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天下言性章》历来聚讼甚多，前人解释此章者多引及道家和新出土文献。但通过与《墨子·兼爱中》相比较，可知此章应与墨家的关系更为密切。从语境前提 （杨近墨远）、致思方式（辩故言性）、论证素材（大禹治水）等方面细致分析可见：《孟子·天下言性章》言说对象应主要是墨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道家；“辩故言性”反映了孟子和墨家、庄子的人性主张在因果链条上的根本性差异；大禹治水“利”与“善”的两个面相，则展示了孟子、墨家在同一圣王“故事”上的价值分裂。《孟子·天下言性章》所言不止是“性善”，更是反对墨家将动机与原因混为一谈，意在凸显道德行为根源的无动机和反功利的内在特性。以《墨子》为参照坐标，既为我们诠释《孟子·天下言性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又表明《墨子》是一部长期被学界忽视的孟学比较文献。

关键词：孟子 墨子 人性论 故 禹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编孟子正义”（项目号22&ZD036）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孟子讨论人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章节，《孟子·天下言性章》是历代儒者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前人解读此章的思路大致可归为考证、立意两类。前者偏重训诂考据，善于引证前人解说，注重诸家注疏的梳理，以朱熹、焦循等为代表；而后者则强调“以意逆志”，借诸子之口，会通《孟子》文本以立己说，以苏辙、陆九渊等为代表。这两种思路并不泾渭分明，各家往往将史料相互穿引，遂使此章聚讼不已，成中国孟学史上一难解公案。查诸前人对《天下言性章》的解说，基本是沿袭黄彰健先生的思路，将其与道家关联，从未有人论及墨家。然而，我们在整理先秦文献时，发现《墨子·兼爱中》的行文表述与《孟子·天下言性章》竟有很高的相似度。由此，我们怀疑《孟子·天下言性章》是否可能与《墨子·兼爱中》有所联系？于是将两章原文简单梳理如下：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苟君说之，则士众能为之。……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古者圣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以利冀州之民；南为……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当兼相爱、交相利。为使问题更清晰，做成表格如下：

	立论前提	辩故	原因分析	故事	求故
孟	天下言性也，则故	以利为本	智、凿	禹	行所无事（推测为性善）
墨	天下之难，物于故	不识利、不辩故	不为不行	禹	兼相爱，交相利（行兼）

如上所述，这两章在行文结构上确实有所雷同，只是表达主旨不太一样。考虑到文献的成书年代，《孟子》基本没有争议，而《墨子》各篇成书年代争议则较大。关于《墨子·兼爱中》的成书时间，日本学者渡边卓将其定在公元前35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倒是基本与孟子的生活年代（公元前372年到公元前289年）相一致。为进一步消除疑惑，现从以下方面逐一就《天下言性章》所牵涉问题作尝试性探讨。

一、语境前提：杨近墨远——孟子言说的指向性

先秦时代宽松的讲学环境及自由辩论的氛围，不仅促使诸子学说的最终定型，而且造成了学派内部的分裂。诸子学说形成文本，大致经历了“辩论——退而著述——成于众手”三个阶段，并最终流传于后世。“辩论”是先秦诸子学说建立的必经阶段，而他们之间的辩论却往往是以相互攻讦的形式呈现。这种就事论事、就观点论观点的言说方式，极易造成其传世文本不能系统有序，引起后人理解的困难与偏差。《孟子·滕文公下》曾提到其对“天下之言”的态度：“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好辩”是诸子对自家学说的辩护和回应，一方面是为了消弭学派内部的纷争，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应付学派外部的危机和挑战。孟子的自我辩解说明，当时“好辩”在儒家内部并非褒义。孟子迫于时势，对“天下之言”所作的回应，反映了儒家与杨、墨等诸子在公共话语上的紧张与冲突。尽管孟子以“辟杨墨”自任，但他对杨、墨的态度却略有差异：“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孟子“辟杨墨”并不是为了取胜和道德贬低，而是“从而招之”，让其回归正途。“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显示了其“杨近墨远”的基本立场。故他的主要批评对象是墨家，而非杨朱及道家。但后人 （如黄彰健、裘锡圭、丁四新等先生） 解读《天下言性章》大体却皆依陆九渊，且多引证《庄子》。如丁为祥先生就以告子、庄子为话语背景与坐标，将讨论引向道家。韩愈认为“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最早肯定墨学之价值，却招致宋儒的批评。如程颐曾批评他“持教不知谨严，故失之”，而朱熹则诘责“昌黎之言有甚凭据？”显示了宋人对《墨子》的一般性偏见。由此可见，陆九渊引证《庄子》解读《天下言性章》，一则源于个人情趣，二则是时代风气使然。但这种称引《庄子》而不及《墨子》的诠释路径，显然并不符合“杨近墨远”的历史事实。

告子是孟子探讨人性问题的主要对手，但学界对其门派归属却存有争议。梁启超将其归为墨家，最重要的理由是《墨子·公孟》谓告子“日言义而行甚恶”，招致墨家弟子的批评，欲将其赶出门派。墨子作为掌门人，给予的答复是：“言仁义而不吾毁”。这一则反映了墨家重“行”而轻言的特性；二则体现了墨子对“辩论”的足够包容。实际上，《墨子》支持辩论的思想颇多，如：“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 “辩，争彼也。辩胜，当也。”墨子死后，墨家一分为三，其中就有“辩胜派”，告子可能就身属其中。因此，孟子与墨家的辩难显然更符合常理。

庄子认为杨朱跟墨家“骈于辩者”“离跂自以为得”，表示“钳杨、墨之口”，足见杨朱确实“好辩”。但若以杨朱、庄子同归道家，那就学派的发展趋势来看，墨家由“行胜于辩”发展出“辩胜派”，而道家则由庄子一脉走向了“大辩不言”，甚而“去言去辩”。庄子极力把辩论维持在低限度内，主张“存而不论”，试图跳出现实的学术及政治空间。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孟子、墨家倾向“追放豚，从而招之”，而庄子一路的道家则要“放豚”。这种差异性导致儒家、道家很难在同一空间辩论问题，如针对“丧葬”，儒家主张尽量“厚葬”，以全孝子爱亲之心；而墨家则主张尽量“薄葬”，以节省物力而利百姓，说明儒、墨之争尚维持在丧礼等伦理仪式上。而庄子则完全视生死为“附赘悬疣”“决疴溃痈”，更毋论丧葬形式。其妻死，他“箕踞鼓盆而歌”，对“俗礼”是挑衅与不屑；己之将死，则明确抨击厚葬，甚至主张不葬，“以天地为棺椁”。

杨朱一派主张“为我”“贵己”“全性保真”，虽具有强烈的“利己”倾向，但其凸显个体意志及尊重个人价值，却与孟子所称颂“伯夷、叔齐”颇为相通。因此，赵岐认为，杨朱一派为己爱身，尚能保全孝道；而墨家兼爱无亲疏之别，则完全破坏了伦理纲常。故钱穆先生亦曾言：“依随墨子思想，将破毁家庭。依随杨朱思想，将破毁政治。”由此可见，“杨近而墨远”是历史事实。《天下言性章》绝非为孟子自言性也，而是有具体的言说对象。此言说对象，更可能是墨家，而非道家。

二、论证方式：辩故言性——动机、原因及道德根源

尽管前人围绕《天下言性章》中三个“故”早有详论，但始终未形成统一意见。客观上说，此章并不是先秦时期将“性”“故”作关联讨论的孤立个案，而是儒、墨、道诸家都会涉及的普遍问题。如《墨子》：“霍、为姓，故也”；《郭店楚墓竹简》：“交性者，故也”；《庄子》：“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其时，诸子“辩故”“辩性”多着力于“性”“故”之双重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前者引出欲望、原因等；后者引出仁义、动机等。《天下言性章》实则既言“故”，又言“性”。此章前两个“故”，是道德伦理视域对他者“故事”（人性问题）的批判，通过举证可推导出“性善”；而最后一个“故”则指的是天地、星辰运行的“原因”，是对自然规律和法则的认可。《兼爱中》“不辨其故”指向的是具体的“原因”，是对人类具体行为（不能行兼）的批判，可推导出墨家的“行兼（兼相爱、交相利）”。《天下言性章》《兼爱中》都将先王“故事”作为论证的依据，体现了对“故”的认同。但墨家穿凿地认为“天”具有道德情感，能够做出价值判断，这与孟子提倡的“行其所无事”严重对立。

为厘清以上事实，现结合“故”的字义，就孟子与墨、道对“人性本源”的认识差异作一分析。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例：“故，使为之也。（今俗云“原故”是也。凡为之，必有使之者，使之而为之则成“故事”矣，引伸之为“故旧”，故曰：“古，故也。”《墨子·经上》曰“故，所得而后成也。”许本之。）从攴。（取使之之意。）古声。（古慕切。五部。）”如段氏所言，“故”大体有两层义：“原故”—“故事”。从“原故”到“故事”须以“为之”连接。将两者结合，“故”构成的是因果关系。“原故”是“为之”的原因，“故事”是“为之”的结果。而“为之”的主体，只能是有生命意识的生物体（人或动物）和无生命意识的自然（风雨雷电等）。“为之”的结果则是生物行为，抑或自然现象。

生物行为首先是出于本能，如渴欲饮、饥欲食等，都明显带有趋利避害的行为动机。但随着人由个体走向群体，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审视自身。先秦诸子对此所论甚多，孔子视君子为理想人格，将君子行为规范于“义礼逊信”等德性纲目之下，强调社会道德要优先于生物本能。孟子则由“人欲善”推出“人性善”，激励人人自觉成为道德主体，将德性归为本质属性和行为准则。墨家视“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等为人之情，将欲望、动机视作人类行为的根源，而提倡道德之目的在于满足个体的生存欲望和利益诉求。墨家由“人欲利”推论出“利”是人性之根本（以利为本）。庄子认为“素朴而民性得矣”，极力驳斥“儒、墨之是非”，反对他们所称道的社会属性，意在突出人的自然属性和本真状态，甚至要自动忽略人与禽兽之间的差异。因此，庄子不仅消解了德性，视“仁义”为多余；更反对欲望和动机，希望维持万物自化的状态。

风雪雷雨闪电之形成、春夏秋冬四季之交替等自然行为（现象）如何发生？现代人一般将之归为客观规律。但古人却习惯将其与人事相联系，原因与动机混为一谈，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最具代表。在先秦诸子中，墨家崇尚“天志”，认为“飘风苦雨”等自然恶象的产生，是源于上天对百姓“不上同于天”的惩罚。以此将自然现象归咎于冥冥中的神秘力量，反映了墨家的原始宗教性。而庄子则认为，存在即是存在。天地日月“居无事推而行是”，万事万物无为而自行自化，人们根本没必要加以追问。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追求“天地并生，物我为一”，主张人回归纯粹自然。早期儒家则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既突出了人的道德能动性，又承认了自然现象的客观性。但由于继承了古典诗教“比兴”的传统，儒家习惯借用自然现象比拟人类行为，极易使人将儒、道所言“自然”混为一谈。而孟子恰恰倾向利用经验现象来论证先验德性，以呈现道德的先天自然性及内向性。

什么是人性？（性）人类行为的根源在哪？（故）从因果关系看，这是一个相关的连续性问题。如何认识这些问题？直接导致诸子学术观点上的差异。孟子、墨家的相同点在于：都承认人是区别于动物的社群生物，无法脱离团队而独自存在。若想达成群己和谐，必须引向道德。而两者的差异在于“欲性（本能）”与“仁性”（道德），谁是第一位？以及道德行为的根源在哪？墨家认为“欲性”大于“仁性”，“行仁义”是为了兴百姓之利，道德行为根源于趋利的本能；而孟子则强调“人禽之辨”，认为“仁性”大于“欲性”，“由仁义行”是自我实现，道德行为根源于内在德性，明确反对趋利、刻意的动机。孟子所强调的道德的“自由”状态，虽然与庄子所推崇的人性“自然”形式上相似，但庄子对道德的舍离态度，使二者很难处在同一言说维度。

孟子、墨家、庄子“辩故言性”的差异情况一览：

故	原故（本初、原因、本然等）	为之（方式、路径）	故事（已然、成例等）
墨	人欲利、生物本能、动机	（人）行仁义/（自然）天志	事功（兴利除害）
孟	人欲善、仁义优先、无动机	（人）由仁义行/（自然）客观	德性（同然之心）
庄	人欲自然、无仁义、无利	无为、齐物（人等于自然）	去故

先秦诸子对“故”“性”的关联性讨论实则是对人性问题因果关系的争论，直接牵涉出人性（道德）的根源和行为评介，以及人与自然的界限。通过比较可知，孟子“谈性言故”所涉及的问题与墨家差异性更大，彼此更有言说空间。《天下言性章》前两个“故”批评的是道德领域的人之性，而最后一个“故”则强调的是天地自然之性。之所以强调天地自然之性，一则是孟子要借“天之无事自然”反衬“人性之刻意不自然”；二则是孟子欲批评将“天之故”（原因）与“人之故”（动机）混为一谈。因此，孟子此章不仅是辩驳墨家“以利为本”的人性主张，更是批评墨家的“天志”。

三、论证素材：禹之“利”与“善”——圣王故事取材的价值分裂

尧、舜、禹等先王是先秦诸子辩论中最常称引的素材。朱维铮先生认为，诸子“都宣布自己是某一位或几位远古英雄人物的学说继承者。”但诸子对圣王个体的推崇程度却不同，甚至对同一圣王的评价亦是各有侧重。以儒家为例，面对尧舜禹，孔孟荀就稍有偏差，以此构建了儒家核心价值的三重维度：尧：立则，政治秩序的创立者；舜：崇德，德性内在的完美化身；禹：尚功，拯救世界的事功英雄。而《墨子》则经常“尧、舜、禹、汤、文、武”连称，并将“古者圣王之事”列为“三表”之“本之者”；《庄子》则为辩难儒、墨，在尧舜之前抬出了黄帝，将之列为“以仁义撄人之心”的始祖。

《孟子·天下言性章》《墨子·兼爱中》皆引述及禹之事，但两者关注的重点却可归结为“禹之利”与“禹之善”，反映了他们面对同一圣王所持的不同价值立场。墨家所言“禹之利”侧重从“行仁义”推到“行兼”；而孟子所言“禹之善”则强调“由仁义行”的“行所无事”。黄彰健先生将“行所无事等于无为”，实则抹杀了儒、道在人性问题上的界限。孟子从本体上与墨家讲“行其所无事”，不妄为穿凿，强调仁义等德性内在，与道家言“无为”形似而实不同。

《孟子》“由仁义行”的典范是舜，而绝非禹。其中有两处“由仁义行”与“行其所无事”相类似的表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这两处共同强调的是：人禽之间的细微差别，根源于人内在的善性或善端。以之，人不仅能成为道德主体，而且应成为道德主体。在尧、舜、禹三代圣王中，孟子钟情于舜，视其为德性内在的完美化身。若《天下言性章》是单纯论“性善”，实则直接引证舜之事可能更有说服力。因此，我们不妨将舜之事置于《天下言性章》，大胆假设一番：“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舜之闻善言、见善行也，则无恶于智矣。舜之闻善言、见善行也，行其所无事也。”正因舜性善内有，故其与外物一接触，行其所无事，才能“沛然莫之能御”。因此，在《天下言性章》中，孟子若引证舜之事来阐述“性善论”似乎亦可以讲通。而且在公都子跟孟子请教“人性”问题之时，明确引用时人的观点“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以瞽瞍为父而有舜”，说明舜“性善”是时人的普遍看法。如果《天下言性章》是与时人辩论“人性”，那么引证舜的事迹岂不是更有说服力？为何偏要曲折用“禹之行水”呢？相比而言，《孟子》对禹着墨有限，先秦诸子最推崇禹者当属墨家。

《孟子》具体引证禹的事迹共有十处：四处与“大禹治水”（5.4/6.9/8.26/12.11）有关；二处强调“禹好善言”（3.8/8.20）；二处表达圣人同心同德（8.29/14.22）；剩下一处讨论“权力继承”，一处强调圣王道统。《尚书》明确记载“禹拜昌言”和积治水之功而为天子。而如《左传》载刘定公言：“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足见禹之事功是先秦诸子公共话题。但面对同一圣王，诸子为立论往往会截取不同的侧面。孟子就经常刻意回避事功以突出德性。《孟子》载“禹之事”，除《天下言性章》外，剩下3处对“大禹治水”的记载，2处是例证情势危急：“士耕而食不可得”（5.4）“予好辩不得已”（6.9）；1处则是对“丹治水”（12.11） 的批评。以上诸处，都不是直接称赞大禹治水是欲利天下万民，孟子更想突出的是情势急迫之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的同然之心。

从《墨子·兼爱中》到《孟子·天下言性章》，评价“大禹治水”的差别反映了同一圣王素材在诸子之间引证的分裂。而《天下言性章》所批评的“智者”，极大可能是墨家。孟子着意突出禹的“善”，刻意隐没禹的“利”，正是他对“故者，以利为本”的价值批判。而墨家“以利为本”基本算是前人的共识，墨家将仁者之事归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孟子所言“行仁义”，而孟子更推崇的是“由仁义行”。基于孟子、墨家各自不同的立场，因评价“禹之行水”这一历史事件而呈现为“行仁义”（利）和“由仁义行”（善）两个面相，也实属情理之中。

整体来说，虽然《墨子》缺乏对具体人性问题的讨论，但并不代表墨家没有对“人性”问题的思考。其中，告子所言“性无善无不善”与墨家“行理性于染当”具有高度一致性。墨家关注的是作为自然人的个体需要及群体满足，其人性思想可归纳为“人性欲利”。徐克谦先生就认为，墨家是以“利”言“善”，《墨子》即以“利”来解释道德之“善”。墨家“以利为本”实质既非纯粹利己，又非纯粹利人，而是互为前提的“兼相爱，交相利”。但这仍会招致孟子的强烈反对。因为在孟子看来，“善”与“利”相比，“善”的自然生长倾向，寓含着人格自我的生发，修己即价值所在；而“利”带有目的的预设，则会使人为达成利益不择手段，造成个人价值的崩塌与社会秩序的混乱。

四、结语

“故”“性”的关联性解释，构成了先秦诸子讨论“性”问题的因果链条，体现了他们对待人性问题的差异。前人对“故”的解释，多是强调“因果关系”的“果”（故事）。现参照杨伯峻先生的翻译，将《天下言性章》试译如下：

天下人所谈论的人性，不过是（谈论的）动机罢了。谈论动机的人将利作为人（性）之根本。我之所以讨厌自作聪明的人，是因为他们在穿凿附会而已。如果这些自作聪明的人真正如大禹治水（由仁义行）一样，就不那么令人讨厌了。大禹治水（思天下有溺者）完全是遵从本心，行其所无事（结果是救天下之民）。如果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也能够行其所无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天虽很高，星辰虽极远，假如能够得到真正的原因（而不是动机），以后一千年的夏至，也可以坐着到达。

以上，将前两个“故”可解释为“动机”，最后一个“故”解释为“原因”，强调的是因果关系中的“因”。孟子反对智者（墨家）的穿凿：在道德领域，墨家将“动机、欲望”视作事物发展内在驱动力，而孟子则将无动机、不逐利视作个体行为的道德根源。在自然领域，孟子一方面承认了自然之因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则批判了墨家的“天志”。

经典文本的解释争议属于古典文献研究中的普遍问题，造成争议的主要原因往往不是来自文本自身，而是由于外部参照坐标的变化。将《墨子》作为解释《天下言性章》的参照坐标，不仅为我们解读此章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而且也说明《墨子》是一部长期被前人忽略的孟学相关文献。

作者：郑炜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文博馆员。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 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