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山东老年大学、孟子研究院、济宁老年大学、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推进办公室、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邹城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从孔子到孟子，儒学由此再出发——孔孟思想解读”讲座在山东老年大学进行录制，特邀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国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朱子学会理事，仲英青年学者赵金刚作了《好古：孔孟的历史意识》主题讲座。
钱穆先生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钱穆先生这一讲法背后含着一个意蕴，也即儒家到底以怎么样的方式言说义、理。我们可以说儒家言说义理的方式并不脱离现实的经验“空言”，而是通过历史经验，通过生活经验去讲明白义理。
中国人特别在乎古今以及古今当中所展现的人对于天的理解。所以儒家有一种观念叫“六经皆史”，按照清代思想家章学诚的讲法，这六部经典都是史书，都是先王的政典。六经并不是抽象的讲道理，是即事而言理，也就是结合着具体的历史事件去讲相应的价值原理。中国社科院张志强老师则认为“三代的历史既是六经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是六经的基本内容”。
从儒家的经典来看，儒家乃至整个的中国文明传统，具有很强的经史传统。但经史传统并不等于经学加上史学。真正的经史传统强调的是经所代表的原理价值与史所代表的生活经验之间的“交互”“互动”。
六经所记载的这些原理本身就来自于历史，原理进入到历史，历史又丰富原理，原理在历史当中敞开，经过一个向前的循环，生活也在发展，历史也在发展，原理也在发展，这是我们所说的经史传统。这是儒家对于所谓的价值原理和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从儒家诞生以来，就有着对三代政教传统的自觉继承与总结。
今天具体讲孔子、孟子的历史观、历史意识，想从三个方面去讲。首先是“道统与圣人”，其次是“治乱与损益”，最后一部分是“敏求与慎行”。
一、道统与圣人
《论语》《孟子》这两本书当中，“古人”无处不见，在某种意义上，若缺失了古人及其他们背后的故事，也就缺失了我们理解古人义理的重要向度，而恰恰是有这些古人出现，才使得我们能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去理解孔子、孟子所讲的那些道理。《论语》《孟子》部分篇章，甚至特别集中的讨论了“古今人物”，如《论语·公冶长》篇，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特别讲“此篇皆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盖格物穷理之一端也。”《孟子·万章》篇，记载的均为尧、舜、禹、汤、孔子，其他古人，及处世。被孔孟提及最多的就是“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在孟子这里，圣人包含孔子。《中庸》讲孔子“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祖”意味着一个阐释的发端，“宪章”是以谁为宪，以谁为章。孔子继承尧舜文武的思想，同时以天时、地利、自然环境为准去阐发这个世界的原理。更进一步的可以讲“祖述”是原理的源头，“祖述”是价值的发端。
孔子非常重视圣人，《论语》当中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对圣人之言有自觉的敬畏，在敬畏的基础之上，孔子“好古敏以求知”。孟子亦然，《史记》中说孟子“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孟子》书中，则讲“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乃所愿则学孔子”。在孟子看来，孔子是集大成者，对孟子来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圣人代表了一种人格理想。圣人身上是有某种品格的，可以说圣人是原理价值的人格化、具体化。但圣人是人，不是神。我们讲圣人是最高位格。圣人使得原理具体，使得原理活生生、活泼泼，这是我们要看到孔孟为什么言说圣人的一个重要意义。
陈来老师有一个概括，他说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具有“以古为训，以述为作，以经为学，以圣为极”的特征。“以古为训”，古代是我们后代的标准和表率，“以述为作”，我们在阐释当中进行思想的创新而创新，“以经为学”，经典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六经揭示的六经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以圣为极”，圣人是人能够做到的最高的一种人格的体现。陈来老师特别强调，“传统的权威需要一种人格的体现。孔子大力发展了‘圣’的观念。‘圣’的原始意义为聪明之士，孔子将其提高为人文智慧和德性人格的象征，而先秦时代的人们已认定孔子即是这种人格即圣人的体现。于是，为了体现传统与价值的权威，圣人与经典借助孔子的人格达到了合一。孔子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圣人的教训应具有权威性，德性的人必须服从这个权威。反过来说，尊重圣人的教训是一种基本的德性，因而这种尊重本质上是对价值的尊重，而不是对个人的崇拜。”孟子则全新的提出了“师”的概念，认为圣人是“百世之师”，“就是说，中国哲学中的‘圣人’首先是作为导师的权威被承认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圣人的权威性并非来自他是超人或超自然的存在以为人类生活的主宰，而是在于他代表人格的最高典范。圣人是历史经验、道德智慧的象征，它的权威来自人们确信他所具有的伟大人格和智慧。人们信赖圣人的权威是因为圣人为人们指出了精神进步的方向。”
顺着这一理路，我们可以看出，在儒家看来，《论语》《孟子》当中的那些圣人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我们管这个序列叫做道统，道统也就是道的传承谱系
道统说在《论语》当中就有了萌芽。论语《尧曰》篇中，尧向舜传位，对舜劝诫，叫“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
道统说在孟子那展现的更加充分。《孟子》当中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
道统说其实代表着儒家对于道的传承的理解。那么什么是“道”？怎么样的“统”？“道”大家粗浅的就理解为儒家所讲的仁义之道，而“统”也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代一代这种连续下来的统序。道统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道不能脱离人而存在，道一定能够体现在人身上，道也一定能够通过人来实现。这也就是《论语》所讲的“人能弘道”。我们每一代当中都有圣人去展现道，去实现道。
《论语》《孟子》讲圣人不仅仅只讲了名字，还描述了这些圣人很多具体的面相，如孔子说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说舜“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者”，讲尧能够“则天”。《孟子》书中的那些圣人就更加的具体。孟子最喜欢的圣人是孔子，可他说的最多的却是舜。这是我们看到在《论语》《孟子》当中圣人的具体性。
海外汉学家刘殿爵说“中国思想家都有以古为鉴的习尚，每一个学派均有其最推崇的古代帝王”。儒家最推崇的就是道统当中的人物，他们经常讲古代的这些故事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古人是道德素质的具体体现，古人体现了儒家所要讲的那些道德原理。第二，此等理想化的先贤常常被放到实际处境当中加以认真讨论。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说，具体性意味着圣人作为人，他是某种意义上的英雄，面对这些英雄，我们仍会产生崇高感。
中国史学界有一个概念叫“层累”，“这一概念的出现，本身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批判。“层累”背后是有一种历史主动性的，某种意义上“层累”的叙述模式其实恰恰是返本开新的表现，在复述故事的同时也创造故事，进一步的敞开原理。当我们在创造新的传奇与新的故事的同时，那样一个原理，那样一个无限的道，也随着历史有了一个新的展开。
我们可以说孔子本身就有了一种历史主动性的展现，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他在描述历史事实跟史学家的时候，特别讲“不是史学家对事实进行选择、组合与解释，而是历史事实借助史学家的手走出历史以显现其本来的立体结构”。《孟子·离娄》讲孔子“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解释，孔子在面对周代文化的时候，他实现了画龙点睛。“现实的周文以及前此圣王之用心及累积，一经孔子堪破，乃统体是道。”
我们说孔子在整理先代典籍，确定六经，创立中华文明经典性的过程当中，是含有巨大的历史主动性在其中。不仅仅孔子、孟子，每一代伟大的儒者都以他们的历史主动性对中国历史加以了返本开新。
二、治乱与损益
关于圣人，我们可以发现政治性的故事最多，而这些政治性的故事其实也就是那些历史事件，我们恰恰是要通过历史来把握政教原理，通过圣人与历史当中的治乱关系，对于文明的政教原理加以重新阐发。
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孟子对历代圣人使命的叙述。《孟子·滕文公》当中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尧“使禹治之”，最终使得地平天成，人民安居乐业。“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出现了像桀纣这样的君主，“周公相武王”又重新实现了历史的治理。文武周公去世之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面对这种混乱，孔子作《春秋》。《孟子》不仅仅这里讲了历代圣人的使命，还有一段讲了圣人所要面临的不同的任务。
梁启超的《新史学》认为孟子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是“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
当然在我们看来，一治一乱并不能简单的概括为循环。因为看孟子的描述，每代圣人面对的“乱”都有所不同，而每一代的治也都各不一样。这样一种历史观，并不能等同于历史循环说。
“一治一乱”包含着几重意涵：
首先，没有一劳永逸的治理，再好的治理也会乱。这意味着需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的在具体的时态、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寻求新的治理方式。
其次，孟子讲“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历史能否治理的好，要看你能不能合仁道。
再者，王夫之在解释这样一个历史之乱的时候，特别强调“有道而兴，无道则丧”，这是废兴存亡之本。
第二点内涵，其实展现了儒家特别乐观的一个积极面向，历史不会一直在黑暗当中出不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担当，人能弘道。劳思光先生在解释孟子历史观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人的自觉能够改变或者创造历史。
第三点中，我们要特别强调一治一乱并不一定与某种意义的进步相矛盾，而是强调失序与良序间的摆荡；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把握历史原理，确定历史新的方向。如何能够把握历史新的方向？这就是孔子所特别强调的损益的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孟子对于治乱的论述实来源于孔子三代损益之说。
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史学史》当中就特别强调孔子“孔子洞彻三代之变，且从而损益之，以俟后王”。孟子则继承了孔子的这个说法，对后边的历史叙事有进一步的启发。
损益说来自于《论语·为政》，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讲“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因”即因循，也即有所继承。“损”意味着去除，减少，“益”意味着增加，在继承的基础之下，加以删减，加以创造。孔子接着讲，“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涉及到相应的是什么，损益的是什么？按照儒家的解释相应的是人伦，所损益的是这些原理在历史情境当中不同的所展现的实现的方式。可以说，其实损益说背后是抽象继承与历史继承的统一。
儒家讲三代历史的时候，也会讲三代的具体性。即夏商周三代是黄金时代，但不是抽象的美好，而是三代都有它所具有的具体的历史情景。为什么儒家讲黄金时代一定要讲三代，而不是一个黄金时代？我觉得这背后蕴含着一种对历史的理解和一种历史的智慧。
首先就是我们前边所强调的治乱观，其次是人类具体的历史治理需要采取多种形式，而三代的具体性告诉我们，三代历史就是在应用某个原理达到极致，出现问题，再用别的原理加以补救，再创造辉煌，再出问题再加以补救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进行的演进。
杨念群老师对于儒家的这种历史观有一个总结。他首先告诉我们儒家讲的三代“并非是绝对不可动摇的黄金时期”，三代黄金时代达到了种种美好，也会出现弊病。三代是在相互弥补，相互损益之间达到的这种平衡，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完全垄断完美社会的全部要素，意味着我们要不断的提出修正方案，不断的在批评和修正过程当中，实现历史的向前发展。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身上就已经展现出了这种变革的特质。孔子讲“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可以说孔子本人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就是采取损益的态度，既抽象的继承其中的原理，而又有具体对于某些制度的继承。
三、敏求与慎行
儒家在历史实践当中的一个态度，我将之概括为“敏求与慎行”。“敏求”是面对历史，“慎行”是面对当下。
我这儿特别要强调一点，好古不等于复古、泥古。既然复古不可能，儒家不泥古，为何还要“好古敏求”？我们说“好古敏求”首先意味着对于历史经验的重视。《论语》当中讲孔子“好古敏以求之”，朱熹在注释的时候就特别强调“礼乐名物，古今事变”，即我们一定是学而后有以验，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圣人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过去的榜样，从中学习具体的方法的真理性，这是我们看待历史的一个首要态度。同时儒家充分看到历史经验在当下的力量。在历史前进当中，总有那恒常超越历史的道义存在，能够评判着一代一代人所做的事，历史总有它的正义性，这是我们从儒家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当中可以看到的。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在乎“好古敏求”，其实强调的是在对比当中凸显“道”。《论语》《孟子》书中，或者其他借孔子口吻表达的文字当中多有古之、今之这样对比性的表达。就在这种古今的对比当中，我们所要实行的道也就得到了彰显。“好古敏求”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也就是政治与生活方式。我们当下的政治治理和生活方式，不能够跟传统脱离关系。这个背后没有强调所谓的理性的绝对的力量，而强调我们面对历史背后的一个审慎态度。审慎慎行包含着一种明确的道德要求，我们不能轻易的去否认别人的价值，要看到古人做事背后的用心，审慎者，应是守道与权变兼通之人。“好古敏求”背后其实还包含着对于人跟社会的一种理解，它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制度本身具有连续性。我们有作为“类之本”的先祖，也具有“治之本”的圣贤，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敏求”意味着对于历史发展源流的把握，对于历史经验充分的消化，对于历史智慧充分的体会，意味着一种方法的真理性。而审慎慎行意味着对于现实复杂性的应对。
四、总结
说儒家好古，这意味着儒家反本的一面，意味着儒家对于历史的自觉继承，从历史当中学习某种经验。但是儒家“好古”绝不意味着“复古”，我们是要在反本当中实现开新。孔子讲“温故”才能“知新”。只有不停回顾历史的过往，在这样一个对历史温习当中，我们才能更好的向前。我“告诸往”是为了“知来”，研讨过去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前进。儒家“好古”的历史观其实意味着以回望的方式向前，对历史多一分同情，多一分共情，这样的一种向前的姿态，有的时候显得比较沉重，但这种方式有时候虽然走的不那么快，但却坚实。儒家的“好古”意味着一种将历史承在肩上的沉重感，但是儒家却拒绝了一种激进的不能承受的轻所带来的对于历史的、现实的挑战，这是我们从孔子孟子出发，对于儒家历史意识的一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