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基于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德行优先原则的德育思想，影响了中国漫长的德育历史。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孔子的德育思想针对个人的禀赋习性、生活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形成了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为主要表征的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的三个统一的辩证逻辑。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应以此为启示，通过树立因材施教的思政思维、拉紧社会结构与思政关系纽带、抓住因时而新的思政脉搏，朝着精准化、科学化、时代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孔子；德育；辩证逻辑；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要求我们汲取先贤智慧，结合新时代特征，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孔子德育思想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之上，围绕民众生活，依附于社会结构进行德行教育，其促使社会各阶层形成稳固的阶级秩序，实现民众教化的目的，并展现出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的逻辑特征。孔子德育思想的精髓要义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耗散殆尽，而是追随时代脚步，历久弥新，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因材施教：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哲学上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中国古代德育以四书五经、各类律法、祖宗家训等为主要内容，以学堂教授、法律约束、家风建设等为主要形式，对民众进行思想统治与行为修正，以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古代经典著作、严刑酷法、宗祠文化虽然对人的教化作出了详尽规定与要求，但在具体实践中，又会因人而异，显示出细微差别，展现出精细化特征。因材施教便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德育最显著特征，是育人思想内核的外在表现，是育人思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实现有效德育的重要路径。因材施教将德育内容通过具体形式表现，又以一定形式将德育内容完整呈现，最终在受教育者身上得到统一。

孔子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人在天生的素质条件上差异微小，但后天的主动学习和环境塑造，造就了人的多样性。材质不一，必然要求教育形式呈现多样化特征。北宋教育家胡瑗将“因材施教”进一步发展，首创分斋教学制度。“故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使之以类群居讲习”。他将受教育者以兴趣志向精准分类，实施分斋教学，实现教育效果最大化。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孔子将学生划分不同资质等级，进一步明确和厘清针对情况不一的受教育者的教育内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回答了现代教育语义中“教什么”“为何教”“怎么教”的三个教育元问题，抓住了教育的本质及其源动力。

围绕以上三个问题，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德育内涵展现出了具体规定和特性：一是关注受教育者的内在需要，即回答“教什么”的问题。孔子从受教育的身心出发，“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以考察受教育者的具体表现，引导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达成教育目标。如孔子晚年高足子夏所言，“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即对待父母、君王和朋友等不同相处对象，受教育所要遵从或者学习的内容也不同。这体现出因材施教绝非一种简单的教育思想或教育理念，而是始终贯穿教育过程中的指南，是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和结果的必然统一。二是尊重受教育者的兴趣，“通过启发诱导，调动德育对象的学习兴趣，引导德育对象主动思考，使德育对象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回答了“怎么教”的问题。“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告诉学生，志向在道上，据守在德上，依靠在仁上，游憩在日常所用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上。兴趣是天性禀赋和后天经历的结果，是个体思想的具像化投射。因此，要做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兴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良好的教育理当顺应受教育者的天性、对受教育者材质进行准确研判、与受教育者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以此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并为其提供一个沟通与对话的平台，促使他们开动脑筋，独立思考，自觉躬行。三是教育者须保持宽容、耐心和谦虚。“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教书育人，孜孜不倦，引以为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同伴同行的人身上必定有可学和可改之处，在保持谦逊的同时，尊重个体的差异性，这是对“为什么教”的侧面回答。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相对状态。二者知识存量、道德品质存在势能差异，需要通过教育活动填充、弥补。因此，要求教育者对于受教育者的知识短板和行为偏差保有一定容纳度，保持对受教育者的宽容和耐心，才能走进受教育者的心扉，达到默契状态，形成“教育者的纠偏—受教育者的自我修正”的良性循环状态。

二、因地制宜：现象与本质的统一

因地制宜原意是指，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制定合理、适宜的办法。“因”是根据的意思，“地”可以理解成地方、地势，即具体的地理条件，环境情况。在德育语境下，因地制宜是据环境制定教育内容与方法。“地”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受教育者生活生产的长期环境，它强调空间概念，是对个体产生塑造效果的长期环境。二是指受教育者身处的瞬时环境，是个体所处的具体情景，对受教育者的心情、心理状态具有瞬时影响的短期环境。二者必须兼顾才能实现对受教育者的精准把握。如果过分强调长期环境的塑造，即受教育者的资质、性格、能力等因生长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品质表现，而忽视教育活动时的具体情形即瞬时环境的营造，教育者就会对受教育者的心态、心理等微观方面产生错误研判，进而导致定位模糊的问题，降低德育的针对性。但如果仅关注到受教育者身处的瞬时环境而不去考察其长期生活生产环境就会失去对受教育者的本质掌握，容易形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局面，进而造成认识片面的问题，降低德育的有效性。马克思曾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这表明，教育者也会是受教育者，且环境和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概言之，我们只有对受教育者的长期环境和瞬时环境进行综合考察，对个体的行为表现、言行举止等进行现象探究，同时对人的性格品质、道德素养等进行内在的、一般的、深沉的、单纯的本质探究，才能客观揭示事物内部联系和外在表现之间的相互关系，施以最佳德育手段，达到实在效果。

孔子根据受教育者的现象与本质，形成了以下几种德行教育方式。一是察言观色。它是针对受教者的具体表现（即现象）和性情品质（即本质）而形成的综合评判和教育方法。孔子对弟子颜回的评判就是，“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回品德高尚，能时时刻刻保持内心之仁。孔子平时对其讲学时，没有丝毫违背，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看法。但孔子留意他私下与别人谈话时却发现，他对自己的讲解颇有发挥，并不是像在孔子讲学中表现得那么愚笨。孔子通过察言观色留意受教育者长短期、课内外具体情况，全面了解颜回的品行才能，做到了对一个受教育者的多角度评判，从历史观察和现实表现作出精准判断，综合评价和教育学生。二是以德配位。孔子注重对不同受教育者德行品质的长期考察，然后作出职业建议，将人的品德差异外化为职业差异。即知人善任，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以价值导向实现分流教育。季康子分别问孔子，可以派仲由、子贡、子有去处理政事吗？孔子道：“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孔子认为仲由办事果断、子贡通达事理人情、子有多才多艺，处理政事都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论语》问同而答异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观人之所问意思言语及所居之位。”孔子以德行品质作为对学生长期考察的主要方面，以同一问题的不同解答来阐释对学生的不同认识，并通过职位建议来指明学生个人的价值导向，这是瞬时建议和长期考察的统一，是教育结果和方式的统一。三是人以群分。孔子关切受教育者的长期环境形成的性格特征、天性禀赋、兴趣爱好、能力品行，以此分类受教育者。“圣人”“君子”“善人”“有恒者”以及“达者”皆是孔子根据品德高下来进行的人群区分，并据以进行不同的教育。尽管如今的教育理念已经不再提倡将受教育者进行优劣之分，但是根据受教育者的个性天赋、家庭结构、生活环境等因素，将受教育者进行分类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快速、精确认知的最直接方式，也是实现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根本依据。四是自我认知。要实现自我精确认知，需要向内实现自我剖析，向外进行环境认知，以达到内外统一，消弭认知偏差。这是精准教育的重要一环，是教育过程的前置步骤。“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孔子让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对自己有清晰认知，并自谦认为自己信心不够，不足以为官。孔子听了却很高兴。一方面，孔子的很多弟子均想为官，略显浮躁，而漆雕开博览群书，学问渊博却说自己信心不足，体现其为人谦虚谨慎，令孔子悦；另一方面，漆雕开不想为官的意志证明他仍专注学问，而孔子认为其对自己认知明确，达到了教育的真正目的。

在“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之下，德育理应关注受教育者身处的长期环境和瞬时环境。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告诉我们，关注个体应该从其社会生产关系去考察。古代德育精准化的模式和逻辑就展示出这一特点：在关注个体内在因素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对于其生活生产环境的关切，并以此运用恰当的方式进行德育活动。孔子根据弟子的言行举止、德行地位、特征特质、自我认知几方面的差异来进行针对性的规训和教化，是孔子德育思想的另一表征。

三、因势利导：原因与结果的统一

因势利导，出自“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意为顺着事情发展的趋势，向有利于实现目的的方向加以引导。这一深刻思想和实践指导是中国古人关于“顺势”状态的智慧。在古代德育语境中表现为顺着社会的阶级梯度，开展德育活动，致使德育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自夏朝始，至清朝终，古代中国建立起以阶级为主要结构的社会形态。统治者往往借助阶级梯度顺势宣导思想意识，在每个阶梯层级上施行不同的德育方式和内容，达到精准有效的德育目的。在以血亲宗族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孔子把德育、教育与政治合一”。一方面，孔子以“仁”作为德育的内容与结果，又以“礼”作为形式与原因。将树“仁”和守“礼”统一在德育的原因和结果之中。“礼”强调的是整体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的意义，故而“礼”的基本精神首先应当是秩序精神，其中包含了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等内容。作为规定和约束各种行为规范的普遍准则，其目的是帮助统治者巩固其统治，维护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和社会政治的稳定，体现的是秩序的精神。另一方面，完整的等级制度和体系营造的阶级梯度又为德育供应了“势能”，形成了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规定性德育样态。在统治民众思想和行为的同时，又提倡关注民生，从人民的生产生活中汲取执政智慧，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营造了德育和社会结构和谐共生，相辅相成的局面。社会结构为德育提供了良好的结构依附，最大限度发挥了德育价值，而德育在价值发挥的过程中又更加稳固了社会结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故而因“势”利导的德育思想既是稳定社会结构的原因，也是稳定社会结构的结果。

中国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无论是奴隶制时代还是封建制时代，都属于阶级统治的时代，因而当时的思想道德教育无不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几乎每个个体都有着准确的身份归属和社会任务的规定：皇帝、三公、九卿、士大夫、农、工、贾，即所谓的“人以群分”。此时德育也跟随社会身份划分，精准到不同人群，形成了从统治者到民众自上而下的思想规训体系。为了维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固性，统治者利用“家国天下”的概念演绎思想道德规范，在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稳定关系中，提倡“礼”“孝”“义”消弭思想分歧，达到思想统一和规训作用。“天下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号召缩近君主与臣民的间隙，形成以利益、荣辱、价值为基础的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思想在民众脑海中根植，致其在言行举止、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养成稳固模态，从一定程度上维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形成稳定的价值序列和社会结构。

“政治上推崇并实行‘仁政’与官府大力提倡宣传道德的生活相辅相成。前者接近于制度上的保障，后者则是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以“孝悌”为思想规范的教化内容。孔子以“无违”、“能养”且“敬”、以好脸色劳其事，馔酒食，回答了孟懿子、子游、子夏三人的问孝。可见孔子对“孝”的解释是根据学生的性格特质、家庭背景及生活环境的具体考察形成，是对于社会结构和个体阶级的准确把握。另一方面，德育促进了社会治理与基本的人伦关系的结合。在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中形成微小层级系统，从父子、兄弟、长幼等亲近关系中构建等级秩序，在等级秩序中塑造的等级秩序差，形成了差级“势能”，顺势推进了价值的传输与引导。从强制规定性中，形成了权威、榜样和模范，将德行、品质、知识、技能顺“势”传递。

分析中国古代的社会层级结构与孔子德育思想之间的关系发现，孔子的德育思想强调的是依附于社会层级结构、功能和模式，在价值的引领、传导、发散上具备天然的结构优势，是“上行下效”的强制灌输模式和“自下而上”自然回溯方式的有机统一。君臣、父子、师生等关系范畴存在政治身份压制、经济实力落差、知识话语霸权的特质，为思想灌输和价值引导规划了清晰的教化和规训图景。基于社会结构等级差的价值传递模式，政治制度将权威者、示范者固定在一定的伦理道德框架之内。儒家思想将其德行以“君子”的标准去修正，“修己”“笃恭”“取义”“周而不比”成为身教示范乃至“平天下”的先导，在激励和范导民众之前达到对自己的价值规范即“自我教化”。

然而，中国古代德育在注重典范效应、率身垂范之外，将民意、民欲、民力亦视为治理的重要参照。“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将民意上升为天意，从逻辑上将人民的价值观念附加在统治者的治理理念之上，逆势形成思想价值交流渠道。此外，“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概莫能外，皆是中国古代德育中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良好互动。与此对应的道家主张统治阶级在德育中要尊重人们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不能过多强调灌输和训导，墨家以“兼爱”思想为文化形态，倡导统治阶级与民众相互关爱与尊重，从另一个维度阐发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理想状态，从整体上关照民众的精神需要，以求实现爱与和平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

四、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作出系统性阐述。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是孔子德育思想的方式和原则，是中国古代德育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隔空呼应。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汲取孔子德育思想的丰富资源，从中获取启发，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朝着精准化、科学化、时代化方向发展。

第一，树立因材施教的思政思维。教育总是紧随时代脚步，教育技术也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向前推进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教育从内部结构需要和外部力量两方面都催生了变革的动力。现代教育的内生动力促使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智能科技的力量，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的工业化教育向个性化、多样化的智能化教育全面转型。”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是未来教育的趋势，教育中心会愈来愈向个体倾斜，更加关注个体的情绪、思想、背景和动态，在关切生活成长背景的同时，更加聚焦于微观状态。树立精准教育理念与教育目标，精准分析学情，重视差异化教学和个别化指导，是当代提高思想政治精准性的重要遵循。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为因材施教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技术性保障，使得精准思政、大数据思政、人工智能思政等具有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在此之前，难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全面达到因材施教，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教育资源有限，特别是教师资源和数字资源有限，它们平分至个体的体量较少，通常是对比较有突出问题的受教育者分配较多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无法对于每一个体都提供较为充足的资源，建立起对每一个体的精准把握体系。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个体的行为举止和思想动态得以记录、分析、反馈，形成了精准学生画像，为创设新型智能化的精准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技术支撑。它通过关注个体差异和细节特征，通过细节数据波动精确把握思想变化，解决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难以测量的难题。此外，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在孔子的因材施教基础上加强过程观、主体观、目的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免陷入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

第二，拉紧社会结构与思政纽带。中国古代德育根据社会结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的不同提出了“统治者—民众”之间的映射关系，试图解决在两者之间由于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而形成的矛盾，打造以“和”为主要立场的文化和精神环境。无论是儒家通过等级森严的阶级制度形成价值共同体，还是道家的“无为”思想消弭万物边界，构建虚幻之境，亦或是墨家提倡相互关爱，拒绝战争讨伐，营造和平环境，甚至是法家通过以法治天下，打造严格的治理体系，皆是中国古代德育的不同样态，为具体的目的宣介学派思想，影响民众，形成思想合力，以期实现建立学派的理想社会，并“在社会整合、成员规范等社会价值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鉴于此，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应与社会结构紧密结合。一方面，我们应厘清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深嵌’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它所具有的特征和属性依赖于它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发挥的功能”。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也应当紧扣社会结构和社会阶级，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与社会结构相融合，形成共生关系，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进一步发展，使其系统根据社会矛盾的变化和时代特色不断调整和优化，其方法也随着教育方式的变革和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创新。同时，我们还应将精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借助社会结构的梯度优势，传播和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针对性和精准性。另一方面，我们应积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结构的发展和稳固作用。“社会结构是由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对社会关系的调节是为了保障和推动社会结构的发展。”维护和巩固社会结构是不同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同任务，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体现。

第三，抓住因时而新的思政脉搏。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现代德育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就是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在现代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教育者注重个体差异、价值曲线、时空流转等，呼吁将“因材施教”进行现代性构建，途径就是着重“材”的具体化，并与“教”精准配合。具体而言，就是要借鉴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天赋、情景、价值取向的理解，配以科学的教育方法，从现代语义学上分析“因材施教”的具体含义。“因材施教”中，应该将重点放在“材”和“教”上，两者之间应属于因果关系，由“材”决定“教”。此外“因材施教”还存在一个隐藏主语，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澄清。施教者应根据受教育者的资质或材质（包括年龄、性别、性格、能力和兴趣等）施行教育行为；在尊重学生成长规律的同时，应贴近学生思想实际，增加教学的亲和力。一方面要不断深挖因材施教在教育领域的时代内涵，把因材施教理解为一个生成性和发展性的概念，做到因时而进；另一方面要在与世界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在具体实践中合理融入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当然，因时而新不是对过去的全部舍弃和割裂，而是建立在经典理论之上的进一步发展，即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将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进去，“通过对文化传统的提炼和运用来获得‘结合’的维度、方式、途径和效果，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生长土壤和根基，绽放新的生命活力，从而昭示未来”。因材施教理念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应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特征，只有坚守“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的核心价值目标，在教育过程增添时代特色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才能引导受教者不断修正非主流、非核心的价值观念，建立符合时代意义的价值观，最终形成牢靠坚固的价值体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生成逻辑及提升路径研究》（编号：19BKS141）。

原载：岭南学刊

作者简介：郑田宏，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王滨，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