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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弗敏父铜鼎
发布时间:2013-08-20   浏览次数:

作为古代最常见、最主要的器具之一,自夏商周到秦汉时期延续两千余年。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南朝梁顾野王所著《玉篇》:“鼎,器也,所以熟食者”。鼎是用以烹煮肉食和盛贮肉类的器具,其三条腿便是灶口和支架,三足架空以燃火,两耳便于抬举。青铜鼎作为礼器在古代也被视为立国的重器,是政权的象征。拥有和使用铜鼎数量的多少,是奴隶主身份等级差别的标志之一。在周代,就有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等使用数量的规定。随着这种等级、身份、地位标志的逐渐演化,鼎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器。统治者往往以举国之力,来铸造大鼎。秦代以后,鼎的王权象征意义逐渐失去。尔后,随着佛教的传播,鼎的形式得以延续。鼎通常被安放在寺庙大殿前,既是装饰物,又是焚香的容器。一般鼎的形状多是体圆、腹大、两耳对立于口上,下有三足。鼎的形制因时代而异。商代前期多圆腹尖足,也有柱足方鼎和扁足鼎。商代后期,圆腹柱足鼎占多数,同时分裆鼎增多,尖足鼎逐渐消失。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扁足鼎和方鼎基本消失,鼎足多呈蹄形。战国鼎多敛口,皆有盖,附耳,普通的鼎腹作西瓜形,足渐短小,盖上有三环。

这件铜鼎1972年出土于邹城市峄山镇下山庄斗鸡台遗址,与邾国故城遗址一山之隔。据现场调查分析,这件铜鼎很可能是墓葬中的随葬品。鼎出土时呈青绿色,通高26厘米,口径25厘米,耳高4.5厘米,腹深10.5厘米,最大腹径25.5厘米,足高11.5厘米,器壁厚1.1厘米,重5千克。口微敛,双直耳,腹略鼓,近底处圜转,底有明显烟炱痕迹,兽蹄足,较粗大。腹中偏上部有一道突出的箍形圈饰,将腹部纹饰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饰象形纹,下饰兽面纹和窃曲纹。纹饰线条清晰,铸造糟细。内壁竖刻三行铭文共十七字,为“弗敏父作孟姒□媵鼎,其眉寿万年永宝用”,意思为费国敏父为女儿孟姒陪嫁用的宝鼎,让她永传万年子子孙孙永远当作宝物来用享。从铜鼎的造型、纹饰、特征分析,其时代为春秋早期,堪称这一时期的佳作

铭文中的“弗”,即“费”,指古书中所记载的“费国”,费国是山东境内夏商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小诸侯国之一,地址在今山东费县一带。费最早出现于夏商时期,传世文献中有关费地最早的记载是《尚书·费誓》,鲁侯伯禽讨伐夷人前在费地发表誓辞。先秦时期的历史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记载“帝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说明当时伯益已经在建立了费国。伯益又名大费,《史记·秦本纪》载:“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大业即皋陶,皋陶是五帝之一颛顼帝之子,可知伯益父系具有黄帝族颛顼血统,母系一方则来自少典氏,它是我国上古时期中原地区非常著名的氏族,黄帝和炎帝都是由这个氏族诞生的。伯益称大费,是因其居住在封国费地,且其后嗣以费为氏的缘故。《史记·夏本纪》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费氏……”。伯益所封之费国,至今已不能确论,但其所居之费与皋陶所处之曲阜相距甚近,应在少昊氏族活动范围之内,则是无可怀疑的。

春秋时期,费国为鲁国附庸国。《左传·隐公元年》记载,“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即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夏季四月,大夫费伯率领军队在郎地(今山东鱼台旧县城东北)筑城,《春秋》没有记载,是由于不是奉隐公的命令。又载,隐公二年(前721年),“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是说司空官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今山东鱼台旧县城南),大夫费庈父(即费伯)进而灭亡了极国。《左传·僖公元年》载:“冬,莒人来求赂,公子友败诸郦,获莒子之弟挐,……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鲁僖公元年(前659年)冬天,季友率师打败了莒国军队,俘虏了莒侯的弟弟挐,……僖公便把汶水北面的土地及费邑这个地方赐给了季友,并命季氏世代为上卿。从此,费地成为季氏的私邑。季友是鲁僖公的叔叔,帮助鲁僖公登上王位,又打败莒国的挑衅,劳苦功高,鲁僖公就赐给费地作为季友的私邑,他的后代就是季孙氏。季孙氏执掌鲁国大政多年,直到战国时期,自立为国。

费国是战国泗上十二诸侯之一,《史记·楚世家》记载,“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对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罗鸗,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故秦、魏、燕、赵者,鶀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驺、费、郯、邳者,罗鸗也……”。由此可知,楚顷襄王十八年(前281年),费国已被列为秦、魏、燕、赵、齐、鲁、韩、卫、驺、费、郯、邳十二诸侯之一,表明费国脱离鲁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侯国。战国时期,《孟子·万章下》也有费国国君惠公的记载:“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孟子称赞他善于尊师取友。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从夏代至战国时期,费国一直见诸史籍记载存在着。

    这件铜鼎的出土,以确凿的资料证明了这一时期费国都邑在此遗址附近,从而为研究费国封邑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它对于研究当时的礼制和费国的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铸造工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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