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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溯源与《孟子》之论述( 郭梨华)
发布时间:2014-09-26   浏览次数:

    东吴大学哲学系 郭梨华

    

    论文提要:

    礼义作为一连辞,应始自春秋战国时期,且盛行于此一时期。礼义从《论语》、《左传》将礼与义作一联系,确立了礼义之为德行与价值,且蕴藏着礼意与礼仪。孔子弟子时期,则将礼义推向人道、性情之探究,同时也与法度作一联系,但与法令刑罚有别。至孟子时,则将礼义本于心善论,将礼义推向道德规范的高峰。本文即主旨除明礼义之旨外,也针对《孟子》中有关礼义之论述,阐明礼、义之为心之善端外,也是社会、政治之规范。

    

    关键词:礼、义、心、孟子、法

      

    一、礼义之意义

 

    「礼义」一词的出现,大抵在春秋战国时期,其意义后人大抵以礼意、礼仪,两种使用方式说之,且各有其文献依据,然则「礼义」之用例,吾以为应蕴藏礼意、礼仪,以及礼与义两种价值、德行之意。「礼义」并非仅等同以「礼」代之,或以「仪」说之,而是兼具前两者之意含,而以「礼」「义」两种价值、德行总谓之,而其中既有「礼意」,也有「礼仪」,更有「义」的价值蕴藏其中。兹就「礼意」、「礼仪」之用例,以及「礼义」为两种相需相辅之价值、德行说之。

 

    (一)「礼义」之「礼意」与「礼仪」之用例

 

    就礼义之为「礼意」而言,《礼记.冠义》曾言: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此处数言「礼义」,但此「礼义」可理解为「礼意」,是言「礼」的意义,其内涵不仅止于礼仪,而是从人之容貌、仪态、言词、态度为礼之始,当身体礼仪、态度、言语辞气得当、和顺时,就具备「礼」的意含,而后表现的君臣之正、父子之亲、长幼之和的对待关系,也就是「礼」之精神、意义等的体现。这一「礼义」的用例,在战国时期也曾用「礼意」说之,如《庄子.大宗师》中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让子贡前往一事,就以「礼意」言之。此「礼义」之为「礼意」,诚如王振华所指出的,黄侃是将「礼义」理解为「礼意」;而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论及「礼在传承中的转变」中,主张「礼」应有「理」的成份而言及「礼意」,并认为此「礼意」即「藏在礼的形式后面的精神。」

 

    「礼义」之为「礼仪」的用例,王振华指出《左传》成公13年与昭公4年,两处有关「礼义」皆是指谓「礼仪」。《左传》昭公4年: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浑罕曰:「国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无礼。郑先卫亡,偪而无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在这段论述中,从前后文有关「度」及「法」的论述,都是有关规范、制度的论述,因此逸诗中有关「礼义」的使用,也应与规范、制度等有关。文中所述为子产制定依田亩征收军赋的制度,国人反对,但子产仍秉持有利于国家社稷者,将全力以赴,不更改所颁布之利国之度。但浑罕则批评子产之政是以己心制定,不遵守先王之法,此将使民不信于上。

 

    总结上述两种「礼义」用例中,虽可强调「礼意」与「礼仪」的含意,但若仔细深究,其中皆蕴藏着德行与价值,若仅纯粹就「礼意」与「礼仪」理解、诠释,总有些许不足,这一不足即在于「礼」之「理」与「礼」之「仪」,是呼应着一更根本之道而制定,并非人依着为政者之己意而定,这也可从《尚书.皋陶谟》之「天叙有典」、「天秩有礼」的论述了解制度文明的制定,在古人而言,是有其普遍性、有效性,以及事实性的需求与必要。这一「礼」之「理」与「仪」乃是一体的,并不能分立而言,因为无「理」之礼,或无「仪」之礼,皆不成「礼」;且此礼之「理」,就其为合理性与适宜性而言,均蕴藏一价值的分别与确立,是以在《论语.卫灵公》中曾记载着孔子对「义」之为「礼」之「质」的主张,将礼之「理」、礼之「意」,明确以「义」标显出。

 

    (二)礼义为两种相需相辅之价值、德行

 

    关于「礼义」乃「礼」与「义」两种德行、价值,且蕴含「礼意」与「礼仪」之说,在《左传》、《国语》、《逸周书》、《战国策》、《礼记》、《大戴礼记》乃至《孟子》、《荀子》所言「礼义」,大抵皆属此类。此一「礼义」连用只能说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于是否因为礼乐制度崩坏,才开始重视抽象理论「礼义」,则是可参考并审慎斟酌之论点。因为《乐记》之论礼乐时,也言及礼义之重要,如:

 

    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此处所言「礼义」之「义」,孔颖达疏「宜也」。此处虽以「宜」释之,但「宜」所涉及的是与价值相联系,才有所谓宜与不宜之分判。此正如后文所言「义以正之」之「义」,关系到价值,同时也关系到德行之事。「义」与「礼」原分属德与艺,是不同层面的指谓,但孔子则将之予以连结,所谓「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孔子之言,指出了「义」为「礼」之行的「本」与「主」,即礼之行以义为本,以义为主,同时也说明君子以义为质,也必需以礼节文之,而非有义即可无礼,阐明礼义的密切关联性与相需相辅的共存性。《左传.僖公》28年(公元前632年)曾载「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以解曹国为晋侯所侵之患,并回复了曹国得与诸侯会盟于许国之事。这段历史事迹即表明了「礼」与「义」的相需性。这一相需相辅性,也阐明了礼义兼具礼意与礼仪,同时对于礼意之为「理」的合理性与「义」相结合,并且更强化「义」的德行与价值性。

 

    从孔子之「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中,只能说礼与义是相需相辅关系,且有内外之别的意含,即「礼」为行为举止、制度的表现、体现,「义」则为其德行之内涵。孔子论述「礼义」的重要在于面对礼坏乐崩的世代,指出礼除了仪式、制度外,更重要的在于「敬心」,以及「义」为「礼」之质,在制度中确立了德行为礼制内涵的必要,将德行与制度作了结合。

    

   二、孔门后学中对礼义的论述

 

    礼义的这一特质,在战国时期孔门后学中也曾予以重视,在《礼记》与《大戴礼记》皆有所论述,其论述方向大抵可就(一)礼义之为德行且运藏礼意与礼仪,(二)礼义为国家纲纪,(三)礼义乃本于情性,稽之度数而制,三个层面论述之。

 

       (一)礼义之为德行且蕴藏礼意与礼仪

 

    礼义之为德行,在《礼记.檀弓下》曾载鲁哀公欲请见周丰,但周丰不见一事,理由即在于「苟无礼义、忠信、诚慤之心以涖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孔颖达疏言「周丰此言,欲令哀公身行诚信,不当为以言词率下而已」。此处礼义与忠信、诚慤之心并列,是人君教化人民所应具备的身体力行之作为,而不只是以言词誓令以固结人民,说明了礼义、忠信、诚慤之心乃是一种德行。

 

    礼义作为德行且蕴藏礼意与礼仪,主要可从《礼记.礼运》中得知: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糱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

 

    这一段论述中主要是点出了「礼义」乃为人处事的根本,这一根本之说,不但涉及个人,也关系到人之养生送死、祭祀鬼神等事宜,甚至也与国家、社会、家族有密切关系。因此,不但与个人修养、德行有关,也与人际酬酢之礼仪有关,更与圣王治国修养等有关,可为礼义涵括事之所当然之正,也包括仪态作为,更是深具礼之深意,为政策施展之宗旨所在。

 

    《大戴礼记.保傅》也视礼义为教育内容,且与德行有关,所谓「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导习之也。」即将礼义与孝仁并列,阐明太子小时即要接受三公三少所教导之孝仁礼义,而内容所涉包含德行、礼仪等的养成教育。

 

    (二)礼义为国家纲纪

 

    礼义之为国家纲纪,主要在明礼义之为德行,也是国家、社会应持守遵奉的规范与价值,同时也藉着「礼」的制定,成为国家制度之一环,具有类同于「法」的性质,属于「法之教」的部分,但不等同于法令,甚至视法令为对立之一方。《礼记.礼运》论及大同与小康之世时,提及小康之世,乃大道有所隐之时,是以天下为家,而非天下为公之世,即以宗法血缘所建立之天下,不再是禅让制度之天下,此时天下虽各亲其亲,但仍秉持「礼义」为天下之纲纪的世代。〈礼运〉云: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由上之论述可知「礼义」乃国家之纲纪所在,此一纲纪的存在规范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人义,同时也以此为本,制定了处理国家社会诸多事项之规准。虽说小康不及大同之世,但毕竟也标举了「礼义」为纲纪,并以之为制度,虽有谋略之用,与战争的发生,但毕竟还是重礼、论礼的世代,同时在礼的施行中,存在着义与信等的教化,并以刑罚辅之,让人民有遵守之规准与价值之尊崇所在。

 

    「礼义」之为国家纲纪,毕竟是两种德行与价值。因此就制度言,「礼」乃是治国、为君之大柄。因此,在《礼记.礼运》中所论,仍以「礼」为先。对于「义」的重要性,仅止于德行,此即「人义」之说。「人义」是与人情、人利并列,其内容则为「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并且认为人情、人义、人利、人患,舍「礼」何以治之?明确点出礼之为治与制的重要。这一重要性的极致,可分就两方面论述之。一是以「礼」为人与禽兽之别:如〈曲礼上〉曾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阐明「礼」之于道德仁义、教化、祭祀祷祝,乃至争讼、班朝治军皆必须藉助「礼」而行,「礼」成了人与禽兽之别的标帜所在。

 

    另一方面,这一重要性,也表现在「礼」之于国,犹如「法」般,但又与「法令」有别,此在《礼记.礼运》、《大戴礼记.礼察》皆有所论及。〈礼运〉曾言:「故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朝,而不以礼籍入,是谓天子坏法乱纪。」这是在论述天子到诸侯国时,应住在其祖庙,而若不遵守登载于简册中之礼典、忌讳而冒然进入,则是乱法违纪。此可谓将礼制之遵守,视为国家之根本大法,国家之纲纪所在。「礼」作为一种规范,以及入于简册中的制度设制,指出了其性质并非习俗、或约定成俗之规定而已,就其引领性与大方向之价值而言,是兼具今之「宪法」般的特质。然而「礼义」毕竟不同于「法令」般之刑罚特质,《大戴礼记.礼察》:

 

    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这是明辨「礼」与「法」的差别,即在于所禁之时机不同,也导致了「礼」在于教导、引导的特质,「法」则是一种处罚的特质。因此所导致的结果是,「礼」之防患未然,由教导而有之成效就较难知;「法」则是禁于已然,所以其功效是易见且可知的。但即便如此,〈礼察〉中仍力勉人主以「礼义」治国,而非以「刑罚」治国。

 

    (三)礼义乃本于情性、稽之度数而制 

 

    《礼记.乐记》中论及礼义时曾言:「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虽其本旨不在探究礼义之根源,但从其中可得知「礼义」之制定,并非人以约定成俗的方式所决定,也非先王以己意决定,而是本于情性,同时稽之度数而定。换言之,「礼义」是将天之度数与人之情性连结的制度设计。这一论述基本与〈礼运〉所言「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相类,更是与郭店楚简中《性自命出》之「礼作于情」(18简),以及《成之闻之》之「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着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31-32简)之说相应和。可谓战国时期孔子后学对于礼义之探究与论述的方向之一。

 

    总结上述「礼义」的这三层次之说明,阐明孔子后学在孔子将德行与制度作一相需相辅之论述后,进一步论述「礼」与「义」如何作为德行、价值,与国家纲纪所在,同时也论述了礼义乃基于人之情性与天道而制之规范,同时也具有纲纪之性质,但不同于法令,仍然秉持孔子之教;且在《礼记》与《大戴礼记》的论述中,也可发现并未针对「义」予以论述,即便〈礼运〉中曾言「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但也未强化「义」作为纲纪之质的内容,仅将之收摄于「仁」之中,主张「仁者,义之本」,而于治国仍是以礼为本,所谓「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

 

    在孔子后学中有关「礼、义」之为德行,且与行为举止,甚至社会制度之刑罚等事宜相关的论述,主要出现在简帛《五行》之经文的论述中,这是孔子后学中,未将「义」收摄于「礼」中,且未将「礼义」连用之典籍。另外,郭店简之《性自命出》(上博简《性情论》)中对于「礼」与「义」亦有所申说。兹简述如下:

 

    简帛《五行》经文在分论四行与五行时,可以发现在论述五行之为德时,虽未将义、礼予以论述其如何「形于内」,但在总述五行和时,曾言:「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惪也。」(简26-27)将「义」的内涵指向「知天道而又能行之」,阐明了「义」的尊崇,即「义」乃在知天道而又能实践之的标帜,「义」的内容是指向「天道」,而在简21-22说到:

 

    不直不,不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

 

    在论述四行时则谓仁、义、礼之于心的作用,在简33-35说到:

 

    中心辩然而正行之,直也。直而遂之,肆也。肆而不畏强御,果也。不以小道夌大道,简也。有大罪而大诛之,行也。贵贵,其等尊贤,义也

 

    「义」所表现的是中心辩然,即情感真挚中仍有所辨明而行,是一不畏强御,不以小道侵凌大道,有大罪则大诛之的行事作风,将「尊贤」与贵贵等同。「简」的意含是建构在中心辩然之直,且遂行「直」之意而终,以展现其果决;这基本上即是以辨然之「直」为其最高且核心之价值,果而行之的表现,这即是「义」。这「义」所涉范围也与罪责等相关,是以不再是一种个人修养之德行而已,而是关涉到国家社会面对刑罚罪责等体制的处理方针,与今日所言之「正义」存在着联系,可惜在这论述中,并未对「中心辩然」之「直」加以申述,而在帛书《五行》之说文中,说明「直」乃「直其中心也,义气也」,阐明「直」之内容与「中心」有关。这一「中心」说,除了指内心之真挚外,或可连系《左传》成公13年刘康公所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与「义」乃「知天道而行」者联系。此时之「义」则与今所言之「正义」类。

 

    郭店简《性自命出》中除了曾言「礼作于情外」,也认为「礼」之作为也可兴发情感,而这之间都因事而制宜,其先后之作为则因着「义」道而决定,所谓「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舍则义道也。」(简18-19)阐明了「义」乃取则之标准。这一标举「义」的说明,并非「义」凌驾于「礼」,因为在简39曾言「义,敬之方也。敬,物之节也。」阐明了礼、义之间的相需相辅关系,这一关系除了承袭自孔子之「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的并行关系外,也阐述了「礼」之行在于「当事因方而制之」,而所因之方,所制之道则在于「义」,将「礼」之权宜之道,除了始于「情」之外,仍需有「义」为其准则以安置「礼」之行,此即《性自命出》礼义说的意义与特点所在。

    

   三、《孟子》中关于礼义的论述

 

    孟子相应于孔子后学,对于「礼义」的论述,可分就两部分说明,一是就礼、义之为心之善端而言,另一则为礼义之于国家社会而言。前者基本上是秉承郭店楚简之《五行》与《性自命出》之说,将「礼义」并立,且与于情性相连结;后者则立基于《礼记》、《大戴礼记》等论述礼义之为国家纲纪而有。就孟子而言,是强化了前者的发展,并且也将「义」予以突出,强调「义」与「理」的相通性,且「义」为人之正路,再由此论述其为国家与为政者之礼义之道。

 

    (一)礼、义之为心之善端与德行

 

    「义」、「礼」与仁、智共为心之四善端,且为人与禽兽之辨,说明了「礼」、「义」乃人之本心所具有之善的端绪,此一端绪所涉与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相关。此一对「礼」、「义」的主张,已经摆脱《礼记》中论述「义」而收摄于「礼」的方式,而成为「礼」、「义」并列,这是秉承于孔子后学《五行》中关注「礼」、「义」为德行的论述,并且强化「礼」、「义」之初,乃人之辞让与羞恶之心,此一辞让、羞恶之心,乃人所本有之善端,需要人予以扩充之,与仁、智共构成为知性、养性,以至于知天、事天的善端之心。

 

    但这一善端之心并非仅止于心内,其扩充也不仅属于心的活动而已,而是关乎行事准则与价值的展现。就「礼」之为心之善端言,孟子并非将「礼」收摄于「心」本有潜能之善端而已,而是关乎生命活动中行事准则与价值的体现,如〈滕文公上〉所载滕文公薨时,世子请然友请教于孟子之事,可知孟子仍遵守着自孔子、曾子以来的礼仪,并认为这是为人子、为世子者,自己可决定并尽自己本分之事。于此亦可见孟子对礼制之事仍禀承孔子以来所传承之礼制。但孟子并非固守不化者,〈离娄上〉曾载淳于髡以男女授受不亲之事,问于孟子嫂溺当如何之事,孟子在秉持「礼」之余,对于面临救命一事,则持权宜之道,这一权宜,赵岐以为乃反经而善,焦循则引《公羊传》桓公11年「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即「权」不是权宜、权变而已,它有一「善」的目的,非善则不为。关于这一权宜之说,可谓与《性自命出》之说等相关。

 

    「礼」为心之善端,且有礼制之传承,孟子所强化的即是人之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并建立起此一道德能动性在「人心」之底基,确立了「礼」稽之度数,本于情性的确切所在与道德主宰性,这一主宰机制的说明,可谓孟子既有所承又有所深化。

 

    就「义」之为心之善端言,这是《五行》中对「义」之论述的独特之处,而为孟子所承,将「义」与「礼」并列,且确立「义」与人心有关,且是人之良知良能而达于天下之德行,此即〈尽心上〉所言: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在这一论述中,较之「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之说,则是关涉举止行为,所谓「亲亲」、「敬长」则是行为活动中的表现;虽然所言仅标举仁、义,但却也关乎礼之事,而其所知、所虑则关乎智之事。这是阐明仁、义、礼、智四端在生活举止中的德行体现。除此之外,孟子也未忽略「义」的普遍理则性。如〈尽心上〉:「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则表明「义」关乎取之是否得当,「义」在此为一客观之理则的存在,约制了人之欲望的开展;而「尊德乐义」(〈尽心章上〉)之说,则说明人无论在穷困或通达时,德与义是人所应持守者。在〈告子上〉更言「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同样地,在〈尽心下〉也有「「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这些都阐明了「义」作为一普遍理则,乃人人所共循、共由之路。此一所由之路,就孟子而言,虽为一客观事实之存在,但也隐含着人在主动能动性上有不由之取择,这也是作为心之善端,未必已然全善之故,仍有待修养以扩充,力行以践之。

 

    由「义」乃「人之正路」、「人路」之说,基本上已将「义」普遍化为指引所有人遵从之路。但孟子在〈告子上〉又言:「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将此两说并列,可知「人之正路」作为一种普遍、客观之指引与「人心之所同然」的等同,是将人心所共同者与普遍客观理则同一化,并认为这一同一者即是「义」。「义」作为人心所共同者,且是人之正路,可谓将「义」作为人与天之联系者。另外,针对「义」之为人路说,《孟子.万章下》则有「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此一论说,可知孟子是将「义」为人心所同然,且为人之正路,与《礼记.礼运》之「礼」本于情性,稽之度数的论说等同视之,即礼、义二者,并立为人所共同遵守与追求之价值、理则,至此才臻至完备。这一并立特质,并不违反相需相辅性,如〈万章下〉曾以「门」与「路」譬喻礼、义之相辅与相需之特质,所谓「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

 

    (二)「礼义」乃为政者与国家皆应遵循之路与治国方针

 

    礼、义,一为门、一为路的譬喻性说明,阐明「礼义」共同为价值与德行,这一并立且相辅相需之特质,并非仅限于个人或社会生活礼仪行事,也含括其为治国之重要指标与方针。但就治国为政而言,孟子基本上并非单轨进行,而是分别以仁义、礼义等作为治国指标与方针,这两层面是互相交结在一起,其中「仁义」是施政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王道的象征,〈梁惠王上〉即以「仁义」为利国之道,且为王施政的指标;若为政者能以仁义为政,则国之上下莫不以仁义行,此即〈离娄下〉所云:「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赵歧注云「君者,一国所瞻仰以为法,政必从之,是上为下则也。」至于礼义,则是在仁政前提下,所展现的秩序性与价值指标。〈尽心下〉云: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这是论述礼义之于国的重要,指出无礼义,则所谓上与下的关系就会混乱,这一上下关系,可指人际生活中职场的位阶,也可指长幼,更是君臣关系的说明。因此,所关涉的就是秩序性与礼仪性;而在〈梁惠王上〉第七章云: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以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飢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一段论述中,乃有关孟子要梁惠王发政施仁的论述,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孟子认为「礼义」之治的前提是制民产,使养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二是王道包含着人之亲民、爱民,使民足以得其养,同时也进行庠序之教,教之以孝悌之理,此乃礼义之道的初阶。这两层含义也阐明仁政与礼义之交结不可分。关于仁义与礼义的交结,〈离娄上〉曾以自暴与自弃阐明人之言、行若不能在言有礼义,行有仁义,则是自暴自弃之人。

 

    礼义不仅为治民之道义所在,更是国家之道义、法度理则之所在,也是所谓为政者所应遵行的,〈离娄下〉曾载: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这是言为政者所行、所为应以礼义为本,焦循在注解《章指》时则引《礼记.仲尼燕居》之「夫礼,所以制中也」,及《礼记.表记》之「义者,天下之制者」,阐明大人何以如此重视礼义。这一论说也可知礼义之于国与为政者的重要性。对于礼义之于国的重要性,其实已具有「法」的性质,这一「法」的意义,即如《易.系辞传》所言「制而用之谓之法」,〈离娄上〉云: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在这一大段论述中,大致有三个重点,一为以规矩、六律为喻,阐明法度的重要;二为有仁闻仁心,但天下未被其泽,在于不行先王之道;三为上以道揆,下有法守,在于礼义之道。对于第三点可由赵歧之《章指》中所言「虽有智巧,犹须法度,因由先王,礼义为要」得知,所谓先王之道,即在「礼义」。以礼义治国,则上下皆得其治,上下皆有道。

 

   四、结 论

 

    总结上述关于礼义之溯源,孔子弟子之开展,乃至孟子之论述,可概括出礼义之本旨,含括礼仪、礼意,且为两种价值、德行,这一本旨之确立与孔子之「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将礼义定为相需相辅之关系有极大关联。自此,礼义在孔子弟子中,有两个不同方向之开展,一是将「义」收摄于「礼」,论礼义之道;另一是突出「义」,论及义乃中心之辩然,并与「礼」并立。两者共同论及礼之本于情性。孟子在这一开展中,将礼、义与仁、智并列为心之四善端,同时也将礼、义不限于心之善端,而是关涉礼仪生活与行事准则,同时对于「义」更是突出其价值,在生命与义道的取择中,强调「舍生取义」(〈告子上〉)的重要,并将「义」视为「人心所同然之理」、「人之正路」,将人心之共同性与普遍、客观性之理等同为一的论述,确立了「义」与「礼」之并立,并非仅是心之善端,同时也是行事准则之指标,甚至是为政者与国家皆应遵循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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