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类学家常常强调个人童年时代的文化环境对其一生的影响和决定作用：“当一个婴儿降生到既存的社会时，周围已经布满他必须学会的规则、风俗、意义等等。”[1] “经过童年的经验，……这些关于人们生活的背景以及他们的行动方式的理论，部分地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共享，部分地融入了个人独特的经验及每个个人生活地位的特点。”孟子言行中所展现出的鲜明的邹鲁文化特色，不能不说与他童年时代的文化塑造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确定孟子思想言行的地域文化渊源，无疑对探索孟子及早期儒家思想形成影响因素，具有一定意义。
一、“母教一人”
孟母对孟子的教养，是孟子成才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赵岐《孟子题辞》记载：“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 [2]《续文献通考》、《阙里志》和《三迁志》都认为孟子“三岁丧父”[2]，焦循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盖孟父实未尝卒，其三迁断机，或者父出游，慈母代严父耳。” [2]学者也多据《孟子》书中“后丧逾前丧”的说法，认为孟子三岁丧父之说并不可信。但这种关于孟子成长过程中父亲缺席的叙述，恰恰强调了母教在孟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上至统治者下至民间传说，人们多把孟子的成就与孟母的教养之功联系在一起。孟氏的志书被冠以“三迁”之名，与孔氏《阙里志》、颜氏《陋巷志》齐名，史鹗在《致告于先师孟夫子之神文》提到如此命名的原因：“志名三迁，厥义何在？蒙养以正，出于母爱。” [3]在历代诗文中，相当大的篇幅是对孟母教子的称颂：班昭《孟母颂》：“孟子之母，教化别分。处子择义，使从大伦。子学不进，断机示焉。子遂成德，为当世冠。” [3]元代仁宗皇帝在《圣诏褒崇孟父孟母封号之碑》中对孟母大加褒扬：“虽命世亚圣之才，亦资父母教养之力也。其父夙丧，母以三迁之教励天下后世。” [3]明王亨在《捐俸重修宣献夫人庙记》中提到孟子的成就得益于母教：“公之学虽成于洙泗师友之传，实本于三迁慈母之教。” [3]明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钟化民对孟母教子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古今以来，一人而已” [3]。除此以外，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对孟母的尊崇之情，仅在孟子故里邹城就有多处纪念孟母的祠堂：孟庙内的孟母殿，孟母林享堂、凫村亚圣祖妣祠堂、庙户营三迁祠等。在今山东曲阜，南凫村和东边马鞍山麓的孟母村，尚有孟母井、孟母泉、孟母冢等孟母遗迹，邹城有孟母林。可以说孟母是历代人们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母教一人”[3]。
关于孟母的身世，相关史料并不丰富。只有对孟母姓氏的简单记载：一说为李氏，见于《重篆三迁志》载元张（须立）撰孟母墓碑文：“旧碑题孟母李氏。旧碑即孙弼《邹国公坟庙碑》。碑云：‘公夙丧其父，母李氏以贤德称’，言之凿凿，此碑具在墓侧，似非臆造，第后人磨李改仉耳”[4]，仅有的关于孟母为“李氏”的记载，不知因何原因，最终又被磨改为“仉氏”；相对而言，孟母为仉氏的说法更为普遍：应劭《风俗通义》及郑樵《通志》均有相关记载，明陈镐撰修的《阙里志》也证明了仉氏之说的普遍性：“今学者多从仉氏” [4]。同时《氏族略》有“鲁大夫党氏之族，后为仉氏” [4]的记载，结合《孟子题辞》中关于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的身世考证，可以推知孟母应当也同孟子之父一样，出身于家道败落的鲁国上层门第。从孟母的知书达礼的素养、举止来看，亦可证明她受过良好的家教。这样孟母的身份就具有了多重性：她的没落贵族的身份和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人相比，使她得到了更多的邹鲁礼乐文化的熏陶；同时家境的贫寒又使她接触到邹鲁文化的民间部分。她身上所体现的邹鲁文化应当是多层次且较为全面的，而其言行举止中展现出的邹鲁文化特点，势必会对童年时代的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孟母教子记载中的邹鲁文化色彩
所谓“邹鲁文化”，实则是“邹”、“鲁”两种文化的并称。关于鲁文化，据《齐鲁文化考辨》的观点，是产生于鲁地的地域文化形态，有其独特的文化模式和价值体系，“基本上是周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延续。” [5]而邹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时期的邹地文化。战国时期邹、鲁虽是两个国家，但因两者地理位置相近，所以文化构成极为相似。孔子之孙子思在邹地的讲学，又进一步加速了邹、鲁文化的融合，因而从战国时代开始，“邹、鲁”便被频频并称，被视为同一种文化现象，如《庄子》中有“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6]的说法；汉代《史记·货殖列传》：“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 [7]《汉书·韦贤传》：“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异于他邦。” [8]明代碑刻《重修庙垣记》载：“邹实古邾，密迩鲁邦。乃邹国亚圣公所生之里，号称诗礼之乡。”从上述记载也可以看出，邹鲁文化并称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邹鲁地区普遍有“好儒”、“备礼”、重视“礼义”的特点，而这恰恰是早期儒家的重要特点。因此后世所言的“邹鲁”文化，多是用来指代早期的儒家文化，而鲁地的孔子和邹地的孟子则被推举为这一文化的代表人物。这种理解无可厚非，邹鲁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正是经过孔孟之手而得以弘扬天下、流传后世的。不过，这一观点，也使得人们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孟子的言行思想，实则是邹鲁文化孕育下的产物，孟子不仅是邹鲁文化的代表者，同是也是邹鲁文化的重要传承者。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难征，仅从孟子与早期邹鲁文化的相似之处来寻找二者的关系，难免牵强，但是，通过孟母教子的这一个重要环节，却可以把孟子与早期邹鲁文化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有关孟母的记载最早见于《孟子》，《孟子·梁惠王下》有孟子“后丧逾前丧”之说，《孟子·公孙丑下》有孟子弟子充虞对孟子葬母“木若以美然”的发问。但是真正对孟母事迹有具体描述的，是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中孟母断织、东家杀豚和孟子去齐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我们能够发现其中蕴含的邹鲁文化特色。
1、爱信
邹鲁文化不乏对诚信精神的强调，有关诚信的记载也多与邹鲁之人相关。例如，春秋前期“信诚而与人无害” [9]的鲁人柳下惠就是其中的典型。柳下惠重视诚信的精神不仅得到了本国人的认可，在处理国家间的纠纷时，也得到了他国的认同。《新序》和《吕氏春秋》均记载了齐求岑鼎的事情：齐人向鲁国索取岑鼎，鲁君以他鼎相送。对鼎的真假心存怀疑的齐人在这时表现出对鲁人柳下惠的极大信任：“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 [10]，果然，柳下惠说服鲁君送上了真鼎；再如，在《论语》中，也能看到孔子对“信”的多次强调，如“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因重视然诺、不违约定，而在桥下抱柱守约而死的鲁人尾生，更是这种爱信精神的典型代表。
由此可见孟母买豚取信的做法并非偶然，其身后有着整个邹鲁文化传统中对“信”的珍视为支撑。在邹鲁文化传统中，对“信”的强调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甚至高于国家利益的程度，更何况这种为了教子而买豚取信的行为。也这种文化环境下，才能解释，在孟子询问东家杀豚的原因时，孟母在一句“欲啖汝”的戏言之后，心中的那种忐忑不安的自责状态：“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11]，以及不惜代价“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 [11]的忙于补过的行为。
虽然孟子并没有因诚信而成为邹鲁文化的典型，但《孟子》中却不乏对“信”这一美德的认同，“信”在《孟子》中被认为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孟子·离娄上》）以及“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孟子·尽心下》）虽然把这一现象归功于母教，未免失之偏颇，但将之归因于孟母教子过程中反映出的邹鲁文化的爱信精神，却并不过分。
2、知礼
礼乐文化是鲁文化的一大特色。正如《鲁国史》所说：“鲁国既保持了周人的重农风格，也必须承继其重礼风格，因为其稳定统治的要求使然。事实上，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地位较高，在同姓诸侯国中得以独享周天子之礼乐，所以，在春秋时期，鲁成为保存周礼最多的国家。……” [12]也就是说，鲁文化中的重农思想与重礼的风格是密不可分的，这两个特点在孟母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尽管孟母教子的记载没有直接出现重农思想，但是，孟母在择邻和断织时所表现出来的对末技的轻视态度，正是重农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样，由于重农和重礼的不可分割，孟母对礼的应用和强调在相关的教子记载中也有所体现：
孟子既娶，将入私室，其妇袒而在内，孟子不悦，遂去不入。妇辞孟母而求去，曰：“妾闻夫妇之道，私室不与焉。今者妾窃堕在室，而夫子见妾，勃然不悦，是客妾也。妇人之义，盖不客宿。请归父母。”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谓之曰：“夫礼，将入门，问孰存，所以致敬也。将上堂，声必扬，所以戒人也。将入户，视必下，恐见人过也。今子不察于礼，而责礼于人，不亦远乎？”孟子谢，遂留其妇。君子谓孟母知礼而眀于姑母之道。[9]
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邹鲁地区曾产生数位礼乐大师，而且已经开始出现“文化下移”的现象，礼乐文化由官府走向民间，并逐渐渗透到当地人的生活之中。《论语》中曾有记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13]正是礼乐文化的民间化，使得孔子发出了“割鸡焉用牛刀”[14]的感慨。对于孟子不合礼法的行为，孟母能对孟子以礼相责，能把礼的内容顺口拈来，也可见受礼乐文化的影响之深，所以《列女传》这段记载之后，有“孟母知礼”的中肯评价。
三、三迁择邻与邹鲁文化承传
孟母不仅是向孟子传播邹鲁文化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把孟子引向子思学派的关键人物：孟母三迁择邻，使得孟子与子思学派结下渊源，为以后思孟学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鲁国在诸国之中历来享有教育上的特权，春秋时期“惟鲁得立四代之学”；随着春秋后期的“文化下移”，礼乐传统兴盛的邹鲁两地又成为私学兴起较早、成果较为显著的地区。据《荀子·宥坐》记载，与孔子同时的“鲁之闻人”少正卯就曾在鲁讲学，甚至造成了孔子门下“三盈三虚”的局面而孔子之孙孔伋到邹地讲学，则更是对孟子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孔伋，字子思，曾在邾国即邹地讲学，并留有子思讲堂故址。元代刘泰在《中庸精舍书籍之记》中对于子思讲堂的记载正证明了这一点：“邹乃孟子之乡国也，斯地乃子思倡道传心处也。”[3]根据有关孟母三迁的记载，孟母最终选择了一个“真可以居吾子”的地方，而“徙舍学宫之旁”。这里的学宫，便是子思讲堂。对此，元代潘迪在《子思书院新庙之记》曾有明确记载：“邑东隙地乃子思讲堂故基。即孟子幼被母训三徙其侧就学遗址。”[3]明朝许彬在《重修子思书院记》也提到：“鲁之邹邑孟子故宅之侧，旧有子思书院，即当时传道之所。”[3]目前在邹城的遗存中，子思学宫和三迁祠位置临近，其中子思学宫便是由元代在子思讲堂故址处兴建的“中庸精舍”改建而来。孟母把家迁至学宫旁，就已然奠定了孟子与子思之间的学术渊源，使得孟子得到子思一派的浸染，为他对孔子、子思思想的接受和继承奠定了基础，也为他以后“继往圣，开来学”，对孔子的思想承传创造了条件。由于孟子和子思学宫的特殊渊源，使得人们把孟子视为孔子思想最正宗的传人：如陈庆偕在《重葺邹县述圣子思子庙记》提到：“昔子思讲学于此，孟子因得亲受业于其门。……其三迁秉母教之日，即受业子思之日，或无疑也。”[3]唐大章的《重修中庸精舍记》有言：“昔韩退之序尧舜以来学脉，直谓‘孔子以是传之孟轲’。然孔传曾，曾传思，思乃传孟，则洙泗脉络也……”[3]这些观点明确指出孟子与儒家的渊源，源于对孔子之孙子思的思想传授，而孟子师承子思的因缘，又源于孟母最初的选择。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前人对孟母的教养之功所做出的“诗书世泽赖三迁”的评价并非过誉：在孟子与邹鲁文化的关系中，孟母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孟母不仅在教育的过程中，使孟子受到了邹鲁文化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孟母还成为孟子学习儒学、传承孔子思想的关键环节。换句话说，孟子对邹鲁文化的传承、以及最终成为这一区域文化的重要代表，均离不开孟母教养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