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并称，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也是关于邹鲁之风形成的最早文献记载。其记载为：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细分析这段文字，作者在这里实际提出了在道术为天下所裂之后散布的三个方面：一是“旧法、世传之史”；二是《诗》《书》《礼》《乐》之五经文献；三是百家之学。评析儒家，既没有与其他各家并列论之，也没有像其他各家一样去评析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而是讲述了对“邹鲁”之地的一个群体——“邹鲁之士”与“缙绅先生”的一种风气：对《诗》《书》《礼》《乐》中的“古之道术”“多能明之”。这是对“邹鲁之风”的最早描述。

        其中，有几点很值得关注：

        其一，“邹鲁之士”是邹鲁之风的营创者。在“士”阶层蓬勃兴起、百家争鸣的战国中期，“邹鲁之士”已是一个在各派各家学者中影响巨大的群体，以至庄子在评述各主要学术派别时，不得不将他们作特别的表述。这个群体跟其他学派那些朝秦暮楚、“取合诸侯”的游士不同，他们固守着“邹鲁”文化家园，营造出一种区域独特的文化风气。这个群体数量之众，不限于部分学者，而是一个阶层——“士”。总体分析，大约由两部分人组成：一种是儒士，即冯友兰先生所说：“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邹鲁为孔子兴学之地，儒士众多，当在情理之中。二是“服官者”，即穿官服的知识分子。我的理解即是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包括大、小有知识的官吏。总之，邹鲁之地的庞大知识分子阶层成为百家争鸣中的一支生力军。正是他们，催生了邹鲁之风的形成。

        其二，“邹鲁之风”的内涵主体是尊孔读经的儒风。《天下篇》认为，那些“古之道术”载于《诗》《书》《礼》《乐》等古典文献中。邹鲁之士“能明之”，既反映出在邹鲁之地，研习六经已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风气，也说明他们对六经典籍的研习已有相当的深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儒家所作的诠解，实际也是对这种风气很好的总结阐发，即“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今人郭沫若先生则直接将对儒的诠释与邹鲁之士联系在一起，提出：“儒本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专号。”此亦足见邹鲁之风在儒学形成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其三，邹鲁之风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崇尚道德教化之风。《天下篇》对邹鲁之风的精神文化内涵并没有直接的表述，但是，它肯定了“其”（古之道术）在六经中的蕴含，邹鲁之士“多能明之”，实际上即是说，邹鲁之士最能理解与领会“古之道术”的实质，而这古之道术即是“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的精神思想的内核，亦即指中华文化自上古“三代”以来的文化精髓。而这个精髓，主要还是体现在精神层面，亦即思想文化。《左传·昭公二年》中有晋国韩宣子到鲁国感叹“周礼尽在鲁”的记载，鲁地作为周公的封地，一直是《周礼》之制的典范执行者，到了春秋礼崩乐坏之时，鲁地可谓“乱云飞渡仍从容”，仍然保持周礼。可以想见，邹鲁之风所展现的也是一种道德教化之风。

        节选自《战国时期“邹鲁之风”的形成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