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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一致论的展开——以性论为核心(福谷彬)
发布时间:2014-09-29   浏览次数:

   福谷彬

 

  【摘要】认为“孔子与孟子的思想是一致”的看法现在是一般的,甚至于“孔孟之道”已经是儒教的别名。可是从历史看,此孔孟一致论是在汉代萌芽,在宋代程朱学时完成的一个观念的产物,不是其本来的道理。《论语》与《孟子》其实有很多思想上不同的地方,其中最大的是性论。众所周知,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提出肯定阶级的存在的性论,另一方面孟子说“性善也,無不善也”,“人皆可为尧舜”,提出认为圣人与众人有同一的心性的性善说。本稿以孔孟一致论者如何诠释《论语》与《孟子》,消灭两本书的性论的矛盾为核心,论述从汉代到宋代的孔孟一致论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 宋代以前的孔孟一致论

  “孔孟一致”的看法不只因为后代的表彰而形成的,也是因为孟子本人的自负。《孟子・尽心下》曰:“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如此,孟子说继承孔子的事业不是那么的难,以继任孔子为自己的任务。然后,西汉末期的杨雄是对孟子给予很高评价的早期孔孟一致论者。杨雄在《法言・君子篇》中说:“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

  如此,杨雄区别孟子与其他的诸子,只有对孟子,给予“跟孔子没有差异”的评价。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继承杨雄同年代的刘歆的《别录》的内容。此书把《论语》分类在六艺略之末,却把《孟子》分类在诸子略。如此可知,《孟子》在汉代依然被看作是诸子百家之一,然而杨雄早就把孟子看作孔子的正统的后任者,而不是诸子百家之一。

  东汉初年的王充也尊崇孟子,进而展开更详细的孔孟一致论。王充在《论衡・命禄篇》中说“孔子圣人也。孟子贤人也。”并列孔孟称赞。王充在《论衡・知实篇》进而指出“夫圣犹贤也。人之殊者谓之圣、则圣贤差小大之称、非绝殊之名也。”

  如此,他认为“圣”与“贤”没有绝对的差别,只有大小的差异。另一反面,王充在《论衡・别通篇》对荀子只是给予“通览之人”的评价。所以可说王充也是只有对孟子给予后继孔子的评价的孔孟一致论者。王充进而指出《论语》与《孟子》的思想一致的地方,此处是具体地指出《论语》与《孟子》的记述内容的一致比较早的例子。

  而且在唐代韩愈尊崇《孟子》,以继承孟子为己任,开宋代尊孟思想之先河。韩愈在《韩昌黎集》巻十一读荀中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韩愈区别孟子与荀子、揚雄,只有对孟子给予很高的评价。韩愈在《读荀》中进而指出“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此条是表示韩愈通过看《孟子》理解孔子之道的例子。

  如此,杨雄、王充、韩愈是宋代以前代表的孔孟一致论者。可知,《论语》和《孟子》的思想同一性渐渐地引起人们的关心。杨雄、王充、韩愈此三人是孔孟一致论的先驱者,他们还有有重要的共同点。这就是他们三个人都是有独特的性论的思想家的。

  对后代影响很大的孔孟一致论者都有自己的性论,而性论是《论语》与《孟子》的思想的差异非常明显的问题。可以说怎么消灭这两本书的性论矛盾,对认为《论语》与《孟子》有一致的内容的孔孟一致论者来说,是重要的课题。下章分析他们的性论。

  

  二  性论和孔孟一致论

  杨雄在其《法言・修身篇》中说“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爲善人、修其恶则爲恶人。”杨雄认为,人性本来有善恶两个部分,修养善的部分的人成为善人,修养恶的部分的人成为恶人。此性论是把孟子的性论和荀子的性论加以折中构成的。

  王充在《论衡》中采用杨雄的性论。王充在《论衡・本性篇》说:“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王充认为,《论语》的“中人以上”是《孟子》的性善的人,“中人以下”是《荀子》的性恶的人,杨雄所说的善恶混融的性是“中人”的性。王充的这个性说是思想史上著名的性三品说。

  韩愈也采用跟王充相似的性三品说。他在《韩昌黎集》巻十一《原性》中云:“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故曰、三子之言性也、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则性之上下者、其终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

  王充与韩愈的性论是认为《孟子》提出的“性善”是对于《论语》的“中人以上”说的。“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这个词以《论语・雍也篇》说的“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为根据。在此,关于《论语》、《孟子》的性论,整理一下。

  《论语・阳货篇》还云“子曰,唯上知下愚不移”,“性相近,習相遠”。如此,《论语》一贯地强调人性上的等级与差别,认为“下愚”与“中人以下”不能向上 。

  另一方面,《孟子・告子上》说:“人性善也”,”人无有不善”,主张人的本性原来是善的,而且说“人皆可为尧舜”,“圣人与我同类”,一句同样地强调众人和圣人的一致,主张万人可能提升人性。如此,《论语》与《孟子》在性论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王充和韩愈的性论是怎么解决《论》《孟》的这个矛盾的?他们的所谓性三品说是包括孟子的性善说,反而全体的结构是以《论语》的有阶级的性说为根据成立的。可说王充与韩愈的性三品说是以《论语》的有阶级的性论为最根本的基础而以吸收《孟子》的性善说为一部分构成的。

  先说孟子主张众人的向上的可能性,然而又以有阶级的性论的《论语》为根据构成性论,这怎么可能理解这个众人的向上的可能性吗?韩愈在《原性》中说:“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学而易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韩愈认为,“上之性”的人通过学习能够成为进一步聪明的人,而且,有“下之性”的人恐惧刑罚不犯罪。可说,韩愈肯定孟子说的人都可能提升自己的人性的人性论,可是他对于此人性的向上的性质与程度的看法中,可以看出《论语》所说的绝对的阶级的差别。

  王充的性论是认为《孟子》的性论是《论语》的性论的一部分,而且认为,孟子的性善论是对《论语》的原来素质比较高的“中人以上”的人说的。另一反面,韩愈对“中人以下”的人也看出来提升人性的可能性。故可说韩愈比王充吸收孟子思想的倾向高。

  如上所述,宋代以前的孔孟一致论是以《论语》的记载为根据,而吸收《孟子》的内容展开的。那么,在如此性论占领思想界的情况下,《孟子》怎么被理解呢?

  

  三 汉代的孟子理解

  在此,论述汉代对孟子的理解。首先看西汉孟子性善论如何被理解的例子。西汉的大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说:“性有善端、童之爱父母、善於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

  如此,《春秋繁露》认为,孟子的性善论的“善”的意思是说人性只不过比其他禽兽优越,而不是“循三纲五纪”等等的“圣人之善”。由此可知,《春秋繁露》区别众人与圣人的善性,以理解《孟子》的性论。在此,《春秋繁露》的对《孟子》的性善论的理解跟宋代的理解不同。这表明汉代孟子理解的断片的例子,然后我们分析东汉赵岐对《孟子》的解释。《孟子・告子上》说:“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赵岐对此解释说:“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而且《孟子・离娄上》说:“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赵岐对此诠释说:“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内也。”

  如此可知,赵岐把“体类”这个词作为容貌那样外表的意思来使用。如此,虽然《孟子》的原文没有明显的记载,赵岐在此强调圣人与众人的差异。可说赵岐故意地这样诠释。另一方面,朱熹在此解释云:

  “聖人亦人而已。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如此,朱熹认为圣人和众人所有的善性是没有差别的和赵岐的解释不一样。而且赵注《孟子・告子下篇》:“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云:“荅曰然者,言人皆有仁义之心、尧舜行仁义而己。”

  如此,赵岐不把“为尧舜”解释“成为圣人”的意思,而解释为“保有如同尧舜的仁义之心”的意思。而且赵注“人皆有仁义之心”之后,进而指出“尧舜行仁义而己”,他对只有仁义之心的众人与实践仁义的尧舜,设定一定的差别来诠释。如此,赵岐对《孟子》一文说圣人与众人的部分,一贯地强调圣人与众人的差别。王充与韩愈以《论语》的阶级的性论为基础而吸收《孟子》的性善论,构成自己的性论。赵岐对《孟子》的此诠释也有同一的倾向。而且赵岐在《孟子题辞》中云:

  “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

  如此,赵岐认为《孟子》的内容是以《论语》为标准而写的。而且他在《孟子》的题下之注中指出《孟子》的篇名与《论语》的篇名的关联也是站在一样的立场上的。以上是宋代以前的孔孟一致论者。

  

  四  宋代的孔孟一致论 朱熹以前的新倾向

  关于宋代的尊孟思想的兴盛,《四库提要・经部孟子类》有简明的概要云:“

  案宋礼部韵略所附条式、自元佑中即以论语、孟子试士、是当时已尊爲经。而晁氏读书志、孟子仍列儒家。至陈氏书录解题、始与论语同入经部。盖宋尊孟子、始王安石。”

  宋神宗元祐年間,改革科举制度,开始试《论语》《孟子》。自此,《孟子》成为科举必考之书。而且《直直斋书録解题》把《孟子》分类于经部,以及宋代推崇孟子,始于王安石。

  首先,要分析王安石的孟子观与他的性论。王安石在《臨川先生文集巻七十二》答龔深父書中指出:“

  孟轲圣人也。贤人则其行不皆合於圣人、特其智足以知圣人而已。”

  王安石认为孟子不只知道孔子的思想,而且他是行为也跟孔子一致的“圣人”。但是要注意的是虽然王安石是孔孟一致论者,但他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孟子》的记述的。王安石在巻六十八《原性》云:

  “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此吾所以异于二子。…且诸子之所言、皆吾所谓情也、习也、非性也。…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之言如此。”

  王安石修正对《孟子》的性善论的共同的理解,主张《孟子》的“性善”其实是“情”或者“习”的善,不是性的善。而且,他在巻六十七“性情”云:

  “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无它、是尝读孟子之书而未尝求孟子之意耳。”

  他认为,“性”是七情留在内面的状态,而“情”是性对外面发现的状态,本质是同一的。王安石进而指出:

  “曰、然则性有恶乎。曰、孟子曰、养其大体爲大人、养其小体爲小人。扬子曰、人之性、善恶混。是知性可以爲恶也。”

  他以《孟子・告子上篇》的“养其大体爲大人、养其小体爲小人”的记载为根据,认为,《孟子》肯定“性”之中的“恶”的部分的存在,企图修正一般的性善说的理解。然后,王安石在《性说》中云: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是以与孔子也。…曰、习于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于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一习于恶、所谓中人者。…有人于此、未始爲不善也、谓之上智可也。…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下愚、皆于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

  如此,王安石认为,“上智”是只学习善,并不做坏事的人,“下愚”是只学习恶,并不做善行的人。可说他认为,“上智”与“下愚”不是先天的素质或者能力而是学习与实践的结果,所以从王安石来看,被看作“下愚”的人也要看他的努力,他可能成为“上智”的人。王安石的学说表面看起来以《论语》的记述为最大的根据而修正《孟子》的学说来调停他的《论语》与《孟子》的差异,可是如他在“上智”与“下愚”的解释中显示出来的,他的解释的最终的目的在于吸收《孟子》所代表的“人都可能提升人性”的人性观。

  所以,可说王安石的孔孟一致论位于以《论语》为中心的宋代以前与以《孟子》为中心的宋代的程朱学的中间的地点。那么,孔孟一致论的达到点的朱熹怎么调停《论语》与《孟子》的差异?

  

  五  朱子关于《论语》与《孟子》的调解

  《论语》与《孟子》性论差异的议论,通过张载所提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概念,最终得以终结。在前人的研究中,已有很多关于此概念的成立的详细论述,笔者在此想就朱熹是如何通过使用这两个概念结合《论语》与《孟子》的进行一番考察。

  首先,笔者想简单地说明一下“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本然之性”是指上天赋予人的“善”的人性。在被人接受之后,“本然之性”会受到个人的气质清浊的影响,原本平等的“本然之性”因此发生了个人差异。每个人所凸显出的不同的性,张载就称为“气质之性”。

  朱熹继承张载的性论,认为《孟子》说的“性善”的性是“本然之性”,《论语》说的“性相近”或者“上智下愚”是“气质之性”,他进而认为,《孟子》从本质方面来说明“性”,而《论语》从表层方面来说明“性”,所以《论语》与《孟子》只是说法不用,并没有思想上的差异。朱熹注《论语》“上知下愚章”云:“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如此,朱熹把“上知下愚”与“性相近,習相遠”连起来,认为《论语》里面与性有关的记述是说明“气质之性”的。并且,他在此条的注释中引用程子之说云:

  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语其性则皆善也,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所谓下愚有二焉。自暴自弃也。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谓下愚也。

  如此,程子认为,人性都原来善,所谓“下愚”无非“自暴自弃”的人。“自暴自弃”这个词是以《孟子・离娄上》的记述为根据。《孟子・离娄上》云: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爲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如此,《孟子》认为,发言悖逆礼义的人是“自暴”,行为悖逆礼义的人是“自弃”。孟子的思想中,仁义是每个人都先天地具备的道德规范,所以在孟子看来,不能提升人性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先天的资质,而是因为他“自暴自弃”。

  从朱熹的解释来看,“下愚”不是先天的素质很低的人,而是不愿意发挥先天道德性的人,因此“下愚”的人只要有发挥先天道德性的意志,通过修养,就可能渐渐提升人性。相反,何晏《论语集解》所引的孔安国注云:“下愚,不可使强贤”,古注与新注有明显差异。

  从孔孟一致论的观点来看,朱熹的孔孟一致论是以《孟子》所说的内容为最大根据,并吸收《论语》所说的内容成立的。

  朱熹采用《孟子》的性善论,认为《论语》说的“下愚”是《孟子》所说自己放弃成长可能性的“自暴自弃”的人,融合《论语》与《孟子》的内容。朱熹先肯定孟子提倡的万人向上的可能性,然后通过向上意志的程度,论述《论语》所说的不能移动的差别性。

  综上我们可以了解到,王充、韩愈是以《论语》的内容为主,结合《孟子》的内容进行整合性的解释,而朱熹则是试图在《论语》中追溯《孟子》的内容,在解释论孟方面,两者存在构造上的差异。

  至此笔者论述了自汉代到宋代,孔孟一致论思考方法的转变。在下一节中笔者想着重对朱子试图在《论语》中找出《孟子》独创的性善说的思想进行一番考察。

  《朱子语类》卷十九《语孟纲领》收录了有关朱熹怎样看待《论语》与《孟子》的关系性的问答。以下引用的资料均来自卷十九《语孟纲领》。

  

  孔子教人只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含畜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圣人了。祖道。

  

  孔子教人极直截,孟子较费力。孟子必要充广,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处。问。孔子何故不令人 充广。曰。居处恭,执事敬,非充广而何。节。

  

  如此,朱熹在《论语》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之章,看出《孟子》的性善说与扩充说的道理。《论语・子路篇》云:“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朱注云:“恭主容,敬主事。恭见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弃,勉其固守而勿失也。”如此,朱熹认为,“居处恭”是对外面的表露,“執事敬”是内面的修养,“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是不断修养的意思。

  此外,“扩充说”基于《孟子・公孙丑上篇》“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如此,“扩充”是扩充人皆原来有的道德性的端绪的“四端”,达到仁义礼智的性的功夫。

  在《论语》的经文里,樊迟询问仁,而后孔子答应“居处恭”以下的内容。朱熹基于此问答,认为“居处恭”以下是为了达到“仁”的扩充的功夫。通过做扩充的功夫,可能达到仁义的原因是人原来皆有善性的端绪。“性善说”与“扩充说”是《孟子》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且一般来看,是孟子的独创的学说,然而通过朱熹的解释,我们在《论语》里面,也可看到“性善说”与“扩充说”的思想。北宋尊孟论的领导者王安石关于性善论的理解,对《论语》与《孟子》的差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朱熹的《论、孟》解释的吸收《孟子》的倾向比王安石更进一步。在如下的《语类》的问答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试图将《孟子》的思想导入于《论语》的意识。而且朱熹说:“夫子所说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却出不得圣人疆域。”如此,他认为,虽然《孟子》的内容表面看起来越出《论语》的思想内容,《论语》的内容是毕竟包括《孟子》的思想。

  而且,《语类》卷百二十云:“如论语上看不出、少间就孟子上看得出。孟子上底、只是论语上底、不可道孟子胜论语。”,此记录表示朱熹通过看《孟子》理解《论语》的难读的地方。还有,在于“不可道孟子胜论语。”可能看出朱熹对容易比《论语》更重视《孟子》的自戒的心情。那,从朱熹来看,《孟子》是最根本的经典,《论语》只有次要的价值吗?对此疑问,如下《语类》的记载,可能参考。

  

  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孔子则就切实做工夫处教人。端蒙。

  

  孟子言存心、养性、便说得虚。至孔子教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语、则就实行处做功夫。如此、则存心、养性自在。端蒙。 

  

  《论语》的记载多是具体的实践,此说法是直截简明的,另一反面,《孟子》的记载是,含有人性论等的理论,也含有很多思辨的内容,如此《论语》与《孟子》原来有此差别。朱熹首先如此分析《论语》和《孟子》的差异,而后构成体系。朱熹认为,《论语》说实践,《孟子》说理论,《论语》与《孟子》只是说法不一样,并没有思想上的差异。他进而认为,《论语》所说的实践其实是立足于《孟子》所说的理论的。所以从朱熹来看,《论语》,已经具备作为实践的前提的理论,另一反面,《孟子》的记载只有理论,没有具体的实践。朱熹在《语类》中,进而指出:“曰、孔门虽不曾说心、然答弟子问仁处、非理会心而何。仁即心也。但当时不说个心字耳。”如此,虽然《论语》不常说“心”,朱熹把《论语》最重要概念之一的“仁”看作“心”。“心”是《孟子》常说的重要概念,所以此也是表示朱熹通过《孟子》思想,理解《论语》的例子。

  

  结论

  孔孟一致论是从汉代到宋代渐渐地形成的,然而到此为止孔孟一致论的历史的变化不受到作为研究对象的注目。这个是因为尊崇孟子的思想运动是在宋代太明显的现象,宋代以前的孔孟一致论者只被看作宋代的先行者,没有被考察过他们也有独自的特征。

  顾虑这样的研究情况,本报告注目到宋代以前的尊孟论者都有独特的性论,且注目到性论是《论语》和《孟子》的思想差异明显的地方,以怎么解决《论语》和《孟子》的性论的内容的差异为基准,进行了比较程朱的孔孟一致论跟其以前的孔孟一致论。结果得到明确的特征了。

  宋代以前,孔孟一致论以《论语》的记载为最根本的根据,理解《孟子》的内容。另一反面,宋代的孔孟一致论是以《孟子》为标准,解释《论语》的。

  特别朱熹的《论语》解释其实是把《孟子》的内容适用于《论语》的,可是他认为《论语》是说实践的书,《孟子》是说理论的书,把两本书的内容的差异,看作说法的差异。如此,朱熹不只注目孔孟的一致,还注目孔孟的差异,通过包括这个差异构成思想体系,构成新的孔孟一直论。在此我们能看到孔孟一致论的的到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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