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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孟子之别
发布时间:2013-08-10   浏览次数:

     由于在孟庙孟府工作的缘故,常常会被人问及“孔子与孟子有何区别?”实际上这是个不小的问题,尽管回答它有些力不能及。
    论及孔孟之别,我们首先要搞清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思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唯物论的解释是从学习而来、实践而来,换句话说即人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启示。具体来说,研究孔孟之别必须要清楚他们二者不同的成长经历,和不同的社会环境。
    孔孟都曾沐浴着以泰山为中心的齐鲁文化,孔子早于孟子170多年出生,孔子成长于春秋之时,那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孔子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恢复‘周礼’,重新构建君臣和人伦次序。”
    到了孟子之世——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更惨烈,人民更痛苦,同时儒家学说趋微,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孟子面临的任务:一方面要济世安民,解民于倒悬,一方面要接过孔子的大旗,继往开来,实现儒学的复兴。
    正是在这种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两位儒家文化的大师演绎了不同的人生,喊出了不同的声音。我们今天要认识孔子,必须要了解孟子;要真正了解孟子,必须要读懂孔子。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温柔敦厚,而孟子则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由于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年后,他将这种恭谨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孔子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骂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孔子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用今天的话说,孟子是一位愤青,他愤世疾俗,敢想敢说。孟子生活在战国,在那个时期诸侯互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诸侯争霸,人民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百姓的苦难激起他的愤慨和思考。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挟一股豪迈之情,王者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他对后世影响最大、到现在也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仁”的思想。“仁”字在上古时代已出现,古人释为“相人偶”,意为二人以上的人与人之间亲密友善的关系。孔子继承了“仁”的基本内涵并作了重要发展,明确指出“仁”的基本精神是爱。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的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孔子的“仁”主要是伦理学范畴,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是怎么来的”这一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孟子认为人先天就具有同情心,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
    作为中国封建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概念——仁政,是由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孔子没有提出“仁政”的概念,而孟子多次使用“仁政“一词。按照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从纵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横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从他的人性论发展而来,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实行于政治方面,就是不忍人之政,亦即仁政,有时也称“王道”、“王政”等等。
    由于所处的具体历史时代不同,社会提出的问题也不同,孟子的“仁政”思想比孔子的“德政”有更多具体的内容。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总括来说,孔子的仁着重于伦理学方面,他关注的是人的行为与价值;而孟子的仁政主要是政治思想,关注的是人民生存的权力。孟子的仁政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古代民本思想和“制民恒产”的进步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 
    孟子则不同,其思想的核心则是“人人皆可为尧舜”,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君不肖,则易之”,甚至认为可诛杀“独夫”。 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孟子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
    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也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枉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在某些方面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孔子。如果孟子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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