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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孟子思想与邹鲁文化
发布时间:2014-07-23   浏览次数:

                                                                    李启谦

 

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展的地域性文化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从而也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孟子是战国时代邹国人,在他的思想中,既有战国的时代特点,也有邹国的地域特色。时代特点的研究成果,过去已有很多,但对于其地域特色的探索,却从来无人发表意见。鉴于地域特色是认识问题的重要方面,故愿就此谈些初步想法,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邹鲁文化的特色

邹国简称“邹”,又称“邾”或“邾娄”。邹国很有特点,但因国家较小,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不过它靠近鲁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不断发生着交往,所以两者逐渐融合,以至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邹鲁文化”系统。
    《史记·货殖列传》说:“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司马迁在这里把滨于洙泗的“邹鲁”划为一个文化区域,而与齐国临淄一带区别开来。邹、鲁是什么时候融合成一个地域文化的呢?详查文献得知,最早记录者是《庄子·天下篇》,它说“其在於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在这里提出了“邹鲁之士”的问题。庄子是战国中期人,那么,起码在战国中期,邹、鲁就融合为一个文化区域了。之后,很多文献都谈到这个问题,除前引司马迁的《史记》之外,班固《汉书·韦贤传》也说:“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南北朝时代,《南史·羊侃列传》梁武帝称赞羊侃时也说:“帝览曰:‘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遗风,英贤不绝”。由上可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人们还承认和传颂着“邹鲁之风”即”邹鲁文化”的存在。
    “邹鲁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上面的引文已经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如“周公之遗风”、“俗好儒”、“诗书礼乐”、“礼义唯恭”、‘勇者有仁”等等。我们根据这些启示,再结合其他资料,在与齐文化的比较中,可以找出“邹鲁文化”的主要特点。
    (一)亲亲孝悌观念。《汉书·地理志》记有鲁国周公和齐国姜太公的一段对话:“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反问姜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亲亲孝悌和举贤上功便成了鲁国和齐国各自的特点。
邾国和鲁国一样,也强调“孝”观念。《礼记·檀弓下》记:“‘邾定之时(春秋中期),有拭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尝断斯狱矣,子杀父,几在宫者杀无赦”。邾国对杀父的事件,处理是非常严厉的。不仅本人要处死,而巳旁观者也要杀无赦。
    (二)礼义廉耻思想。《汉书·地理志》记载鲁国的情况时说:“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濒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而记载齐国时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矜功名。”由上可知,鲁国是崇尚礼义道德,而齐国则是重视技巧和功名。
    (三)重民保民传统。西周在建国之初,鉴于殷朝残虐民众而亡国的教训,周朝统治者就产生了“敬天重民”和‘保民而王”的思想。周公曾谆谆告诫说:“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粹材》)。鲁国继承了这一思想,很注意民心背向问题。《左传·昭公九年》载,这年季平子要建造一处园林,而想催促民众赶快建造。叔孙氏知道后,就劝解说:“焉用速成,其以剿(劳累)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这种重民观念是突出的。再,《左传·庄公十年》所载的“曹判论战”一事,曹判所论的中心间题,就是关心民众,争取民心,只有民心齐,才能打胜仗。就是“智虽弗及”,也能收到预期效果。齐国人虽然没说民心不重要,但是它往往把智谋和个人技巧放在首位。《荀子·论兵》所说的“齐人隆(特别重视)技击”的议论,就能说明这一点。
    邾国和鲁国一样,更有重民的典型事例。《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邾文公和他的大臣们讨论迁移国都的利弊问题时说:“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干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不迁都,君)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迁都只要对民有利,就是掷文公自己劳累至死,他也在所不惜。这是古今中外,“民为邦本”的最典型的言行事例。
    (四)节俭朴实之俗。周公在《尚书·康浩》中告诫说:“无康好逸豫。”在《无逸》篇又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墙之艰难。”总之是告诫人们不要奢侈淫乐。鲁文化继承了这一内容,《国语·鲁语下》载,春秋时代鲁国贵族夫人,不但亲自纺织,而且教育儿子说“居,吾语女,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痔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俭约],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自上而下,谁敢淫心舍身。”可见,他们没有忘记周公之遗训。而且“三桓”之一的季文子,就是过着“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的生活(见《左传·襄公五年》)。由此可知,鲁国是有生活俭朴的传统的。齐国与此风气不同,它是“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汉书·循吏传》)。齐国“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汉书·地理志》)。齐、鲁是有明显不同的。
    邾国也有俭朴的事例。战国时代的邹穆公,不仅拒绝了“楚王欲淫邹君”的试探,而且“公舆不衣皮帛,公马不食禾获……食不重味,衣不杂采”(《新书·春秋》),其生活也是俭朴的。
    (五)宗法贵族意识。鲁国统治者是周天子的同姓——姬姓,且又是周公之后,故周天子赐给鲁国很多特权,为了保住这些特权,鲁国就形成了“世卿世禄”制和姬姓贵族世代掌权的局面,而异姓家族则没有进入核心政权的机会。
    另外,鲁国一些姬姓贵族不但有很大势力,而且有很强的独立性,它们各自确定首领,各自组织武装。它们有参政的资格,甚至有废除国君错误政令的权力。这都说明,姬姓贵族有特殊地位.从而使他们的宗法贵族意识也格外浓厚。对此问题,可参考拙著《试论鲁国宗法鲁族共和政体》(《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一文,在此不多赘言。
    (六)尊孔好儒之风。“儒”这一名词,虽然在以前就有,但自从孔子创立“仁”的学说以后,人们就称孔子及其弟子为“儒者”(见《墨子·非濡》),而到了战国中期以后,“儒者”就成了孔子学派的专有名称。所以司马迁称“邹鲁”一带”俗好濡”,也就是说这一带的人喜好孔子的学说。其表现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尊崇孔子,并愿成为一名“儒士”(或说“儒生”)。据最新研究,孔子弟子九十多人,而鲁国人就有六十多位。鲁国的学生,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学生。他们尊崇孔子,如颜回、曾子等对孔子的尊敬,简直达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
    其二,容易接收孔子的“仁爱”道德学说。孔子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对学生进行教育,在这四科中,也分别培养出了有名的弟子。《论语·先进》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而“德行”中的这四个人,全是鲁国人。由此可见,鲁国人在道德学说方面是容易出现突出人才的。这和齐国的“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汉书·地理志》),是完全不一样的。

二、孟子与“邹鲁文化”

经过考查知道,孟子与“邹鲁文化”有密切关系,这可从其先祖的家风和他本人的思想方面得到说明。
    (一)孟子先祖的特点。孟子虽是邹人,但他的先祖是鲁国人。东汉赵岐在《孟子章句》题辞中说:“孟子,鲁公族孟孙氏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自齐葬於鲁”就是说此事。孟子的先祖,就是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孙氏。而孟孙氏家族与“邹鲁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
    1.继承周公之遗风,维护鲁国传统文化。这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周公制礼作乐,而孟献子也很重视礼乐。他曾说:“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左传·成公十三年)))其次,周公提倡节俭,而孟献子和他的儿孙们,也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晋无衣帛之妾,居不粟马。”(《国语·鲁语上》、《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再次,周公重视德义,而孟孙氏也是如此。《大学·十章》记载孟献子的话说:“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更次,在鲁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有宗法贵族联合参政的传统,孟孙氏本身就是宗法贵族,它当然是维护这一体制的。总之,孟孙氏对“周公之遗风”等的鲁国文化,是继承和维护的。
    2.孟孙氏和孔子关系密切。孔子的父亲叔梁绝曾是孟孙氏军队中的一名勇士,在一次战斗中立有战功,而受到孟献子的“有力如虎”的称赞(见《左传·襄公十年》)。孟孙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孟僖子,也称赞孔子的先祖既有让贤的气度,又有辅臣的才能和品德。并说孔子是“圣人”之后,其学必能显达于世(见《左传·昭公七年》)。
孔子对孟孙氏也有赞语,也乐于和孟孙氏建立联系。因为孟献子不以金玉为富,而以有贤德之士为富,孔子就赞美说:“孟献子之富,可著於春秋”(《新序·刺奢》)。孔子对孟僖子更是达到敬重的程度。孟僖子到楚国时,因有些礼仪没有应酬好而难过,之后就想方设法努力补救。对此孔子肯定说:“能补过者君子也……孟僖子可则效已矣”(《左传·昭公七年》)。
    孔子与孟孙氏家族,也有学业交流关系。在孔子的学生中,只有三个是贵族出身.而孟孙氏家族的人就有两位一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其他一个是宋国的司马耕)。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也向孔子求教,如《论语·为政》载:“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的儿子孟敬子和孔子弟子也联系密切,如曾子有病时,孟敬子就去看望,《论语·泰伯》说:“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
    在古代是很重视“家传”和“家学”的,直到南北朝时期还是如此。《陈书·江总传》说,江总是“家传赐书数千卷,总昼夜寻读,未尝辍手。”《北史·江式传》也说江式是“少专家学”。孟孙氏的家学,也会对孟子有影响。
    (二)孟子全面继承了“邹鲁文化”。
1.亲亲孝佛。邹鲁文化重视亲亲孝悌观念,而孟子也格外提倡,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离娄上》)。他重视“仁”德,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上》),“亲亲,仁也”(《告子下》)。他要“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叫人们“永言孝思,孝思为则”(《万章上》)。他认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下》)。他终生提倡“尧舜之道”,而”尧舜之道”的精神实质,他概括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告子下》)。当然,他并没有停留在“亲亲”的位置上,而是又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的内容补充到一邹鲁文化”之中。
    2.重民保民。在邹鲁文化中,重视民众和“保民而王”的思想格外突出。认为只要得民众支持,什么事情都好办。如果遇有战事,只要民心齐,就是“智虽弗及”也能战胜敌人。孟子继承了这一传统,也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他认为只要一施仁政于民”,得到民众支持,就是用木棒也能抗击有坚甲利兵的敌军。结论是“仁者无敌.王请勿疑”(《梁惠王上》),更概括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战必胜矣”(《公孙丑下》)。他还认为君位是否能稳固,主要看是否能得到民众支持,说“民为贵,社授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下》)。孟子对邹鲁文化中的重民思想,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3.寡欲养心。“邹鲁文化”有俭朴之风的内容,孟子对此也有所继承。他曾明确表示,“食前方丈(即菜肴满桌),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尽心下》)。为了保住节俭的品格,他又提出“养心”的问题。说:“养心莫善於寡欲。其为人也寡欲,[善性]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尽心下》)。这样就把俭朴之风,又补进了“寡欲”、“养心”的内容。这一充实,对保持俭朴之风,既有法方意义,又有理性认识问题。
    4.承认贵族地位。直到“春秋”末期,鲁国政体还保持着姬姓贵族世袭制,孟子的先祖孟孙氏就是这种体制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孟子受其影响,并明确承认和肯定了这一体制存在的价值,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上》)。他在回答齐宣王的问题时说。“公卿”有两类,一类是同姓世袭的“贵戚之卿”;另一类是非世袭的“异姓之卿”。这两类“卿”的作用和权力不一样。“贵戚之卿”对国君匡正的权力大,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就废弃国君而改立别人为君)”。“异姓之卿”的权力小,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就离开这位国君)”(《万章下》)。孟子对贵戚之卿的存在,认为是不可少的,曾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梁惠王下》)。可见孟子是承袭着旧的观念来对待贵戚之卿特权地位的。不过孟子观念中的贵戚之卿,不是欺压民众的恶徒,而是匡正君过的元勋。而且他也没有完全停留在“贵戚之卿”治国的位置上,而是还有新意见。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要“贵德而尊士”(《公孙丑上》),要“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或说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并且主张“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万章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无敌於天下”(《公孙丑上》)。他还用历史上的实例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公孙丑下》)。可见,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尊贤”、‘用能”是占有相当位置的。

5.尊崇孔子,继承和发展仁学。“邹鲁”一带“俗好濡”。孟子的先祖尊敬孔子,并向孔子学习礼乐;大量鲁国士人更向孔子学习儒学。孟子继承这一传统,对孔子更加尊崇。被孟子尊之为“圣人”的人很多,如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认为他们都是“百世之师”(《尽心下》)。但圣人之中,他又最尊重孔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万章下》)。这就把孔子的“圣人”地位更加突出出来。因为时代的关系,他未能听到孔子的直接教诲,对此他非常遗憾,便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上》)。即使是这样,有时他还自称是’仲尼之徒”(《梁惠王上》)。另外,当有人说他好辩时,他回答说,不是我好辩,而是我不得已矣。说现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态……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岂好辩哉,子不得已也”(《滕文公下》)。这样,他就把继承和宣扬孔子的思想,提高到社会责任的高度。
在思想上他更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道德学说,使之更系统完整。对此,下面将给以说明。

由上可见,孟子思想是产生于“邹鲁文化”之中的,它的很多特点,都可以在“邹鲁文化”中找到根据。当然他也没有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而是在继承的同时,又有所改造、充实和发展。

(三)孟子的道德学说对邹鲁重德传统的超越和对孔子道德学说的完善。邹鲁文化的最大特点是重视道德教化。孔子与其弟子继承这一传统,并加以改造,把原来以宗法“亲亲”观念为核心的道德体系,改良成了以“仁者,爱人”为核心的道德学说。孟子思想的最大特点是接过这一事业,并完善了它。
    1.性善说。孔子虽然说仁者“爱人”,但他没说明“爱人”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孟子则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仁,人心也”(《告子上》),而人心在孟子看来都是善的,所以仁者爱人的观念,也就是从人所固有的善性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性善说是否科学且不评论,但它是为仁爱的道德学说找到了理论依据。这是对孔子“仁”学在理论上的一个补充。尽管后来又有荀子的性恶说,杨雄的善恶混合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朱熹的二元论等等,但是诸说并没有取代性善说的存在和巨大影响,直到清朝末年,启蒙读物《三字经》的第一句还是“人之初,性本善”。
    2.“四端”说。只说人性本善还不能说明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体系。因为当时人们对什么是“善”有不同的看法。如老子主张自然无为,他不但不把仁、义看成是善的,而且认为是对人的一种束缚。在他看来.真正的善人并不讲仁,所以他才说出“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的话(《老子·第五章》)。墨子又有不同,他虽然也提倡“爱”,但他的爱是以“利”为基础的。而且爱无差等,要“兼相爱”、“交相利”。孟子既不同意自然无为,也不同意“兼爱”互利,而是有他的善恶标准。孟子认为善心的最初的萌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这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公孙丑上》)。又说:“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也”(《告子上》)。这就是说,先天善心的基本内容就是“仁义礼智”。这对孔子的道德学说体系又是一个充实。
    3.五伦、教化说。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并且认为在善性中,就有仁义礼智等“四端”的萌芽。但是,绝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自然地成为善人,更不一定人人时时都会做善事。而要做到这些,还需要社会的教化和他本人的自觉修养。所以孟子很重视教化问题,说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又说“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梁惠王上》)。教化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而教化的目的在于“皆所以明人伦也”(《滕文公上》)。“人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明人伦”就是明确人与人之间各自的地位和应当遵守言行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主要应先从哪里进行教化呢?为此孟子提出了”五伦”的问题,说要“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滕文公上》)。他要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五种基本的人际关系之间,贯彻亲、义、别、叙、信的道德准则。孟子曾多次说“亲亲,仁也”(《尽心上》)等,所以这里的“亲”,有仁的意思。这里的别、叙,也和礼、智相通。亲、义、别、叙、信,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实际上孟子是想在五伦之间推行“五常”(仁义礼智信)之教。这在中国伦理史上,是有首发意义的,它是汉代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正式提出“五常之教”的先声。
    4.人格修养说。孟子在人格修养方面,更有系统、完整和高超的论述。
首先,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的,由此而推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在这里人们没有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都有机会和可能成为高尚的人。
其次,当有人间“士”首先要干什么时,孟子就回答说:“士”首先要立下高尚的志向。问,怎样才算志向高尚呢?孟子说:“仁义而已矣……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就是要求有行仁义的志向。孟子又提倡培养“浩然之气”,他在这里说的气,不是物质的气,而是由仁义培养起来的“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精神(《公孙丑上》)。孟子就是要求人们要成为有仁义之志,有“至大至刚”精神的人,而绝不做见利忘义或屈从强暴的人。
    再次,如何养成这种精神呢?他在谈到培养“浩然之气”时说,那种气是由正义行为长期积累而成,不是突然间做一件好事就能得到,所以要持之以恒的做下去。同时孟子还看到,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都是曾在社会下层受过艰苦熬练后才成大事的,所以他概括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上》)。孟子的这一论述,绝不是对鲁国“择瘠土而处之”的消极继承,而是一种培养仁德的积极的自觉活动。另外,还要求“思诚”、“至诚”(《离娄上》),即要求自觉地按照仁义原则办事,并使这种行为成为习惯和内心的心理要求。
    再次,人格修养达到什么地步呢?他在议论大丈夫时说:“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这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气概,他不仅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而且是富贵不淫,真是形象高大。
最后,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说:“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为保卫天下的公利和捍卫自己的人格,必要时他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其献身精神更增添了他的人格的色彩。
    5.仁政爱民说。中国和西方的道德学说有些不同,就是“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尽管有道德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道德与政治已作为独立的认识客体互相分开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德与政治则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吉大出版社1978年版22页)。在孔子的道德学说中,就有政治内容。不过孔子并没有直接说明,而孟子则直接按照他的仁爱道德思想提出了“仁政”(《梁惠王》)的学说。其“仁政”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在政治上是“以德服人”和“贵德而尊士”(《公孙丑上》),并要“省刑罚”和制止掠夺战争(《梁惠王上》),以达到”与民同乐”的地步。在经济上,通过正经界、行井田、薄税敛的措施,达到“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的要求(《梁惠王上》)。在文教上是设立学校,以进行道德教化(详情见上文五伦教化说)。孟子系统而完整地把道德学说和政治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道德治国的体系。
    总之,孟子的性善说、四端说、教化说、人格修养说以及仁政说等等,大大充实了孔子的道德学说,使之形成了一个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内容的完整的道德学说体系。这个体系,在中国伦理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三、对“邹普文化”和孟子思想的几卢、评说如何评说邹鲁文化和孟子思想呢?今提出几点思考,以便引起讨论。
    (一)“邹鲁文化”的保守性和合理因素。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时代,“邹鲁文化”还在保护旧贵族的政治权益,还在提倡宗法制中的“亲亲”观念,而且不论什么问题,又要参照先王之道和古礼、遗训来处理问题,这就明显地看出,它有很大的保守性。到了战国时代,它就已是一个落后的和被改革的文化体系。
    虽然总的看来,这个文化体系已经过时,但文化和政治不一样,在文化中往往积淀着一些合理的因素,并有长久存在的价值。如其中的重民保民、尊老爱幼、礼让互助、道德教化、节俭朴实等内容,至今也有存在和继承的价值。所以对它应当分别地对待,该否定的就否定,该继承的也应继承。
    (二)孟子思想与邹鲁文化的关系。通过上面的叙述可知,不论从孟孙氏家学的角度,还是从整个社会文化的角度,都可看出,孟子的思想和邹鲁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其密切关系可分为四个层次来认识。
    1.孟子思想产生于邹鲁文化。大量事实说明在齐文化的氛围中产生军事家;在秦晋文化中多产生法家;而在邹鲁文化中多产生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道德教育家,因之可以说没有邹鲁文化就没有孟子思想,它们之间是一种产生与被产生的关系。
    2.孟子思想继承了邹鲁文化。邹鲁文化重视“亲亲”观念,孟子也提倡“孝悌”思想;邹鲁“重民保民”,孟子更要“与民同乐”;邹鲁有俭朴传统,孟子也倡导寡欲、养心;邹鲁保护贵族地位,孟子也要求“不得罪于巨室”,等等,它们之间又是一种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
    3.孟子思想充实和发展了邹鲁文化。孟子对邹鲁文化并没有停留在继承上,而是也有所改良、充实和发展。如孟子把原有的“亲亲”原则,扩展成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把原先的重民意识,发展成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原先节俭朴实的传统,理性化为“养心”、“寡欲”。它们之间也是一种发展、充实和被发展、被充实的关系。
    4.孟子思想超越了邹鲁文化。这里所说的超越,是指孟子的道德学说对原先邹鲁文化中的道德观念的超越。孟子的道德学说,是由性善说、四端说、五伦教化说、人格修养说、仁政爱民说等五个部分组成。这之中既有原先邹鲁文化的因素,也有孟子补充的新内容。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看,孟子的这套思考,不论其结构、内容和作用,都已不同于其母体,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结构。所以它们之间还是一种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
    (三)孟子思想中的保守成份。孟子思想与邹鲁文化的关系是密切的,因邹鲁文化中有保守成份,所以孟子的思想中,也就有这方面的内容。
    1.政治上的贵族特权观念。孟子的时代是宗法贵族特权制崩溃的时代,也是新的官僚制形成的时代。与孟子同时代的商鞍及其变法活动,就主张无功不官,无官不爵。他顺应时代潮流,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和其他贵族特权制(见《商君书》赏刑、农战、去强第篇)。这是有进步意义的。孟子在此间题上,则主张尊重贵族意见,保留贵族特权等,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2.经济上的井田、助法思想。旧的井田制(公田制)及其劳役税制形式,已被历史的发展所否定。《吕氏春秋·审分》说:“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这说明原有的所有制形式及其劳役税制,已经阻碍生产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商轶变法时,就“坏井田,开歼陌……民得卖买”(《汉书·食货志》),从而生产得到发展。然而孟子与此相反,他要维护即将瓦解的井田制,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滕文公上》)。又说“万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田”(《滕文公上》)。孟子所坚持的土地公有制和劳役地租形式,显然是妨碍生产发展的旧办法。
    3.思想上的遵古意识。商鞍变法时,保守派就以“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君书·更法》)来反对变法。孟子和保守派的观点一样,认为民众生活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行先王之道也”(《离娄上》)。所以就主张“不愆不忘,率田旧章”(《离娄上》)。这显然是种保守意识。
    (四)孟子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和积极内容。在孟子思想中,既有合理因素,也有独立发挥积极作用的新形成的思想体系。下面分别给以说明。
    1.仁政爱民等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因为邹鲁文化中有合理因素,所以在全面继承邹鲁文化的孟子思想中也有合理因素,如前面谈到的尊老爱幼、礼让互助、节俭朴实等等。另外,孟子不仅继承邹鲁文化,而且还有所改良和发展,如,他不仅“亲亲”,而且要“爱人”;不仅重视贵族的活动,而且重视贤能的作用。这些改良都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另外,他的仁政爱民学说,虽也有实行旧的井田制和劳役税制等的保守内容,但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和“黎民不饥不寒”的内容却是合理的和有影响力的。刘邦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以及“去奢省费,轻摇薄赋”的措施(《资治通鉴》卷192)等,无不与孟子的重民思想有关。
    另外,他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更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影响深远。
    2.道德学说的超越性和进步意义。孟子的道德学说,虽然产生于邹鲁文化,但是又超越了邹鲁文化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新体系。这个新组成的体系的因素和功能,已大大不同于原来的文化。原先是以“孝悌”观念为核心,现在是以“爱人”思想为核心;原先是以家族“亲亲”感情为立论的依据,现在是以理性化了的“性善”说为立论的依据;以前强调贵族的作用,现在强调贤者的功能;以前是以家族利益为出发点,现在是以整个社会的治平为出发点。因为有这些不同,所以以前的宗法道德学说已是一个落后的体系,而孟子所总结孔孟之道的道德体系却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个体系在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始终占着主导地位,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当然它在长期的古代社会中,既起过进步作用,也起过保守作用,如对革命战争的发动有阻碍作用等。但是必须明确,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以及烈女不嫁二夫等等,和孟子的道德学说并不是一回事。
    3.人格修养说的超越性和永恒价值。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看,一个体系是由几个要素所组成,而有的要素又是有几个更小的要素组成.这样就在一个体系中又形成了个小的体系。这个“小体系”也能独立地发挥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孟子的“人格修养说”就是他的道德体系中的一个“小体系”,它有人格平等的理性认识;有高尚的人格追求;有培育高尚人格的途径和方法;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坚强意志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为了公利和人格自我栖牲的精神等等。这一学说已大大超越了邹鲁文化,而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它在中国历史上不知培育和影响了多少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不仅在古代有如此大的作用.就是在现在史上也被革命者视为优秀传统而加以继承。孙中山先生1924年在讲《民族主义》寸,谈到儒家的“诚意、正心、修身”等间题时说:“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孙中山选集》下653页)。后来在讲《民族主义》时,更多次肯定了孟子的一些思想(《孙中山选集》下669页)。
    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1939年在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时也说:“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
    就是90年代的今天,孟子的人格修养论也有现实意义,李瑞环同志就说:“且不说兵、农、医、艺的实用文化……即使在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修养品德、成就事业等方面,我们的先辈所提出的许多至理名言,都使后人受益无穷……‘民为贵’、‘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魂系中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即使在今天也仍然闪耀着哲理的光辉”(《从政史鉴·序》,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89年12月版)。至于当今学术界众多学者的充分肯定,更是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其价值的永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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