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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文化史话
发布时间:2014-07-25   浏览次数:

 

所谓邹鲁文化,是指春秋战国时代,在山东邹地与鲁地所形成的地域文化。邹为古国名,本作邾,亦称邾娄。传为颛顼后裔挟所建立,曹姓,有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县地。建都于邾,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绎(今山东邹城东南部),战国时为楚所灭。鲁为西周时周公旦长子伯禽代封之地(在今山东泰山以南),故称其为鲁侯,建都于曲阜。由于儒家亚圣孟子生于邹,儒家创始人孔子生于鲁,故邹鲁遂成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因此,邹鲁地区早期的历史人文加上后来产生于此的儒学,并称之为邹鲁文化。

一、邹鲁文化的渊源流脉

邹鲁地区,背靠泰山而面临大海,古称“海岱之区”。远在新石器时代,“东夷”人就在这里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山东龙山文化,此为邹鲁文化之圭臬。

中华文明五千年,泱泱煌煌,夏商周三朝是其奠基时代。就其文化形制而言,夏、商、周三代既相含相继,又相荣相代。本来三个不同的部族在不同的时期,上演了各自精彩的大剧。商曾与夏并立,也曾隶属于夏,而又征服了夏;周曾与商并立,也曾隶属于商,而又征服了商。他们在上千年的共存共融中演进着历史,也孕育着文明。夏王朝及其润础而生的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第一页,它的摇篮则是黄河下游的汶泗流域,特别是以鲁西豫东为中心的“四渎之间”。《汤诰》云:“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四渎中的“河”为黄河,“济”为济水,“江”为古沂水,“淮”为淮河。“四渎”与后来的邹鲁地区几乎是同一个地理概念。有斗争就有英雄,有英雄就有传奇,有传奇就有文化。这是一条铁的规律。夏王朝的三大主角尧、舜、禹在汶泗流域呼风唤雨,自然把脚印和历史留下,同时也留下文明与记忆。

尧帝生于陕西临汾,临汾古属冀州之地。他生前在汶泗一带建功立业,死后葬泗水尧山,尧山“世传为尧王之坟墓”。曲阜兖州间古建有尧祠,所证邹鲁为尧王故地。

舜帝一生的路线图大致是这样的:生于泰沂山系西麓的泗水上游,沿泗河而下,经过兖州、菏泽,最后卒于河南长恒。《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呜条,东夷人也。” 诸冯在泗水东今平邑境内,现仍称诸冯村;负夏,周时为鲁邑;呜条,在河南长垣西南。

禹帝治水则是在以鲁西南为中心的兖豫大平原。此地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几乎家喻户晓。

综上所述,我国文明史上三位著名人物汇聚与此,必然在邹鲁地区形成厚重的文明集聚和文化积累,这种文化优势毫无悬念地昭示着邹鲁文化的先进性——邹鲁地区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家知道孔孟思想的一大核心便是“仁”。仁的思想学说发源于邹鲁并非偶然,因为邹鲁有尧舜禹的足迹和身影,仁的种子早就在此播下了。《山海经》云:“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其人好让不争。”《汉书·地理志》称:“东夷天性秉顺。”《说文》也称“夷为东方之人……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 看来,邹鲁远古时期的东夷族群天性秉顺,仁而好生,优于他俗。从而不难理解为什么不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而偏偏在邹鲁地区产生了孔子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思想学说 。就连司马迁也不得不喟然叹曰:“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史记·儒林外传》)

山有源,树有根,文化也有根。只有源远流长,本固才能枝荣。邹鲁文明在夏商周孕育发轫,其中,周与商文化的交融值得特别一提。从地缘政治与文化形态上说,周与商属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周文化兴起于中国的西部,商属于东部。         姬周克商,成为天下共主,势必引起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周初,鲁地的居民主要是三种人:一是统治者周族人,二是战败者殷族人,三是东夷人,即原商奄土著居民。后两者是被统治者,但周族统治者采取“怀柔政策”,允许殷人及商奄人保留自己的生活习俗。所谓的“邹鲁文化”,就是由这三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交融发展而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上,自然以周礼为纲纪,在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上,更多地融进殷遗民和古东夷文化,如仁爱思想、三年之丧等。周文化与夏商两代文化的最大不同,即在于人文理念的提升。

我们瞩目周文化就不能不聚焦于这样一个伟大而关键的人物——周公。周公旦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不仅直接参与和辅佐文王、武王打天下,尤其当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后,他以王叔的身份摄政称王,“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尚书大传》)。周公是西周文化的奠基人,也是周初的最高统治者与决策者。后来,周公虽“封于鲁而未曾居鲁,由其子伯禽作为鲁国的第一代国君,但仍然是在周公的统摄下实施治鲁方略,周公自然也是鲁文化的设计者。”《史记》载:“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周鲁一脉相承的文化延续,显然为孔子思想的发蒙准备了充要条件——邹鲁文化成为儒家文化的发育母体和酵母。正像一场风暴的到来,在邹鲁这块土地上,夏商周的文明薪火酝酿生息,最后终因天降大才——孔子的横空出世而集大成,影响中国文明走向的——儒学宣告诞生了。

春秋时期,西周衰微,政治重心东移,东周建立后,争霸战争连年不断,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国“礼崩乐坏”,惟邹鲁之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周礼因而得以保留,于此,中国礼仪文化的重心,遂移至邹鲁之地,邹鲁文化后经孔、孟等中国先贤大师们的大力发挥,具备了正统性、宗法性、伦理性的特征,遂成为黄河流域北方文化的典型代表。

邹鲁文化本依之于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她是以礼仪文化的形式,反映了邹鲁地区人民质朴务实,注重传统的精神风貌。春秋后期,孔子在阐发弘扬周礼文化的基础上,创建了儒家学派,贯注了整个黄河流域北方文化的醇厚之风,提出了“仁爱”思想,使邹鲁地区崇尚实际,注重传统的文化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战国时期,面对群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人民生命涂炭的悲惨情景。孟子在继承孔子“仁”的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加以阐发与表述,使儒家学说更加系统完整,也使以儒学为核心的邹鲁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发展。

邹鲁文化以好儒为宗,儒学大师迭出不穷,“道一而风同”的氛围甚浓。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其他诸侯国拒绝接受孔孟的政治主张,但由于周室尚存,周代礼仪在北方还有一定影响力,加上各诸国的相互往来,因此,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邹鲁文化,也在其他地区逐步传播开来,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使邹鲁地区人文生发,走在中原地区乃至世界东方前列;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礼崩乐坏”,文化下移,私学勃兴,儒风郁郁,她又成为对中国影响最深巨的儒学的发祥地。秦汉时期,一方面是邹鲁文化与齐文化沿着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方向继续融汇,一方面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交融创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的出现,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出台为标志,子学时代让位于经学时代。邹鲁文化的精华——儒学也终于完成了从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跃升。

所有这一切表明,邹鲁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构建做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从而铸就了她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光耀千秋的重要地位。

邹鲁文化因其代表的普世价值,也受到了历代先贤们的称赞与颂扬。战国庄子有“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之说。西汉司马迁云:“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东汉班固称赞说:“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南朝梁武帝赞叹:“邹鲁遗风,英贤不绝。”北周庾信说:“里为冠盖,门成邹鲁。”唐代张说云:“孔圣家邹鲁,儒风蔼典坟”。唐代诗人孟浩然则有“维先至邹鲁,家世重儒风”之妙笔。

邹鲁作为文教兴盛之地,千百年来,备受尊崇,影响深远,在中国甚至海外的很多人文荟萃之地,都以“邹鲁”自誉。例如,浙江的温州有“浙南邹鲁”、金华有 “小邹鲁”,台州、瑞安有 “东南小邹鲁”之称,仙游有“山中邹鲁”之称;广东的汕头、揭阳有“海滨邹鲁” 之称,新会有“江南邹鲁” 之称,潮州有“东南小邹鲁”之称;福建的泉州、漳州、福州有“江南邹鲁”之称,厦门、莆田有“海滨邹鲁”之称;安徽的徽州 、绩溪有“东南邹鲁”之称;湖南长沙有“荆蛮邹鲁”之称;云南建水有“滇南邹鲁”之称;海南省则有“海外邹鲁”之称;韩国庆尚北道的安东郡有“海东邹鲁”、“邹鲁之乡”之称。

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今天,邹鲁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已注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标示之一。

二、邹鲁文化的特色

李学勤先生说:“邹鲁文化不是狭隘的区域文化,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 主流文化、主导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产生思想家的摇篮。”其具有“原创性──“古老悠久,率先发育”;独立性──“独成系统,谱系健全”;连续性──“一脉相承,接连不断”;优越性──“资料丰富,多方互证”;丰富性──“兼收并蓄,多元融合”;先进性──“生生不息,持续发展”六大本质特征。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邹鲁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一)亲亲孝悌观念

二十四德孝为先,亲亲孝悌观念是邹鲁文化的首要内容。《汉书·地理志》记载:“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礼记·檀弓下》记:“邾定公之时,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尝断斯狱矣……子杀父,凡在宫者杀无赦。’”亲亲孝悌是邹鲁文化的最早源头内容之一,后在儒家学派的发扬下,亲亲孝悌的内涵更加丰富,包括养亲、敬亲、谏亲和全体、贵生等多重内涵。注重亲亲孝悌,这是邹鲁文化之精华所在,不仅左右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特质,而且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国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的特点。

(二)礼义廉耻思想

邹鲁文化历来强调礼义廉耻。《汉书·地理志》记载:“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此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礼仪廉耻思想加以继承阐发,使其成为邹鲁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孔子说:“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上廉让则下耻节”等;孟子说:“舍生而取义者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等等。礼义廉耻是邹鲁文化一贯倡导的处理官与民的关系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毛泽东曾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瑰宝,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礼义廉耻曾被视为治国的“四纲”,做人的根本,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推崇和重视。

(三)保民重民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周公曾说:“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邹鲁文化十分注重保民思想。《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了邾文公和他的大臣们讨论迁移国都的一段话:“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日:‘(不迁都,君)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迁都只要对民有利,就是邾文公自己劳累至死,他也在所不惜。这成为古今中外“民为邦本”的最典型的言行事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邹鲁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该思想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要求统治者关注民生,实施惠民政策。这一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曾为调和社会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过重大作用,直到今天,该思想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节俭朴实之俗

成由勤俭败由奢,节俭朴实是修身养性、成就事业的基本前提。周公在《尚书·康诰》中告诫说:“无康好逸豫”在《无逸》篇又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告诫人们要注重节俭朴实,不要奢侈淫乐。邹鲁文化继承了这一内容,《国语·鲁语》载,春秋时代鲁国贵族夫人,不但亲自纺织,而且教育儿子说:“居,吾语女,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俭约),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自上而下,谁敢淫心舍身。”《新书·春秋》记载,战国时代的邹穆公,不仅拒绝了“楚王欲淫邹君”的试探,而且“公舆不衣皮帛,公马不食禾菽……食不重味,衣不杂采”,其生活非常俭朴。邹鲁文化的节俭朴实思想,避免了吝啬与奢侈的偏颇,是其“过犹不及”中庸之道的具体体现,不仅是邹鲁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五)尊孔孟好儒之风

司马迁说“邹鲁,俗好儒”,邹鲁文化中,历来就有尊孔孟好儒之风。“儒”人之所需也,在孔孟以后的战国中期,“儒者”就成了孔子学派的专有名称。同时,作为儒家学派的先贤大师,孔孟二圣也成为了邹鲁人的荣耀,历来受到热爱与崇敬,孔孟学说也自然受到邹鲁人的喜好,尊崇孔孟,成为一名“儒士”成为了许多邹鲁人的愿望。邹鲁地区尊孔孟好儒之风盛行,自古儒才辈出。春秋战国时期,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冉有、季路、万章、乐正克、孟仲子等人,这些人不仅身传孔孟之学,而且对孔孟尊崇有加,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秦始皇东巡峄山,与邹鲁儒生、博士70人,议泰山封禅之礼。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起用儒生,邹人韦贤和韦玄成父子、鲁人丙吉和孔光、邹人匡衡等,无不是崇尚儒学的经学大师,特别是韦贤、韦玄成父子先后以明经为相,影响甚大,有“遗子黄金满,不如教子一经”之谚。直到今天,在邹鲁的大街小巷,不管是年过花甲的七旬老叟,还是垂髻豆蔻少年儿女,都能随口拈来几句孔孟名言,尊孔孟而好儒之风可谓源远流长。

(六)重视礼乐教化

重视礼乐教化,是邹鲁文化又一重要内容。邹鲁是著名的礼乐之邦,懂礼、知礼、好礼,言语行动合乎礼,历来是邹鲁人的自我要求。邹鲁人自古有重视礼乐教化的传统,学礼学乐蔚然成风。孔子创办私学,广收弟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要求弟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孟子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臧文仲教季文子“事君之礼”,孟僖子一度对礼有所荒疏,深以为病,“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在邹鲁人看来,学习犹如种植草木,经常学习,刻苦学习,才能进于礼乐,精通礼乐,成为“文之以礼乐”的博雅君子。否则,就将如草木一样,枝叶枯萎坠落,沦为死亡。邹鲁文化通过对礼乐教化的重视,维护了传统文化,同保持了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及持久的繁荣发达,虽经历史的跌宕起伏,但日益显示出其伟大的价值,这些都与其重视礼乐教化的传统无不息息相关。

三、邹鲁文化的时代价值

邹鲁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实践过程中创造的文化之一,它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智慧的结晶。现时代,继承并发扬邹鲁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

(一)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需要为价值标准,以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价值追求。经过2000多年的大浪淘沙,其所蕴含的优秀价值,已被大部分中华民族成员所接受、认可和遵循,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气质,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特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现时代,继承和发扬邹鲁文化,积极吸收邹鲁传统文化的正面因素和合理成分,传承邹鲁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为最终凝聚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邹鲁文化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经过长期的发展,它已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当中。其所蕴含的传统美德,对于激发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维系全民族的共同心理、共同价值追求,有着强烈而积极的精神激励作用。现时代,继承和发扬邹鲁文化,正确理解邹鲁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价值,对全社会加深对传统美德的理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正确的道德观念,形成尊重优秀传统道德、学习优秀道德文化的良好氛围,提升全民族的道德修养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定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这是社会的期待,历史的必然。高度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中国的整体实力,展示大国气度和风范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也是推动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精神力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邹鲁文化所彰显的人文精神对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现时代,继续与弘扬邹鲁文化,对传承中华民族在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上的优良传统,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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