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域文化的差异对人的影响重大，并会进而影响到作品的风格，这一观点古已有之。孟子也提出“知人论世”的观点，指出了解作者置身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研读作品的前提。人们多把孟子的成就归因于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的影响，而对孟子置身的地域文化，却极少关注。然而，不了解孟子所处的地域文化，就无法深入了解《孟子》。故而，本文从孟子与其所身处的地域文化关系入手，寻找邹、鲁文化对孟子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孟子；邹鲁；渊源
地域的差异影响人的性情与观点的转化，并会进一步影响到作品，这种观点古已有之。《礼记·中庸》载孔子曾区别南北方差别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枉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2]。《史记·货殖列传》分析齐、鲁之间的差别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 [3]。作品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长期以来也为人们所重视。《文心雕龙·物色》把地域对文学的影响称为“江山之助”：“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4]。相关文学史，也以地域的不同、时势的变异，来解释文学乃至文化的差异和转变：“自古邹鲁多鸿儒，三楚多秀士，郑卫多淫声，燕赵多悲歌慷慨。山西出将，山东出相。枉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故南人好文，北人尚质……盖西北多山岳，东南多川泽。北方气候严冷，风物萧索，古重气节，故理胜于词；南方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俗尚纺靡，故文过平意。” [5]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或是脱离孟子所置身的社会环境把握文本，或是把孟子的一些特质简单地归因于时代文化的造就，对影响孟子思想、文学特征生成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却鲜有关注。而孟子生长与游历的齐鲁地区又是战国时代的文化重心，当时的鲁国，号称“周礼尽在鲁”；当时的齐国，建立稷下学宫，吸引诸子百家，成为百家争鸣的中心。可以说齐鲁文化主导着当时的时代文化走向，而孟子又是受地域文化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要探讨孟子的成就，忽视了孟子与区域文化的关系，是很难达到深入的。
《孟子》中曾提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这种观点对后世的作品分析深有影响。“知人论世”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所谓“知人”，就是要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文学作品是作者创作的产物，作者的生活阅历、性格气质等会对作者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论世”，则指出了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地域等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虽然“知人论世”的观点已经被广泛用于文学批评和鉴赏领域，然而，对于提出这一观点的孟子本人的知人论世，目前依然存在着不足之处。故而本文从地域的角度入手，来探讨孟子与邹鲁的关系。
一、孟子家世与邹鲁渊源
所谓“邹鲁文化”，实则是“邹”、“鲁”两种文化的并称。关于鲁文化，据《齐鲁文化考辨》的观点，是产生于鲁地的地域文化形态，有其独特的文化模式和价值体系，“基本上是周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延续。” [6]而邹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时期的邹地文化。战国时期邹、鲁虽是两个国家，但因两者地理位置相近，所以文化构成极为相似。孔子之孙子思在邹地的讲学，又进一步加速了邹、鲁文化的融合，因而从战国时代开始，“邹、鲁”便被频频并称，被视为同一种文化现象，如《庄子》中有“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7]的说法；汉代《史记·货殖列传》：“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 [8]《汉书·韦贤传》：“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异于他邦。” [9]明代碑刻《重修庙垣记》载：“邹实古邾，密迩鲁邦。乃邹国亚圣公所生之里，号称诗礼之乡。” [10]从上述记载也可以看出，邹鲁文化并称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邹鲁地区普遍有“好儒”、“备礼”、重视“礼义”的特点，而这恰恰是早期儒家的重要特点。因此后世所言的“邹鲁”文化，多是用来指代早期的儒家文化，而鲁地的孔子和邹地的孟子则被推举为这一文化的代表人物。这种理解无可厚非，邹鲁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正是经过孔孟之手而得以弘扬天下、流传后世的。不过，这一观点，也使得人们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孟子的言行思想，实则是邹鲁文化孕育下的产物，孟子不仅是邹鲁文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同是也是邹鲁文化的重要传承者。
孟子为邹人，已成定见。不过孟子与鲁地也有极深的渊源，《孟子》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其与邹、鲁两地的关系，只是曾提到孟子的出生地距离孔子所在的鲁国非常近：“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11]（《孟子·尽心下》）以及孟子丧母而归葬于鲁地[12]。历代注释者往往通过对孟子宗族世系和籍贯的认定，来确定孟子与邹、两地鲁地的关系。主要有鲁人居邹、邹为鲁邑和邹鲁密迩三种说法。
其一，鲁人居邹说。以赵岐为代表，认为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的后人。他在《孟子题辞》说：“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 [13]焦循《孟子正义》对此作了进一步地解释：“孟氏之族有孟公绰，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宫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献子贤大夫，固尝为孟子所称矣。庄子之孝，公绰之不欲，之反之不伐，为孔子所称。僖子、懿子、武伯，皆知钦敬孔子；敬子则受教于曾子；孟氏尊师重道，其后宜有达人。孟子既以孟为氏，宜为孟孙之后，但世系不可详……” [14]这种观点的影响是巨大的，赵岐之后，多有采用此说者：唐代杜宝《元和姓篆》：“孟敬子生滕伯，滕泊生廖，廖生孟轲。” [15]今人钱基博：“孟子，邹人也；名轲，鲁公族孟孙之后也。” [16]
在孟子家谱、专门的志孟之书以及当地的碑刻记载中，也均采用这种说法， 如《孟子世家谱》载：“桓公生庄公、次庆父、叔牙、季友是为三桓，世执国命，庆父初称仲孙，后更称孟孙，示不敢伯仲庄公也。子孙因以孟为姓，礼大夫不敢祖诸侯，故仲孙亦称孟孙氏。今春秋经文皆书仲孙，而左氏传皆书孟孙，故知并称也。” [17]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可以推断，鲁桓公之子、庄公之庶兄孟孙庆父为孟子的十二世祖。这种说法在渊源上肯定了孟子与鲁国的关系，并具有很大的现实可能性。“鲁在春秋后期以至战国之初，如孔子所说，由于‘陪臣执国命’，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而且“三代之姓，于今为庶” [18]的情况在当时很普遍。或许由于上述原因，孟子的先人迁居邹地。如果孟子先祖为鲁人一说成立，结合孟子归葬其母于鲁的情况看，其先人应迁邹不久。
其二，邹为鲁邑说。这一说法虽然承认孟子是邹人，但同时又强调邹地属于鲁国，对孟子与鲁国的关系，给予了地域层面的界定。
元朝程复心在《孟子年谱》中持此观点：“《史传》云：孟子邹人，如云子路卞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鲁，明乎卞武城邹，皆鲁邑也。……即如邹人与楚人战一语，明邹非本国。” [19]认为在地域上邹是鲁国的一个城邑，所以孟子本为鲁人。钱穆先生支持程氏的观点并作出进一步解释：“今按程氏辨孟子鲁人，非邹人，其说似是。……战国皆以邹鲁并称，其地既密迩，故曰“邹与鲁閧”。或孟子邹人，而其地却属鲁……” [20]谭氏贞默《编年略》更持其说云：“邹为鲁下邑，即《说文》所称孔子之乡，叔梁纥所治地。……孔子所生名故邹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则孔孟皆邹人，以国则孔孟皆鲁人。故孟子居邹邑，即是居鲁……” [21]，也是旨在表明孟子是鲁国人。
其三，邹鲁密迩。即便认为邹、鲁非一国者，也不得不承认两国之间关系密切，最终也得出孟子为鲁人的观点：“鲁邹邑今亦在邹县界内，二国密迩，《左传》：‘鲁击柝闻于邾’是也。” [22] “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矣。国近鲁，后为鲁所并；又言邾为楚所并，非鲁也。今邹县是也。” [23]明代碑刻《重修庙垣记》：“邹实古邾，密迩鲁邦。乃邹国亚圣公所生之里，号称诗礼之乡。” [24]
以上所论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却均在不同层面上肯定了孟子身世与邹、鲁两地存在着密切的渊源联系。不过历代学者的研究，虽倾向于在地域渊源上揭示出了孟子与邹鲁的关系，但也多止步于此，而对于孟子与邹鲁文化更深层的关系，较少关注。
二、孟子对邹鲁文化的见证
孟子与邹鲁两地关系密切，不仅表现在家世渊源上，同时邹鲁地区也是孟子一生生活和活动的主要场所。
邹鲁地区的活动占据了孟子生命中的多半时间。学界普遍认为，孟子在四十岁之前一直生活在邹鲁地区。在其游历生活开始之前，已经小有声名，曾讲学于邹鲁之间。孔令源的《孟子年谱》就载有孟子三十五岁左右，乐正克等人请为弟子，“万章、徐辟之徒俱来学，弟子益进”的情况[25]；在其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又有多次返回邹鲁的记载；孟子晚年结束游历回到故乡“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 [26]，在邹鲁地区终老。可见，邹鲁地区是孟子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最终的归葬之地。虽然《孟子》一书关于孟子在邹鲁地区的活动所记不多，并且他的政治活动也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孟子却是邹鲁地区文化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一）在邹“一言悟主”
孟子生于邹，其政治生涯也是从邹开始，尽管《孟子》书中语焉不详，但是后世研究者多倾向于孟子的政治生涯始于邹。《经义考》引谭贞默《孟氏编年略》提到，根据当时的礼节要求，士人的游历生涯应当从本国开始：“礼，士居本国必君先就见，然后往见异国君。不以礼先，亦不得越境而见，故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皆就本国言也，此谓不见诸侯也。” [27]在周广业的《孟子四考四·孟子出处时地考》中对此给出了肯定的观点：“孟子之仕，自邹始也。时方隐居乐道，穆公举之为士。孟子乃传贽为臣，得见于公。会于鲁閧，有司多死者，公问如何而可。孟子以行仁政勉之。” [28]
但是，由于孟子在邹的相关记载较少，《孟子》中亦很少提及。孟子在邹时与任、曹等处距离邹国较近的小国的贵族也有所交往。关于孟子在邹的情况也多是从这些记载中找到的，如：“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滕文公上》），“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告子下》），“（曹交）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孟子·告子下》），“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孟子·告子下》）等。这说明孟子在邹国的时候还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由于孟子游历的次序先后等问题，先贤辩者甚多，因此这几次在邹的记载是否出于一时尚难给出定论。唯一较为确定的是，孟子在邹的政治活动并不多。
《孟子》书中真正提到的关于孟子对于邹国的政治建议仅见一条。孟子的政治生涯中，对一国产生重要影响的例子也恰恰在此，即孟子对邹穆公的批评：“邹与鲁閧。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针对邹穆公的疑问，提出了其仁政的观点，认为：“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尽管《孟子》中并没有记载这次谈话的影响。但是，孟子的话显然是对邹穆公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贾谊《新书》、刘向《新序》均载邹穆公实行“仁政”的故事，尤以《新书》记载较详：
邹穆公有令食凫雁者必以粃,毋敢以粟，于是仓毋粃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岂为鸟兽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飬鸟也，且汝知小计而不知大会，周谚曰：‘囊漏贮中’而独弗闻与？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仓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粟乎，鸟苟食邹之粃不害邹之粟而已，粟之在仓与其在民于吾何择。’邹民闻之皆知其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也。邹穆公死，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邻于邹者，士民乡方而道哭抱手而忧行。……朞年而后始复，故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29]
邹穆公用这种方法施仁政于民，并提出：“粟之在仓，与其在民，于吾何择”的观点。穆公所行的仁政也与孟子的建议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焦循《孟子正义》认为：“孟子一言悟主，乃侧身修行，发政施仁，以致此欤？”从贾谊的相关记载来看，邹穆公的变化与孟子的规谏是有一定联系的。并且从邹国人对穆公的推崇来看，邹穆公施行仁政的事情也确实发生在孟子劝谏穆公之后。这种记载恰恰是对孟子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今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两句的最佳诠释。
（二）在鲁“不遇鲁侯”
虽然战国时期，鲁国的地位已经大为下降，齐国的地位明显上升，但“鲁国是保存周代礼乐文化最完备的东方中心” [30]，再加上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条件，对鲁国，孟子也不可避免的表现出了他的向往与关注。
但是，鲁国显然不是他推行仁政的合适场所，在宗法严苛、“尊尊亲亲”的礼乐文化氛围下，“私淑诸人”的孟子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他不具备文化上的先天优势。如鲁平公将见孟子也是因为乐正克的帮助：“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并且这种行为被臧仓打着“礼义”的名义阻止：“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踰前丧。君无见焉！”（《孟子·梁惠王下》）在各国均以得士为宝的战国时期，鲁国的君臣仍然难以做到对士人的尊礼。并且因为孟子的“后丧踰前丧”， 固执而教条地否定了其贤士的地位。或许正是因此，鲁缪公才得到了孟子的不断称赞。这种情况在孟子对慎子的批评中再次表现出来，孟子对任命慎子为将军一事表示反对却被慎子不留情面地粗暴反驳：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孟子·告子下》）
由于孟子没有机会见到鲁国国君，他对鲁国的政治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政治影响，《孟子》书中可见的关于鲁国的相关记载也不太多：分别是孟子反鲁归葬其母、鲁平公将见孟子以及孟子对用慎子为将军的批评。他对鲁国的政事的关注只能以评论的方式表现。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在鲁国为相，却也可以算作是孟子思想的一种传播方式。孟子对于鲁国的影响，只能通过他的学生间接施行，所以当听到“鲁欲使乐正子为政”的消息时，孟子闻之“喜而不寐”。（《孟子·告子下》）
尽管孟子在邹鲁两地的活动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孟子却对邹鲁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赢得了当地人的极大尊崇，甚至而因此改变了当地的风俗。由于孟子在冬至那天去世，人们为了纪念孟子取消了贺冬之礼，并因此成俗流传至今。“是日为冬至，邹人因哭孟子而废贺冬之礼，遂以成俗。” [31]并且，虽然崇礼尚义本身就是邹鲁文化中的构成因素，，然而因为这种文化曾靠孟子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故而人们最终把邹鲁文化中崇尚礼义的特点归结到孟子身上，如金代赵伯成在《重修邹国公庙记》就曾提到邹地的文化中重视礼义的风俗，是受到孟子影响的结果：“吾邹鲁之乡亲被圣教之久，俗尚礼义”。[32]
三、邹鲁文化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不仅仅是邹鲁文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最关键的是，孟子也是在邹鲁文化的沾溉下而成长起来的，不仅其本身的言行举止就已经带有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的烙印，他的成长过程也受到了邹鲁文化的深刻影响。孟子的师道承传、对《诗》、《书》儒家经典的重视等，均是邹鲁文化沾溉的结果。首先，孟子成为孔子之学的接续者，正是邹鲁文化影响的结果：
邹、鲁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成为当时的文化重镇，尤其是鲁国，在诸国之中历来享有教育上的特权，春秋时期“惟鲁得立四代之学”；随着春秋后期的“文化下移”，礼乐传统兴盛的邹鲁两地又成为私学兴起较早、成果较为显著的地区。据《荀子·宥坐》记载，与孔子同时的“鲁之闻人”少正卯就曾在鲁讲学，甚至造成了孔子门下“三盈三虚”的局面。
不仅如此，鲁国还是儒学的发源地，也是儒学影响最深厚的地方。不仅孔子弟子，孔门后学修习孔子学说，宣传儒家主张，而且鲁国的民众也都服膺儒学，一时之间形成崇儒、重儒的风气。《淮南子·齐俗训》说：“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 [33]尽管在鲁国也出现了反对儒学的声音，如春秋时期的少正卯以及战国时期的墨家学派。但无论是就其产生还是就其传播而言，儒学在鲁文化中都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庄子·田子方》有“举鲁国而儒服” [34]的记载。
而孔子之孙孔伋到邹地讲学，则更是对孟子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孔伋，字子思，曾在邾国即邹地讲学，并留有子思讲堂故址。元代刘泰在《中庸精舍书籍之记》中对于子思讲堂的记载正证明了这一点：“邹乃孟子之乡国也，斯地乃子思倡道传心处也。” [35]根据有关孟母三迁的记载，孟母最终选择了一个“真可以居吾子”的地方，而“徙舍学宫之旁”。这里的学宫，便是子思讲堂。对此，元代潘迪在《子思书院新庙之记》曾有明确记载：“邑东隙地乃子思讲堂故基。即孟子幼被母训三徙其侧就学遗址。” [36]明朝许彬在《重修子思书院记》也提到：“鲁之邹邑孟子故宅之侧，旧有子思书院，即当时传道之所。” [37]目前在邹城的遗存中，子思学宫和三迁祠位置临近，其中子思学宫便是由元代在子思讲堂故址处兴建的“中庸精舍”改建而来。据孟母三迁的记载，孟母最后把家迁至学宫旁，这个学宫正是子思讲堂，由此可见，孟母三迁就已然奠定了孟子与子思之间的学术渊源，使得孟子得到子思一派的浸染，为他对孔子、子思思想的接受和继承奠定了基础，也为他以后“继往圣，开来学”，对孔子的思想承传创造了条件。也正是因为孟子和子思学宫的特殊渊源，使得人们把孟子视为孔子思想最正宗的传人：如陈庆偕在《重葺邹县述圣子思子庙记》提到：“昔子思讲学于此，孟子因得亲受业于其门。……其三迁秉母教之日，即受业子思之日，或无疑也。” [38]唐大章的《重修中庸精舍记》有言：“昔韩退之序尧舜以来学脉，直谓‘孔子以是传之孟轲’。然孔传曾，曾传思，思乃传孟，则洙泗脉络也……” [39]这些观点明确指出孟子与儒家的渊源，源于对孔子之孙子思的思想传授，而孟子师承子思的因缘，又源于“近圣人之居”的地域因缘和孟母三迁的选择。
其次，孟子重视儒家经典的运用，也体现出了鲜明的邹鲁文化特色：
虽然《诗》、《书》等儒家经典并非产生于邹鲁地区，但是，却在邹鲁地区最受重视。如鲁哀公二十一年，鲁公与齐侯在诸子盟会时，齐人责备鲁国拘泥于儒家礼书，歌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 [40]齐人对于鲁人拘泥于儒家经典的批评，恰恰证明儒家经典在邹鲁地区的广为传诵。学术钱穆先生有精到的论述：“此为其时儒者传习礼乐，故谓礼乐书曰儒书。而儒书多传于鲁。故仲孙湫曰：‘鲁秉周礼。’祝佗言：‘伯禽封鲁，分器备物而有典册。’韩宣子言：‘周礼尽在鲁’；《礼运》：‘孔子曰：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中庸》孔子对鲁哀公，亦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故知鲁存周礼，其书即礼书，后世之所谓六艺也。而鲁之学人，则传习其书，娴熟其事，……” [41]如钱穆所言，《诗》、《书》等典籍并非鲁国特有，却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与鲁地有着深厚的渊源，其表现之一便是对儒家典籍的传习，《孟子》中常涉及各种儒家经典如《诗经》、《尚书》、《春秋》等；后人论及《孟子》的学术特点，也会首言孟子与儒家经典的关系，例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就曾极力推崇孟子传习六经之功：“夫总群圣之道者，莫大乎六经，绍六经之教者，莫尚乎《孟子》。” [42]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人们过去所津津乐道的孟子对邹鲁文化的影响作用，实则是孟子对这一地域的文化反哺。孟子不仅是邹鲁文化的参与者，更重要的，他也是邹鲁文化的受惠者，孟子的成长、游历、学术选择均与邹鲁地区密切相关，人们在评价孟子的学脉渊源是曾说：孟子之学“成于洙泗师友之传” [43]， 如果视这一评价为邹鲁文化对孟子的哺育作用的总括，并非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