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需要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其思想基础和内在逻辑。“连续性”是“不变”，“创新性”是“变”，两者是“不变”与“变”、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统一性是“一”，“包容性”是“多”，两者也可以说是“一”与“多”、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连续性与统一性、创新性与包容性是相辅相成的，有连续性才有统一性，有包容性才有创新性。和平性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总体特性。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既有其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又在开放包容中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明，从而能够保持生生日新的旺盛生命力。推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处理好“不变”与“变”、“一”与“多”的辩证关系，诠释好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新时代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哲学基础

正文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特性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突出特征，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性、逻辑性和辩证性。首先是“不变”与“变”，连续性意味着“不变”，而创新性意味着“变”，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不变与变的矛盾中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其次是“一”与“多”，统一性是“一”，包容性则意味着一种多样性的协和，有包容性、内含着多样性的统一性，才是真正有生机、有活力的文明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可以说，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总体特征。深刻领悟、总体把握中华文明的这五大突出特性，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鉴古知今”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

世界上很多文明体要么有古无今，要么有今无古，或者在时间上存在断裂和中断，或者在国土空间上发生了转移和变换，而中华文明是唯一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没有中断和变换的文明体。在中华大地上，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在历史文化上保持着高度连续性和绵延性，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唯一的。中华文明能保持这样的连续性，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重视历史，重视修史，重视文献，重视文以载道、文化传承，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的重要保障。中国古代政治有着悠久的史官传统，史官、太史在早期中国有着神圣性，他们掌管国家典籍，记载国家大事，记录君王的一言一行，同时史官还精通天文、善察天道，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2】。史者，时也、逝也，中国先人重视时间、重视过往的经验，把在时间中展开的经验视为大道之展开。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3】中华民族重视历史，重视修史，以秉笔直书的中正精神叙述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彰显善与美，针砭恶与丑，在历史的激扬斗争中凸显大道与正义。可以说，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道”与“德”有血有肉鲜活展开的历史，闪烁着中华民族的“绝对精神”。

中华文明在文化精神上有着一贯之道，在典章制度、礼俗民风上也因时损益，保持着文明的连续性。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损益之道，即有继承有发展，有传承有创新。“百世”大致是三千年，从孔子到现在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今天的一些风俗民情仍然可以从周礼中找到根据或因素。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也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现代中国在制度上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们的特色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有着独特魅力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上，古代中国、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是在历史连续中不断演进的文明体，贯穿着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

从文化精神上来说，孝文化和对孝道的重视也是中华文明能够保持连续性的重要原因。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有着时间维度古今祖孙气脉的连贯，人民的德性自然浑朴。先祖是类之本，与天本体通贯，这是民众厚德的根基。“孝”体现为对祖先的敬重和祖先意志、意愿的顺承发扬，这对保持文明的连续性有促进作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祭祀，祭礼在古礼体系中最为重要。今天，一方面我们祭天，这代表着道统和灵魂的根源；另一方面我们祭祖，代表着血脉和文化的根源。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的最大情感共识。同时，我们对先圣先贤先师、民族英雄也致以崇高敬意和定期祭拜，一年中很多节日都与祭祀祖先、先烈有关。这些也都在情感上维系着文明的连续性。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古人重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明镜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5】。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说：“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6】《易传》认为易道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彰往而察来”，意思就是要铭记历史、昭示未来，往古与来今是贯通的。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最根本的还是体现在内在精神价值的连续性上，体现在价值认同上，这是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特质。这个精神特质，习近平总书记曾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7】。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8】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虽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上述很多价值理念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仍为中国人所信奉和遵循。这是中华文明内在价值的连续性，这种价值系统的稳固性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石。

二、“生生日新”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9】

“连续性”意味着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上有着相对恒定的价值系统和不变的思想基因，有着一以贯之的传承之道。同时，中华文明并不守旧复古，总是在追求日新、常新，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或创新活力。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中保持着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先秦经典很重视“新”。《尚书·夏书·胤征》中说“旧染污俗，咸与惟新”，这主要是讲德性观念要更新，要抛弃身上沾染的不好的习气。《尚书·商书·仲虺之诰》说“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这里“德日新”与“志自满”相对，实际上强调了一种谦虚之德，不能自大自满、顽固不化、故步自封，“德日新”是追求一种德性和认知的自我革命、自我更新。《尚书·商书·咸有一德》载“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新厥德”“时乃日新”与“德日新”意思一致。虽然这三篇被认为是伪古文《尚书》，但其所揭示的思想观念也不能说毫无根据，《礼记·大学》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那么，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夏商时期的贵族精英普遍把“日新”作为德性上的重要追求。中国先民不但在德性上追求“新”，在器物上也追求“新”。《尚书·商书·盘庚上》载“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与前面所说的德性上追求“日新”不同，它强调了器物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诗经·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里则强调了大一统的新政权担负着开辟历史的新使命。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则强调通过对过往经验与知识的了解、洞察，产生一种新认知、新见解。

早期中国哲人主要是在德性上强调“新”，但也在知性和政治意义上讲“新”。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是《易传》提出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易传》“日新其德”的说法可以看作是对《尚书》相关说法的一种延续和哲理提升。总体上看，先秦哲人讲“新”主要是在德性层面上说的，而且这种“德”是广义层面的。就《尚书》而言，这种“日新”似更多与“自满”相对，强调的是一种谦虚之德和对自我封闭性的否定，强调要迁善改过，不断追求向上向善、完善自我。《易传》于此有继承的一面，似又有所不同。《易传》所说的“德”广义上可以阐释为一种观念认知系统。为什么“日新”是一种“盛德”呢？人都难免“自以为是”，这也是一种“我执”，“日新”可以说就是对“自以为是”和“我执”的否定。用佛学的话，“日新其德”可以理解为基于“无自性”、无我的智慧，对“我执”的破除。这需要一种谦德，“谦，德之基”，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日新”是一种“大德”。《易传》又强调“生生之谓易……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那么，可以说，“日新”的本体论基础是“生生”，是变易之道。因为本体是生生、“无住”，因此主体之心之德也能“虚”下来、“空”下来，做到日新其“德”。这种“德”广义上可以说是心智认知系统，既包容自我认知、自我观念，也包括对外在世界和社会事物的认知，不能固化、僵化。“生生、无住、日新”是一种大德，也是一种大智，这样就能够“通变”，能够“穷神知化”，激发实践智慧。《管子》中也说“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能服日新，此谓行理”（《管子·正》）、“正静不失，日新其德”（《管子·心术下》）、“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管子·内业》）。可见，“日新”是先秦诸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德性价值追求，是一种修身之道，也是实践智慧修养。

“生生日新”是中国人的德性追求，也是一种创新之德、创新之智，是创新实践的哲学基础。就历史的实践展开而言，无论是在器物、制度层面，还是在思想观念层面，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始终在生生、创新。任何一种文明如果长期在一个封闭系统里，没有外来文明的刺激与融入，其生命力必然会不断萎缩。中华文明是多元、开放、包容的，血缘、风俗、思想乃至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不断融入周边、西域、印度、西方的因素，这是其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中华文明不是封闭的，而是在不断发展中的，她既有相对恒定、稳固、不变的价值系统，也有多元、变动而追求创新的一面。

三、“多元一体”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10】

统一性与连续性密切相关，没有连续性就没有统一性。连续性侧重时间上的绵延与生生不息，而统一性侧重空间上的多元一体。诸子思想，百家争鸣，三教九流，异彩纷呈，中华文明丰富而多样，五十六个民族相互融合，多元而一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多个分裂时代，但总体上看，统一的时代是历史的主流，占据了历史的主要时段，而且每一次“分”之后都会走向更高程度、更大范围的统一，以至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是多元的，但又有着强大的统一性、凝聚力和向心力，似有一种天然的内在统合“魔力”。我们认为，这与中华文明崇尚“大一统”的思想信念密切相关，可以说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密码。

“大一统”的思想观念渊源甚早，夏商周时期就推崇“天下一体”的一统观念。《春秋公羊传》明确提出“大一统”的思想观念，西汉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1】，西汉王吉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12】。后来，“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在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大”在这里是动词，是推崇、推尊的意思，就是说孔子作《春秋》，其根本大义就在于推崇一统，凡是有利于天下统一、促进一统的言行举措，就予以高度肯定和赞扬，相反，对那些破坏统一、搞分裂、把天下国家搞乱的人，就要口诛笔伐。

中华文明的很多具体观念和制度举措都体现了大一统的观念。其中，统一的汉字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中国幅员辽阔，民族、语言、方言众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能顺利沟通、交流是统一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方言、语言很多，但汉字是统一的官方文字，“车同轨，书同文”，这是政治一统的重要保障。大一统也体现在祭祀文化上，中国古代祭礼繁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人”，对祖先、圣贤和英雄人物的祭祀，一类是对“物”，对天地、日用、山河等等的祭祀。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这种血脉上的祖先认同，同根同源的共同体意识，是政治大一统的重要情感基础。中国古人虽然祭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甚至生活中的灶神都是祭祀的对象，但在祭祀对象中地位最高的是“天”，如果不好好祭天，祭祀百神意义不大。在古代，天子垄断了祭天、与天沟通的权利，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祭天也体现了政治大一统的神圣性。

我们推崇“一统”的观念，与中国哲学对“一”的重视密不可分。在中国哲学里，“一”可以说就是“道”“太极”等本体性范畴的象征。老子说“混而为一”“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道德经》第十四、二十二、三十九章），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孟子也说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易传》说“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庄子说“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宋代理学家程颐提出“理一分殊”【13】之说，发展了中国哲学的一多智慧。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看，其早期较为强调“一”即本体对万有现象（多）的超越性、主宰性和统御性，后期则较强调“一”即在“多”之中。一多关系是贯穿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有着非常重要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这种一多关系，在政治上也启发我们要处理好集中与民主、主旋律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如果过于强调“一”的统御性，那么，“多”、个体往往会失去活力和创造力；如果过于强调个体性、多样性，则有可能导致群体涣散。因此，辩证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是一个很高的政治智慧：既要使每个个体有自主性、独立性、创造性，同时，又要使社会群体有强有力的维系，以无形的、有弹性的“一”来协同众多个体的发展。因此，全面来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并非机械的、没有生机的、铁板一块的“一”，而是内含着多样性，蕴含着勃勃生机的“一”。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征与包容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包容性，就不会有真正的统一性。

四、“万有相通”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14】

早期诸子普遍强调厚德、博厚和宽容精神，《周易》坤卦《大象传》说“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庸》说“博厚，所以载物也”，《庄子·天下篇》说老聃要“常宽容于物”，这实际上都体现了一种包容性。《周易》六十四卦中，乾坤两卦最为根本，如果说乾卦意味着一种独立性、创造性、开拓性，那么，坤卦实际上就是强调一种宽厚、包容和协作精神。而这恰好与“中”字的字形形成了呼应，“中”字的中间一竖顶天立地，这就是乾卦的精神，而“中”字的四边框象征着大地，具有宽厚、包容精神，也就是坤卦的精神。

《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大道如天地，中华文明有着强大的包容性。世界历史上有不少战争是由宗教观念、精神信仰的冲突引起的，这在中国没有发生过。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华文明有着很强的包容性。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先后传进中国，虽然它们与中华文化原有的儒家、道家思想并不一致，甚至观念主张出入很大，有过一定程度的思想争论和较为激烈的交锋，但在长期的对话融合中，逐渐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佛教思想，经过魏晋南北朝长达几百年的融合，隋唐时期产生了以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流派。宋明时期，佛教文化渗透到中国思想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最终使得佛学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

包容性也代表着一种开放性。没有开放精神，就谈不上包容。中华文明能够五千多年来绵延不息，长期保持生机和活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晚清以来，中华文明大开大合，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融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在科技器物、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等方面，我们全面学习西方文明，但并未由此放弃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目前，中国社会包容着世界各大文明体的先进思想，这也孕育着无限创新的可能，因为有包容才有创新。中华文明是个大熔炉，世界各种先进思想都可以在这里化合，也正是在这种化合、熔铸中，中华文明才能够不断扬弃自我、生生不息。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有很大的包容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能在差异性中看到相似性、相通性。《易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南宋儒学大家陆九渊说：“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15】这种殊途同归、心同理同的开放心态，是高度文化自信精神的反映。华严宗有四法界说，即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反映了一种高度的圆融智慧和包容精神。事事无碍，即万有相通，所有存在者都是相互融通的。著名西方哲学研究专家张世英先生晚年极力提倡“万有相通的哲学”，主张中国文化应进一步走出传统的、原始的“天人合一”形态，达到一种“万有相通”之境。【16】从中国哲学固有的发展脉络来看，其后来的发展也是越来越趋向尊重个体，强调“理在事中”。“万有相通”蕴含着一种开放、包容精神，可以说是《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说是对包容精神更加积极的现代表述，要求我们不但尊重个体性差异，而且要相互融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五、“大道和生”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17】

爱好和平、追求和平，是中华文明固有的精神品格。《尚书》中就有“和”的思想，如云“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典》）、“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禹谟》）。《诗经》中也有很多篇章歌颂“和”，如“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小雅·常棣》）、“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小雅·伐木》）。《周易》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咸卦《彖传》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礼·地官司徒》将“和”与“知、仁、圣、义、忠”并为六德之一，并说“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国语·郑语》载史伯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左传》也载晏子论“和”“同”之辨——“和如羹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明确主张多元素、多声音之“和”，反对单一之“同”。孔子后来将这种思想概括为“和而不同”，认为这是君子的风度，相反，小人则是“同而不和”。《中庸》更进一步把“和”的思想哲学化，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但儒家重视“和”，道家也重视，如《老子》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第五十五章）；《庄子》论“和”的地方更多，如“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庄子·在宥》）、“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庄子·天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可以说，在老庄思想中，“和”就是大道与至德的象征。

“和”在中国哲学中具有本体性，天道本体即是“太和”，这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所应追求的理想状态。“和平”一词在先秦两汉典籍中非常多见，既有“血气和平”“气脉和平”“心和平”“阴阳和平”，也有“民气和平”“政治和平”“天下和平”。总的来看，“和平”在古典中包括自然和谐、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天下和谐这五个层面。而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和平”则主要是指与战争相对的国际和平，强调的是天下太平。我国所奉行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说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这一突出特征。这些原则实际上也奠基在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观上，这就是要“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能损人利己，“以邻为壑”。人与人交往如此，国与国也是如此，都要打破自我中心，走出一己之私的固执；要求建立一种平等观，人与人，国与国，虽有穷与富、大与小之别，但不能有高低贵贱的歧视，而是要相互尊重。

当代中国学者也非常重视对“和”思想的挖掘与建构。张立文先生提出“和合学”的五大原理：尊重生命的和生原理、和平共处的和处原理、共立共荣的和立原理、共达共富的和达原理、滋润心灵的和爱原理。【18】钱耕森先生提出“大道和生学”，认为世界万物由“和”“和气”“大道之和气”产生，主张三态和生：生态和生、世态和生、心态和生。【19】陈来先生基于儒家立场，主张“以仁为体、以和为用”，提出“和而不同，与人为善”的国际和平理念。【20】这些思想可以说都是古典“和”思想生命活力的当代展现，深化了传统的和平思想，为今天国际社会更好的合作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平思想的根本还是要有一颗公心，有天下为公的大胸怀，而不能有天下为我的私心私欲。霸权政治、强权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私”字在作祟，公平、公正、公道，是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四海一家，天下一体，只有秉持这种公天下的情怀和信念，国家社会才能实现长久的和平与繁荣。

结语

我们要从整体上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这五大特性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整体。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性与包容性可谓相反相成；连续性与统一性、创新性与包容性，则是相辅相成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大道与至德精神的突出体现。正是因为有这五大突出特性，五千年中华文明才能够一直生生不息。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有力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们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在融入、融合世界各先进文明的基础上，挺立、淬炼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从而为世界文明的新发展、新突破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简介：汪家琪，安徽合肥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

翟奎凤，安徽亳州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儒家哲学、周易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