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以下略称思想史）方法论问题十分复杂，涉及到诸多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学术规范，甚至涉及到史学思维和哲学思维乃至学术门派等方面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笔者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受业于既从事过思想史研究也从事哲学史研究、既出版过思想史著作也出版过哲学史著作，被认为是哲学史面貌而思想史实质的李锦全教授。笔者也曾给研究生讲授专业必修课“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多年，指导过数十篇博士学位论文。故此，在这里概略地谈谈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这些认识仅是从方法论角度而发的随感式的交流，而非高深的理论思辨或系统的高头讲章，目的在于就教于方家，并期盼引起同行研讨。
本文的题目是“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方法论的思考”，笔者既是中国哲学专业的教授，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又倾心思想史的研究，还出版过《中国文化概论》《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中国传统文化探讨》之类的文化著作，故而以“思想文化史”为论题来讨论。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其实我自己也经常问自己）：究竟是思想史？哲学史？还是文化史？抑或是思想文化史？这本身就值得深思。
业界同行熟知，在学术界长期的研究实践中，思想史就是思想史，很清楚。经典性的思想史著作，首推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库等老一辈学者的《中国思想通史》。该书内容宏富，卷帙浩繁，5卷6册，内容包罗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从殷周到清中叶的思想发展，作者都做了材料翔实而又观点鲜明的阐释，“思想”的主线贯穿始终，是公认的阐释中国思想史的名著。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出版50年后，有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全套书共6卷9册，内容涵盖先秦到明清。有评介说：这套书涵盖了对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各个重要时期的重大思想及各家学说的阐述和研究。该套书对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以来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就进行总结，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以思想学说为契入点，努力揭示思想意识产生的学术土壤，尝试对中国思想史的演变历程及其主要内容提出更加符合中国文化原貌的解析，使中国思想史成为真正在中国学术土壤中生长发育的历史；注重思想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力求揭示各个历史时期思想观念在文化形式中的渗透与表现。在这里，思想与文化已经连接起来，而且提升到了交融互动的地步。
对侯外庐和张岂之先生的思想史著作形成补充和进一步发明的，是葛兆光先生1998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该书出版后曾引起轰动，主要在于作者的思想史观和方法论与此前思想史著作不同。葛兆光先生强调思想史研究不能停留于思想家的思想或传统经典的思想，而要注意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中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的“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是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真正起作用的东西，“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有学者肯定说：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使葛兆光超越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为学界提供了无论从内容到方法都可以使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史著作”。我觉得这个评价符合实际。
不过，坦率地说，就汉代思想特别是董仲舒思想的研究而言，葛著与人们熟知的那些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我不是要贬低葛著的价值，而是想说，思想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论的创新，处理得当，固然能够带来突破性的创新成果，但并不是一定能够甚至必然彻底推翻此前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的价值。诚然，在思想史研究中，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需要重视，但精英人物（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和传统经典的思想，并不因此而被遮蔽，照样值得研究，只不过我们应当是在开放创新的思想史观念和方法论境域中研究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当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就是在传承中创新。实际上，葛兆光先生并不否认思想史研究中对于精英和经典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只不过他认为如果思想史只是写那些思想的精英和经典，是远远不够的，那样将会导致思想史变成悬浮在思想表层的历史，如果一次一次重复，思想史就会成为“层层积累”的历史。葛兆光先生这个见解是深刻的。从思想方法和文化结构论文化价值论的层面看，葛兆光先生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层面探讨思想史，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思想文化”的研究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以“思想文化”为标识并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史论著开始出现。张岂之先生的个人著作《中国思想文化史》是代表性作品。该书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分别论述了中华文明起源、周代礼乐思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南北朝宗教思想、唐代儒释道的渗透和中外文化交汇、宋代王安石的新学和理学、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以及明代文献学和清代考据学，近代中西思想撞击和中体西用，以及维新变法和革命浪潮对思想文化变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张岂之先生这本书的书名已经不是袭用传统的“思想史”概念，而是加上了“文化”理念，即“思想文化史”。显然，从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到个人专著《中国思想文化史》，张岂之先生和他的思想史研究界的同道们越来越重视文化，重视思想与文化的关系，重视思想观念在文化形式中的渗透及其表现。
与张岂之先生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相映成趣，一批思想史研究学者越来越聚焦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由桓占伟、李恒主编的《中国思想文化史论集》，其主要篇目有《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观念社会化的神秘力量——义观念在战国时代的下移及其社会组织作用》《“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衔接》《孔学情本体之蠡测》等。显然，这些论文阐释的是“思想”，而这些思想是与中华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发展进程相结合的，是从观念形态的文化角度切入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般的思想史，而是具有新观念新方法新视角的“思想文化”史。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史学界和哲学界的两篇博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桓占伟博士的学位论文题目是《在观念与思想之间——论先秦义范畴之生成》，2014年答辩。中山大学哲学系魏勇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先秦义思想研究》，2009年答辩。桓占伟的博士论文主要章节是：从祭祀程序到政治准则（殷周时期义观念生成的历史考察），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春秋时期义观念统领地位之确立），夫子之道“义”以贯之（“义”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观念社会化的神秘力量（义观念在战国时期的下移及其社会组织作用），百家争鸣中的共鸣（战国时期义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从未思之物到致思之花（先秦义范畴生成的理论考察）。桓占伟论文的旨趣是：研究义观念和义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整体线索，分析二者之间相互转化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弄清义的观念化和思想化发展进程，从而探讨先秦义范畴生成的内在历史规律。而魏勇的博士论文主要章节是：义的渊源（五帝表义、礼文义质、义生礼作），义的嬗变（礼崩义失、义乃国利、义为广德、义以建利、诗书义府），义本心性（君子之质、人道之表、善性之端），义源天理（义自天出、义者循理），义的失落（义战不义、绝仁攘义、抑义就公），义的重建（天下之利、义为道义、忠职守信、万事之纪）。魏勇论文的摘要说：义是纵穿先秦哲学史，横贯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义作为公共价值，是人类族类本质的理想体现。论文以先秦义思想的形成发展流变为主线，以诸子思想为考察点，分三大部分对义思想进行了研究。上篇主要论述义从五帝到春秋的源流嬗变，中篇主要论述诸子对义进行的形上求索和形下的落实，下篇主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义思想的应然性与社会现实的实然性的反差及其原因所在。结语部分对先秦义思想本质给以评价和分析，并略论其当代启示，认为先秦时期义思想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特质，这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树立正当的价值观、培养公民的社会规则意识、增强义务自觉、培育公共理念有积极意义。不难看出，一南一北、一史一哲的两篇研究先秦义思想的博士论文，都从历时性的一面考察义思想（观念）的形成和演变，都从共时性的一面探讨义思想（观念）的内涵、特质和作用。差别在于一个是史学思维，一个是哲学思维，这在章节标题的概括提炼方面比较明显。但二者的共同性或者本质性相似，就是都重视思想发展与文化发展演变之间的关系，是从文化的框架和视野中探讨思想，从思想演进中阐释文化。因此，可以从本质上讲，两篇论文都是“思想文化”范畴的成果，属于“思想文化史”研究。
饶有意味的是，早在1983年11月，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有幸与会），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关系。会上形成一种观点：就研究的内容和范围而言，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三者是一个同心圆，哲学史最小，在同心圆的内圈；文化史最大，在同心圆的外圈；思想史居中，在同心圆的中间。此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复旦大学正在筹划编辑出版后来影响甚大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会议闭幕式上，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做了《试论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联系和区别》的主题发言。他认为，思想史主要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反映或提出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矛盾焦点的各种思想，因而可以说“思想史是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的认识发展史”，着重阐述各个学派分合和思潮起伏的历史进程。而哲学史则主要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用理性思维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是根源于社会矛盾却主要表现为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辩证运动，因而可以说“哲学史是各个历史时期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哲学史着重阐释哲学发展的本质矛盾和内在规律。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区别是：“前者研究的对象和着重点，是思想流变发展规律的历史进程，后者则是理论思维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本文作者李宗桂
与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紧密相关的，是文化史研究。出版于1949年以前至今不断重印仍有深刻影响的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是典型的史学写法，姑且不论。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热潮起来后，冯天瑜、周积明、何晓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本质上是以思想史为基础为轴心的文化史，在我看来，是典型的“思想文化史”。我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给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20多年来都是使用该书作为主要读物、讲课依据（我一直反对研究生像本科生一样有所谓规范性教材，故没有将任何著作列为教材）。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认为该书有很强的方法论自觉，重视文化学理论，重视“文化生态”（地理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等）问题，重视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发展，线索清晰，史论结合，观点鲜明，理性客观，适合研究生阅读。该书的文化，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而其彰显的思想，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因此，我一贯将其看作“思想文化史”范畴的成果。
按照上面的讲法，现在问题就来了。人们会问，“思想文化”属于什么学科、什么专业？究竟是思想史、文化史，还是思想文化史？回答是明确的：思想文化史。既不是一般意义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也不是“思想和文化”的历史，而是思想性质的、蕴含着思想的文化史，是体现着文化内涵的、昭示着民族文化特质的思想史，合而称之为“思想文化史”。它既是历史的，又是思想的，更是文化的。它不属于或者说不局限于现有学科分类中的任何一个学科，而是范围包罗甚广，内容极为丰富的综合性学科。
我们说“思想文化史”属于综合性学科，并不是随意强辩，而是由它的内在特质和研究实践决定的，同时也是有学术研究的管理规范依据的。在我看来，上述列举的诸多论著，都属于思想文化范畴。学术界近年来关注思想文化研究，从多学科结合、跨学科整合的角度，做了不少有价值的探讨。前述以“思想文化”命名的著作，就是明证。跨学科研究的实践，典型的有南开大学组织文史哲学科共同探讨“思想文化史”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报载：2006年8月16日，由南开大学主办的“中唐以来思想文化与社会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海内外文、史、哲等学科专业的110多名知名学者汇聚南开，围绕大会主题展开探讨。本次会议由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发起，旨在通过共同探讨中唐以来思想文化与社会演进的互动轨迹，实现通过多学科、多领域参与，发掘学术潜力，开展开创性的学术研究。通过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对话，共同研讨中唐以来中国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演进问题，求索中国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贯通研究的新途径。笔者当年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深感“中唐以来思想文化与社会演进”是个好题目，好就好在调动国内外文史哲研究力量来研讨“思想文化与社会演进”。这是11年前的事情，至今值得总结。
就国内学术界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阵容来看，侯外庐学派中的领军人物张岂之先生论著的宏阔精深，姜广辉教授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展现的深厚的历史感和深邃的思想性；以王权主义学派名世的刘泽华学派的文化自信和历史担当，特别是以刘泽华先生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的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政治思想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等为代表的著作，关注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体制社会机制的关系，深刻剖析其历史影响，属于典型的思想文化范畴的研究。
从现有的学科学术管理体制来看，教育部目前是把文化研究（自然包括思想文化研究）看作综合性研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多个文化研究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学科归属上，就是明确放在“综合研究”类别。几年前，由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教授主导并担任第一首席专家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中国文化概论》，就是作为综合性研究课题进行的（笔者忝列首席专家之一）。参与该课题组的学者来自哲学、史学、文学和法学等不同学科，同一学科的学者，来自不同的专业，既有中国哲学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史学理论也有经济思想史，既有中国古代文学也有现代文学，还有法学、美学。真正是综合不同学科专业，进行综合创新式的研究。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张荣明先生据此进而指出：“思想史学科具有包容性，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我认为这种说法理性客观，符合实际。
在我看来，说到底，思想史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反映，是民族文化的思想形态，故而宜称为思想文化史，至少，应当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展开对思想史的研究。
我们清醒地知道，今天的时代是改革创新的时代，我们应当对学科划分过细、拘于一隅而不见全局的苏联学科模式进行再突破，对西化模式和思维要突围，冲出学科划界的牢笼，冲破历史学的思想史、哲学的哲学史的藩篱，走多学科结合、整合的道路，实现跨学科的研究，把思想史、社会史、认识史、文化史结合起来研究，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应走的道路，应有的方法论立场。
作者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