言；言好勇，则以安天下为言；言好色、好货，则以与百姓同之为言；言好麋鹿鱼鳖、好今之乐，则以与百姓同乐为言。其意专欲实效及于民，而以人和为本意。至于制作变化，固又有待而行耳。[42]

既然“乐之作以天理为主，乐之本以人和为先”，那么就“好乐”而言，自然应该喜好以“乐民”为目的的“先王之乐”，而不能喜好以“乐身”为目的的“世俗之乐”；倘就齐王目前的情况退一步说，即便不好“古之乐”而好“今之乐”，也应当做到“与人乐”“与众乐”，因为倘若做到了与民同乐，个人对乐的喜好态度也会最终发生改变，正所谓“即齐王之所好而引之于正”。就齐王而言，需要逐渐引导鼓励方可真正施行仁政，“阶”之义，正在于此。

五、yuè还是lè？

“庄暴见孟子”章中，出现了若干个“乐”字，谈及齐王“好乐”问题时，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好乐”之“乐”当读“礼乐”之“乐”（yuè）。比如赵岐《孟子章句》解“世俗之乐”为“郑声”，即是如此读法，孙奭《孟子注疏》、朱子《孟子集注》等历代重要注本亦多作此解。然而也有不同读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宋人陈善，他曾专门撰《辨〈孟子〉言悦乐鼓乐之异》一文，以为“好乐”之“乐”当读为“悦乐”之“乐”（“乐”字此义，古音读luò，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于“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一句下注曰：“乐乐，下字音洛。孰乐，亦音洛。”悦乐义，今读作lè）。读法不同，意义亦因之有别。陈善称：

《孟子》“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此一章皆言悦乐之乐，而世读为礼乐之乐，误矣！如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则所言皆主于行乐而已，岂暇论礼乐哉？及孟子问王，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则其心不能无愧于孟子也。而孟子谓王苟能与民同乐，则虽好乐无害也，盖孟子与王言，所以因其势而利导之，每每如此。王曰寡人好货，孟子曰“昔者公刘好货”；王曰寡人好色，孟子曰“昔者大王好色”；王曰寡人好勇，孟子曰“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王曰寡人好世俗之乐，孟子又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所谓其应如响，其实阳开而阴塞之也。鼓乐与田猎，所以为乐者也。此一章惟“鼓乐”当为礼乐字，其他“独乐乐”与“众乐乐”，亦悦乐之乐也。不然，则方言礼乐而又及田猎，无乃非其类乎？或曰，若皆以为悦乐之乐，则所云先王之乐、世俗之乐何谓？盖齐宣王尝曰：“吾何修而可比于先王观也？”言先王观则乐，言先王乐有何不可？[43]

陈善在这里主要从语法逻辑上指出，“田猎”与“礼乐”非属同类（“无乃非其类乎”），不可相提并论，若“好乐”之“乐”字读作“礼乐”之“乐”（yuè），由“礼乐”一下子过渡到“田猎”，于逻辑上不太通顺，故须读作“悦乐”之“乐”（lè）。不过我们需要反问，陈善读“乐”作lè，在文意上姑且也算可以圆通，但是否有语言训诂学上的依据？毕竟通常的理解是“礼乐”之“乐”，而且像《礼记·乐记》中魏文侯与子夏讨论的“古乐”“新乐”，从上下文可以明确判断是指“礼乐”之“乐”，绝不能读作“悦乐”之“乐”。清代考据学大家阎若璩赞同陈善之说，并为其找到了文献学上的依据，他以《左传》中的成例来为陈善之说张本，阎氏称：

或谓愚子解“今之乐由古之乐”为“欢乐”之“乐”，但“古之乐”三字别未见。愚曰：《左传·昭二十年》晏子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非与？[44]

虽然仅是孤证，却也表明“古之乐”之“乐”并非不可以读作“悦乐”之“乐”。但此章“乐”字众多，仅此一例尚不足以顾及全部情形。即如本章开头反复出现的“好乐”一词，是否可以读作“悦乐”之“乐”，也需要找到相应用例方可。陈善、阎若璩均未提供语例，不过在毛诗《唐风·蟋蟀》中，三章中分别出现“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好乐无荒，良士蹶蹶”“好乐无荒，良士休休”诸句，其中的“好乐”之“乐”，照历代解说应当读作“悦乐”之“乐”[45]。阎若璩赞同本章诸多“乐”字读作“悦乐”之“乐”，不仅提供了一处训诂学上的证据，还从事理上作出了详致解说：

盖孟子曾告齐宣以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一旦语及其心病，故不觉变色，答以云云。若果为好礼乐，庄暴庸臣，纵不能对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犹咨询何如乎？正缘好欢乐与好货、好色，一例事耳。今乐古乐之异，子夏对魏文侯辩之甚悉，即齐音敖辟乔志，与韶乐之在齐者，可比而同耶？不可比而同，岂孟子之言先顺其君以非道，而后转之于当道耶？应不至此。必读为悦乐字，文义方协。大抵诗书无口，冤直难明，后人多为先儒成说所压折，而不暇自伸其心思目力，以追寻圣贤微文奥义于千载之上，遂相率而为矮人见耳。悲夫！旋检郝氏《孟子解》，亦曰：“乐乐，犹言乐其乐。上乐谓好，下乐谓所乐之事也。至所乐之事，即下文鼓乐其一也，田猎又其一也，故特曰臣请为王言乐。”[46]

阎氏提到的“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语出《孟子·梁惠王下》第四章，是齐王见孟子于雪宫并问询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时，孟子引用晏子的话。从此节对话的主题看，显然是讨论“悦乐”之“乐”，“流连之乐”之“乐”，也应当读作lè。如此说来，“流连之乐”与本章所谓“好乐”，都是不体面、不光彩的事情，所谓“一旦语及其心病”，所指正在于此。职是之故，“语及其心病”既是齐王闻孟子之问而“变乎色”的一个背景，也是最直接的一个缘由。在阎氏看来，以“悦乐”之“乐”解读此章，解决了上下文逻辑上存在的不通之处，如此说解“文义方协”，并大赞陈善“真通人之言也”。

不过，清人翟灏对陈氏、阎氏之说持谨慎态度，他说：“陈氏欲读诸乐字尽为悦乐，观《晏子春秋》与《后汉书》，亦不为无因。旧注所倚，既属有经传大典，其他子史中，依稀之说，终恐难为据。”[47]

其实，无论读作“礼乐”之“乐”（yuè），还是读作“悦乐”之“乐”（lè），皆可成一家之言，只不过经典当中多数倾向于前者。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既然孟子对待齐王的态度是开导诱掖，并且孟子还说出了“今之乐犹古之乐”这样的话，可见孟子所运用的确实是“权变”之术，古乐、今乐之别并非此刻讨论的重点，找到古乐、今乐的共同点，[48]使齐王喜好“世俗之乐”一事不致当面显得过于尴尬，在“王变乎色”之后启发齐王问出“可得闻与”的话，并劝说其做到“与人乐”“与从乐”“与民同乐”，从而引导其施行仁政，推行王道，这才是孟子最终的政治追求。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05）阶段性成果。

 

[1]焦循：《孟子正义》卷四，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6页。“今之乐由古之乐”，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由”作“犹”，二字相通。

[2]朱熹：《孟子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3—214页。

[3]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书章句集注》，第324页。

[4]焦循：《孟子正义》卷二十一，沈文倬点校，第728页。

[5]焦循：《孟子正义》卷二十一，沈文倬点校，第728页。

[6]焦循：《孟子正义》卷四，沈文倬点校，第99—100页。

[7]赵岐注，孙奭疏，廖名春、刘佑平整理，钱逊审定：《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8]参见许慎：《心部》，《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21页。“恚，恨也。从心，圭声。”

[9]朱熹：《孟子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第213页。

[10]胡广：《孟子集注大全》卷二，《四书大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许慎：《心部》，《说文解字》，第223页。

[12]许谦：《读四书丛说》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张九成：《孟子传》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朱熹：《孟子集注》卷六，《四书章句集注》，第270页。

[15]陈来：《梁惠王篇》，《〈孟子〉七篇解读》，济南：齐鲁书社，2018年，第62页。

[16]郝蔚初：《今之乐由古之乐论》，《北平市木业同业公会月刊》1937年第11—12期。

[17]许慎：《心部》，《说文解字》，第223页。“耻（），辱也。从心，耳声。”

[18]陈天祥：《四书辨疑》卷九，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19]参见周春健：《元代四书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9—199页。

[20]杨伯峻先生称：“‘暴见于王’和‘庄暴见孟子’不同。一有介词‘于’字，一不用介词。‘见孟子’是‘来看孟子’，‘见于王’是‘被王接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页脚注a］

[2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上），第27页。

[22]前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孟子注疏》，引用东汉赵岐《孟子章句》之解曰：“王言我不能好先圣王之乐，直好世俗之乐，谓郑声也。”校勘记云：“‘圣’，监、毛本同，宋本、孔本、韩本、足利本无，《孟子正义》同。”（赵岐注，孙奭疏，廖名春、刘佑平整理，钱逊审定：《孟子注疏》，第38页）

[23]晋人嵇康《声无哀乐论》云：“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

[24]陈少明先生《明耻——羞耻现象的现象学分析》一文称：“羞恶中的羞，即羞耻心，还有另一层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也是爱，不是爱人而是自爱。通过对羞、愧、耻、辱四型的现象分析，非常清楚地看到羞耻或耻辱感本身所体现的自尊心。羞耻感是自卑的体现，而自卑的背后有自尊的渴望。”（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82页）

[25]爱新觉罗·玄烨钦定：《孟子》，《日讲〈四书〉解义》（下）卷十四，库勒纳、叶方蔼等编撰，李孝国等今注，北京：中国书店，2018年，第21—22页。

[26]许谦：《读四书丛说》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杜小真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293页。

[28]张任之：《心性与体知——从现象学到儒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39页。

[29]陈天祥：《四书辨疑》卷九，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30]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第170—171页。

[31]张任之：《心性与体知——从现象学到儒家》，第239—240页。

[32]张九成：《孟子传》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杨时：《龟山集》卷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陈天祥：《四书辨疑》卷十，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35]张栻：《孟子说》卷一，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36]张栻：《孟子说》卷一，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37]陈旸：《孟子训义》，《〈乐书〉点校》卷九十一，张国强点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12页。

[38]爱新觉罗·玄烨钦定：《孟子》，《日讲〈四书〉解义》（下）卷十四，库勒纳、叶方蔼等编撰，李孝国等今注，第22—23页。

[39]张九成：《孟子传》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张九成：《孟子传》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爱新觉罗·玄烨钦定：《孟子》，《日讲〈四书〉解义》（下）卷十四，库勒纳、叶方蔼等编撰，李孝国等今注，第22页。

[42]张九成：《孟子传》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陈善：《扪虱新话》卷一，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3—14页。

[44]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毛诗正义》云：“君今虽当自乐，又须用礼为节。君若自乐，无甚太乐，当主思其所居之事，当以礼乐自居，无得忽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乐，无得太好之，当如善士瞿瞿然顾于礼义，勿使逾越于礼也。”（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龚抗云等整理，刘家和审定：《毛诗正义》卷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3页）

[46]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转引自焦循：《孟子正义》卷四，沈文倬点校，第101—102页。

[4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用宋人范祖禹之说曰：“战国之时，民穷财尽，人君独以南面之乐自奉其身。孟子切于救民，故因齐王之好乐，开导其善心，深劝其与民同乐，而谓今乐犹古乐。其实今乐古乐，何可同也？但与民同乐之意，则无古今之异耳。若必欲以礼乐治天下，当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郑声。盖孔子之言，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时之急务，所以不同。”（朱熹：《孟子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第214页）

 

作者：周春健，中山大学哲学系暨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朱玉婷，中山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生

来源：《孔学堂》（中英双语）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