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邾国，又称邾娄、邹等，是一个古老的方国。周初，武王克商后把服从于周朝的诸侯国纳入自己的统治系统，在今邹城一带的邾国也被承认。周公东征践奄，平定东方后，分封鲁国于商奄旧地曲阜，邾国遂成为鲁的附庸。由于文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两国之间时有争战，攻伐不已；鲁人卑视邾国，称其为“夷”；邾国用人祭社，以人殉葬，也是在其文化上区别于鲁的具体表现。由于鲁对邾的侵夺，邾的边境逐渐南移，邾国也受到鲁文化的濡染。子思曾到邹地讲学，尤其孟子迁居于邹，使这里名声大震，人们指称儒家时，往往说“邹鲁之士”、“邹鲁缙绅先生”。邹、鲁连称，且由于孟子的原因，邹在鲁前，一般是从儒学的角度而言。

 

关键词: 邾国；鲁国；邹鲁文化；邹鲁关系

 

       邾国是先秦时期山东境内仅次于齐、鲁两国的中等诸侯国家，文献中，邾国又称邾娄、邹、驺等等。邾为曹姓，其地当今山东邹城一带，春秋盛时，邾国控制的地区大致包括今邹城全境以及济宁、金乡、滕州、兖州、费县的部分地区。 

       关于邾国的历史问题，前人已经进行过一些研究[1]。后来，王献唐先生曾作《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2]，郭克煜先生撰有《邾国历史略说》[3]，王洪军先生等著有《邾鲁春秋》[4]，这都是邾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从邾国与鲁国关系的角度，专就邾国文化以及两国在文化方面的异同进行探讨，不当之处，谨请方家批评                  

  一

       邾国与鲁国为近邻，但邾国在今邹城一带立足可能要早于鲁国。也就是说，鲁国立国于今曲阜时，邾国可能已经在今邹城附近建立了国家。

       据传，邾人的祖先为陆终氏，而陆终氏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颛顼高阳氏的后裔。陆终氏娶于鬼方氏，生六子，第五曰晏安，是为曹姓。据青铜器《邾公钟》铭文，邾人自己也认为是陆终氏的后裔。

       邾国在周朝的始封之君是曹侠。《路史·后纪八》云：“武王得曹挟（侠），复封之朱，曰朱娄。”由此可知，朱（邾）在此前已经存在，但是，它始建于何时却难以考证。不过，邾在周初曾经接受了周人的承认是可以肯定的。周初所实行的分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也存在不少纷争。其实，周初的分封是从武王开始的，只是武王时期与周公之时有些不同，周公摄政时期所进行的分封是在周公东征之后，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他必须有长远而具体的战略上的考虑。而武王时则有不同，虽然不能说武王实施的分封没有长远的打算，但他还是主要着眼于把原有的诸侯纳入周人的统治系统，并分赏功臣宗戚，以尽快搭起周朝天下的基本框架。

       武王克商后曾经分封，《史记·周本纪》说：“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尚书序》说：“武王既胜殷，邦诸侯。”《今本竹书纪年》也于武王克商的次年记曰：“荐殷于太庙，遂大封诸侯。”[5]武王所实行的分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褒封先圣王之后裔；二是分封功臣谋士；三是对服从于周朝统治的诸侯国予以承认，就是把原有古国纳入周人的封建系统中。其中，第三部分肯定为数众多，因为商末周初诸侯林立，“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6]他们中的多数一定服从了周的统治，或者慑于周人克商的威力表示臣属于周。与这些诸侯一样，曹侠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始成为周代邾国国君的。所以，《文献通考》称周武王灭殷，兴灭国，继绝世，绍封晏安之后曹侠于邾，为附庸国。这种说法应当是对的。

       鲁国始封也是在周武王时期，所不同的是，鲁国曾被两次分封，其初封之地在成周的东南，即今河南的鲁山一带。武王在位三年而死[7]，武王去世后，年幼的成王即位，不久，纣子武庚趁周政未稳之机，鼓动周公之弟管叔、蔡叔等发动叛乱。位于今曲阜、淄博的奄国、薄姑也是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是叛乱的主谋[8]。在这种形势下，周公不得不举兵平叛、东征。根据笔者的研究，周公东征到周成王五年（亦即周公摄政的第五年）才告结束。[9]周室灭奄，《史记·周本纪》称“残奄”，《尚书序》称“践奄”，《尚书·蔡仲之命》亦称“践奄”。根据郑玄的解释，践，渎如翦。翦，灭也。是则践奄实即灭奄。《尚书大传》记此事曰：“周公以成王之命杀禄父，遂践奄。践之云者，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潴，指水停聚之地，《周礼·地官·稻人》曰：“以潴畜水。”亦指水停聚。周人此举，郑玄说是为了“明其大逆，不欲人复处之”。奄灭之后，奄君被迁往薄姑，其宫室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为了巩固东征的胜利成果，也为了彻底稳固东方，两年以后，周公、成王决定分封齐、鲁。于是，周公归政，成王亲政之初的成王八年春，“命鲁侯禽父、齐侯伋，迁庶殷于鲁”[10]，鲁、齐两国又被分封在了今山东地区，分处泰山南、北。[11]

       鲁国在今曲阜立国后，担负起了镇抚东方的重任，《诗经·鲁颂·宫》说成王希望鲁国“大启尔宇，为周室辅”，还说鲁国初封之时，周室曾经“赐之山川，土田附庸”，事实上，鲁国周围的小国有不少成了鲁的附庸国家。作为鲁之近邻，邾国也自然是其中之一。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邾国始建，直至最终为楚国所灭，共历二十九世。其西周时的世系，《世本》记曰：“侠生非，非生成，成生车辅，车辅生将新，将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父。”夷父时在周宣王时期，他因罪被杀，其弟叔术被立为邾君。后来，叔术让位于夷父之子夏父，自己出居于滥，别为一国。夏父继位为邾君后，别封其弟友于郳，即春秋时的小邾国。

       在春秋时期，邾国由于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比较活跃。邾与鲁为近邻，邾鲁之间交往很多，因而，邾国内政、外交的主线也在于此。进入春秋以后，始见于记载的是邾仪父，鲁国的编年史《春秋》于隐公元年便记有鲁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的史实。两国之间有利害冲突，战争不断，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引李廉之语云：“《春秋》内兵之伐国仅二十，而书公伐邾者六，书大夫伐邾者八，止书伐邾者一。邾在鲁之宇下，而陵弱侵小之兵史不绝书如此。”邾在邾文公时曾经把都城迁于绎，很有可能是因为这里有山险可依，以便更好地应对鲁国的侵扰。其实，邾国凭借自身的实力，也并不甘受鲁国的欺侮，时常与其对抗，有时还主动出兵，攻伐鲁国。[12]

       清人顾栋高把春秋时期邾、鲁关系大致分成了几个阶段：认为春秋之初，鲁尝欺凌邾国，隐、桓二公都两次盟邾、两次伐邾，邾国未敢回报。邾国近鲁而弱，僖公时期鲁国与邾战伐无已；鲁文公时，晋悼兴霸，各国诸侯屏息听命，鲁国也以礼义之国，兢兢焉轨于法度，罔敢凌虐弱小，而邾国反而仗恃齐国而肆横，十年之间，邾国两度伐鲁。鲁国凡十六年不伐邾，反而修平以讲好；昭公时期，季孙执政，邾国三纳鲁国“叛人”。哀公之世，几乎无岁不与邾为难，竟然俘获其君以归，献于亳社，鲁国凌灭弱小，至此已极。[13]

       战国时期，由于资料缺乏，邾、鲁两国之间的关系不可详知。但是，战国时虽然鲁亦弱小，但比之邾国还算强大，其对邾国的侵夺可能更甚。杜预《世族谱》称邾国“春秋后八世楚灭之”，而见于记载的邾君仅有考公和穆公，邾考公是邾隐公曾孙；《孟子》中又有邹穆公。其世系已不得而知。

  二

       作为曹姓国家，邾国在文化方面与鲁国有很大区别，通过鲁国与邾的关系便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

       鲁国周邻齐、莒、宋、卫等大国，还与滕、薛、曹、杞、邾等许多小国相近。春秋时期，鲁国本为积弱之国，但因其乃周礼所在，故而东方的不少国家皆勤享贽，修朝礼，即使远在方域之外的一些小国也不惮惮仆仆至鲁来朝。诚如近人韩席筹所云：“鲁为齐弱久矣，然而河济海岱间诸小国，率亲鲁而远齐，岂无因而至哉！观曹太子来，则宾之以上卿；滕、薛争长，则婉言以和之；介葛庐来，则礼之加燕好。盖鲁能秉周礼，以怀柔小国，故小国亲睦而来服也。”[14]

       鲁秉周礼，周礼的“亲亲”原则在鲁与各国的邦交中有明显体现。清人高士奇曾经说：“春秋时，鲁于列国邦交，自齐、晋两大国外，惟宋、卫最亲。”[15]鲁人结霸强之好，是为了更好生存，而“为四邻之援”，则是备“国之艰急”[16]。然而在对待各国的态度上，鲁人似乎又不尽相同。

       鲁与晋、卫为同姓兄弟之国，与宋、齐则是婚姻之国，与对待齐、宋相比，鲁人在与晋、卫的交往中态度要温和得多。周人有亲近同姓的传统，尽管周王室此时已经失去了统御和羁縻的力量，但鲁人身上仍体现着周人的这一宗法精神，“周之同盟，异姓为后”[17]一语即出自鲁人之口。如外交中齐人、宋人不懂宴会中赋诗，鲁人就加以讥讽、卑视。[18]《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曰：“鲁之于晋，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日。”不仅如此，虽然当时列国间的惯例是“诸侯不相遗俘”[19]，但定公三年，鲁却使季桓子献俘于晋。襄公三年，鲁朝晋，“公稽首”。晋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鲁孟献子则曰：“以弊邑介在东表，密迩仇雠。寡君将君是望，敢不稽首？”[20]为了求睦于晋，鲁国行事几乎达于超越礼仪的地步。而对于齐国，鲁人的态度正相反。哀公十七年，鲁公与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21]同一礼仪，对晋对齐，截然相反。

       鲁国外交中与同姓较为亲近，在与小国的关系上也表现十分明显。如杞、邾、莒与其接界，但他们都是异姓，因此鲁国常常侵夺杞国，并与邾、莒等国世代不睦。鲁人也明白“结四邻之援”的重要性，可鲁国偏偏与邾国等“构怨”[22]。西周末年以来，周王室内乱频仍，德威不济，于是，迭然而兴的“尊王”强霸以及号为“宗邦”、“望国”的鲁国却成为诸侯殷勤执礼的对象。就像众多的小诸侯国那样，邾国也一般不能自达于天子，便通过鲁国尽其一方小侯的义务，如周简王即位时，邾子不朝天子而到朝鲁。邾国也常到鲁国朝见，主动与鲁国交好，但鲁国对邾国的攻伐却没有因此而停止。除了鲁与这些国家边地相接而易为对手外，最为根本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文化上面。[23]

       邾、鲁两国由于文化不同而相冲突的事情也有发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    “任、宿、须句、颛顼，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司，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封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昊、济之祀而修礼、纾祸也。’”“兴灭继绝”的确是周人的传统，于是，第二年（前638年），鲁国伐邾，取须句，使须句之君返回国家。后来，因为这个缘故，邾人出师攻鲁。由于鲁僖公轻视邾人，“不设备而御之”，僖公的头盔都被邾人获去，并悬于邾国城门。

       鲁人很是看不起邾国，称邾国为“夷”，显示了鲁人在文化心理上对于邾国的卑视。昭公二十二年（前520年），鲁国伏击邾军，邾军大败，三位大夫被鲁国所俘。次年，邾人告到晋国，晋国出兵讨鲁。鲁派其卿叔孙至晋，晋人却拘执叔孙，并让他与邾国大夫坐在一起以论曲直。鲁叔孙却说：“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请使当之，不敢废周制故也。”[24]最终也没有与邾国大夫坐在一起。周制崇其封国，鲁国自在其中。鲁秉周礼，在有利于自己时更是坚执周制。他们认为，根据周的规定，邾之地位应低于鲁国，况且邾国为“夷”，邾国的大夫没有资格与鲁卿平起平坐，鲁国之卿应与邾国国君平等。

       相对来说，邾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周礼影响较小，如邾国用人祭社、用人殉葬，  就都不符合周礼的要求。如鲁僖公十九年（前641年），“子会盟于邾。己酉，邾人执子，用之。”所谓“用之”，即杀之以祭于社；前507年，邾庄公在门楼上观看院中景色时，看到守门人以瓶盛水洒于庭中，那人曾被大夫夷射姑欺侮，便说是在清理夷射姑的便溺。邾庄公好洁，因而大怒，最后，竟然因此而“自投于床，废于炉炭，烂，遂卒”。下葬之前，“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25]杜预认为，墓中别有便房，先葬车及殉人，可能是邾庄公遗命。孔颖达也解释说：“邾子好洁，以人为殉，欲备地下扫除。若令与柩同入，恐其污履藏内；欲其藏中之洁，故先内车及殉，别为便房处之。”邾公死后以人殉葬，类似的事情在鲁国是不会发生的。

  三

      关于邾国的文化，不少学者常常提到“邹鲁文化”这一概念，认为它可以作为一个区域文化。其实，“邹”亦即邾国，如上所言，邾、鲁在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 

     关于邾国称“邹”，以前已有人进行解释，如清人考证说：“按《春秋》邾，公羊氏传皆作邾娄。何休注：‘邾人语邾声后若娄盖方言如是，乃句吴于越之类，非因迁娄故谓之邾娄也。由邾而邾娄，由邾娄而邹，盖皆音之转。邹亦作驺，则又字之异也。”[26]王献唐、杨伯峻、郭克煜先生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邾国一名数称，是因有漫声、急声的区别，乃是音变所致。[27]

     邾、鲁近邻，两国时有争战，所控制的区域也在不断变化。春秋后期，邾国的北部边境逐渐南移。如襄公之时，“邾庶其以漆、闾丘奔鲁”[28]，杜预注曰：“二邑在高平南平阳县，东北有漆乡，西北有显闾亭。”清光绪十八年吴若灏纂修的《邹县续志》卷二《方域志·古迹》云在当时邹县县城东北十里许有故漆城，并称当地人曾得古鼎于此。又城西十许里亦有漆城，俗名七女城，当时故址犹存。其引《从征记》曰：“漆乡东北十里见有闾丘乡。”可见，漆与闾丘二地即今邹城城区西北不远。

      关于鲁国对三邾的侵夺，王献唐先生说：“鲁之疆域，包括三邾北境、东境、西北境，壤地相接，兵端一启，首当其冲，祸结几无宁日。小邾地小力微，不敢称兵，滥国亦然。与鲁战争最力者，莫如邾。邾之疆邑，先后入鲁版图者，为咸丘，为  ，为于余丘，为须句，为根牟，为  ，为阚，为訾娄，为  ，若漆，若闾丘，若茅，皆叛而附鲁，滥更举国归之。盖自伯禽以来，已为世仇，三家贪得夺求无厌，降至春秋末叶，邾之疆域已逐渐削小，非春秋初年比矣。”[29]

      春秋末年以来，特别是战国时期，邾国已经远远弱于鲁国，鲁国不仅视其为“小国”[30]，对其侵伐也更剧于前。昭公十三年（前529年），邾国告于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哀公七年（前488年），季康子率兵伐邾，鲁军打进邾国城中，军队进行了大肆虏掠，邾人被逼上峄山。鲁军又于夜晚攻击，俘获了邾国国君隐公益，把他带回鲁国，还“献于亳社，囚于负瑕”。邾国此际已无力与鲁国对抗，幸赖吴国等的庇护，才得以残存下来。而据《孟子·梁惠王下》，在战国时的邾穆公时期，邾国尝与鲁国发生战争，邾国“有司死者三十三人”。鲁国国力强于邾国一直没有改变。

      关于邾国之亡，有的说灭于楚国，有的说灭于鲁国。虽然事实上可能邾国不是亡于鲁国，但鲁国拥有灭邾的实力还是不用怀疑的。 

       邾国与鲁近邻，故邾君曾言“鲁击柝闻于邾”[31]，孟子也说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32]。战国时期，孟子在邹，此时邹地是否属鲁，历来存有争议。但这里毕竟距鲁国都城不远，很容易受到鲁国的影响。既然如此，邾国在文化上与鲁国有一定的相近之处是很自然的。例如，邾君也有重民意识，邾文公于前614年卜迁于绎时，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公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公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33]这与西周尤其是春秋以来的重民思潮是一致的。邾也重君臣父子之道，邾定公时，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邾公称是自己的过失，并说自己曾经学习断狱，说：“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杀其人，坏其室，  其宫而潴焉。盖君逾月而后举爵。”[34]盖臣忠于君，子孝于父，不独儒家所提倡。

 

       邾人也施行礼仪，但往往受到鲁人的指责。如邾隐公既即位，将冠。其行冠礼无可厚非，但其所行之礼可能不合规范，因此，邾隐公使大夫因孟懿子问礼于孔子时。孔子曰：“其礼如世子之冠。”[35]鲁定公十五年（前495年）春，邾隐公朝鲁，“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36]自然，邾国也有自己的礼仪，如邾考公之丧时，徐君使人来吊，当时，邾国的官吏就表示希望不要违反规矩胡乱行礼。[37]

       战国时代，邾国称邹，这里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濡染，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到邹地讲学，特别是孟子迁居邹地后，更使这里名声日隆，邹地因而也具有了浓重的儒家文化氛围。例如，邹穆公鉴于民众不为自己效力的惨痛局面，遂接受孟子的劝说而施行“仁政”[38]。以前，邹、鲁连称，一般仅仅是因两国土地相接。以后，在儒家文化这一点上，人们多将邹地与鲁国相提并论，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战国时起，人们将两地合称时，还把“邹”放在“鲁”的前面，而称为“邹鲁”。从史籍看，人们将“邹”、“鲁”连称时，都是从明礼、好儒的角度来说的。汉代以前如此，以后也是这样。因此，所谓“邹鲁文化”其实指的是儒家文化，与邾国的文化还应区别开来。这一点，笔者以前曾经论及，此不赘述[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