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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崇孟原因探析(邵泽水)
发布时间:2014-09-26   浏览次数:

  邵泽水 

  (山东邹城孟子研究院 )

 

  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自中唐以来兴起的崇孟思潮愈加风起云涌,并最终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 从而使孟子其人其书的命运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孟子》一书直登官学宝座,孟子其人稳坐儒家第二把交椅。在这一运动中,王安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王安石自身的儒学修养是其崇孟的学缘基础,对孟子的个人偏好是其崇孟的情感纽带,而孟子思想能够为其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则是其崇孟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王安石 孟子 《孟子》 变法

 

  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及经学史的发展中,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在宋代,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孟子得以受封爵号,入孔庙配享,《孟子》由先前的子部上升为经部,列入“兼经”,立为官方教材。这一变化始奏于自韩愈为廓清儒学道统,恢复纯正圣人而掀起的中晚唐以来的崇孟风潮,宋初以来以孙复、石介、胡瑗三先生为代表的宋初学人对孟子的大力推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最终孟子能受封袭爵,配享孔子,悬为科举功令,王安石可谓居功至伟,实在堪称第一功臣。

 

  一、王安石崇孟的时代背景

  (一)中唐以来崇孟思潮的兴起

  关于孟子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自西汉中期开始,“孟荀并号”一直是思想界的主流观点,这一情况直到中唐时期发生了变化。中唐时,韩愈为了振兴儒学,排斥佛道,及解决其它一些社会弊端,在对孟子和荀子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后,认为孟子对孔子真意的继承 “醇乎醇者”,而荀子对孔子真意的继承则“不粹不醇”,孟子思想更能为排除异端,加强中央集权提供理论武器。于是,韩愈在确认孟子是道统正宗继承人的基础上,对孟子思想大力进行推崇发扬。韩愈作为中唐时期有重要有影响的人物,其对孟子的推崇发扬也引起了其他人对孟子的兴趣。在他之后,柳宗元、孟郊、李程、李翱、李宗闵、李德裕、权德舆、白居易、张籍、皇甫浞、王敏、杜牧、李商隐、罗隐、皮日休、陆龟蒙、林慎思、李蹊、来鹄、程晏等人也都对孟子有所推崇。尽管孟子在唐代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也没有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但在这些人的推动下,中晚唐逐渐兴起了一股崇孟风潮。

  中晚唐以来崇孟思潮虽有所发展,然而这并没有为唐朝最高统治者所支持,也没有被时人所完全认可,儒家思想仍然受到佛道二家的挤压,陷于困境之中。针对当时儒学的状况,晚唐诗人罗隐在他的《谒文宣庙》一诗中则有生动的描绘:

  晚来乘兴谒先师,松柏凄凄人不知。

  九仞萧墙堆瓦砾,三间茅殿走野狐。

  雨淋状似悲麟泣,露滴还同叹凤悲。

  倘使小儒名稍立,岂教吾道受栖迟。

  儒学的处境尚如此,更不用说孟子的地位与处境了。

  (二)北宋初年崇孟思潮的涌起

  宋朝建国后,尽管肯定儒学为官方意识,但同时又对佛道二教大力扶持。在宋初帝王的推动下,佛道二教的势力不断增长,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士人也深受佛道二教的影响,纷纷皈依佛道,儒学的生存发展空间依然受到挤压。在这种背景下,宋初的一些儒学家,对佛道二教儒佛道三足鼎立的状况,深为痛心,看作是“儒者之辱”,他们蹙额而起,希望能够振兴儒学,重树儒家权威。而孟子那里正蕴藏着他们急需的对抗佛道二教的思想资源。

  宋初的儒学家门继承了韩愈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观点,继续对孟子思想进行挖掘与发扬,从而使中唐以来兴起的崇孟思潮更加愈演愈烈。

  有宋初三先生之称的孙复、石介、胡瑗三人,都继承了韩愈的观点,推崇孟子为道统的正统传人,对宋初崇孟思潮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孙复说“孔子既没,千古之下,驾邪怪之说,肆奇险之行,侵轶我圣人之道者众矣,而杨墨为之魁,故其罪剧。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石介说“ 孔子之道始剥于杨墨,中剥于庄韩,又剥于秦 莽,又剥于晋宋齐梁陈五代, 终剥于佛老,天受之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孔子之道复矣”胡瑗推崇孟子的人性善理论,反对荀子的“性恶论”。胡瑗认为,“人之有恶,皆出于有欲;而之所以有欲,盖源于人之有情。”他的弟子徐积曾这样发挥胡瑗的思想:安定说《中庸》,始于情性。盖情有正与不正,若欲亦有正与不正,德有凶有吉,道有君子有小人也。若天地之情可见,圣人之情见乎辞,岂得为情之不正乎?若我欲仁,斯仁至矣。岂为不正之欲乎?故以凡言情为不正者非也,言圣人无情者又非也。圣人岂若土木哉!

  孙复、石介、胡瑗三人是宋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他们都曾任教于太学,对宋初的学人具有重要影响力,在他们及其他儒学家的推动提倡下。中唐以来兴起的崇孟思潮,在北宋初年也愈演愈烈。而王安石正是生长在这一思潮中,风起云涌的崇孟思潮不仅对王安石进行了思想的洗礼,而且也为其后来崇孟举措提供了良好时代机会。

 

  二、王安石崇孟的学缘基础

 

  王安石学术根基于儒学,也以发扬儒学为己志,其自身的儒学修养正是其崇孟的学缘基础。《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苏轼在替宋哲宗作的《王安石赐太傅制》中说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十九岁以前,王安石基本上随父宦游。其父王益是个中下层官吏,做过几任地方官,也是一位儒学者,学行为世所称道。在这种有着儒学氛围的家庭背景下,王安石年少时对儒学的学习可谓十分刻苦。其在《临川先生文集·上张太博书一》中写道:“某愚不识事务之变,而独古人是信。闻古有尧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书闭门而读之,不知忧乐之存乎己也,穿贯上下,浸淫其中,小之为无间,大之为无崖岸,要将一穷之而已矣。”这一刻苦学习经历也是王安石自身儒学修养的重要基础。入仕以后,虽然仕途比较跌宕起伏,但王安石继续学习钻研儒家经典,其在《临川先生文集·答曾子固书》中写道:“然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王安石对于百家诸子之书及及医药、小说、农夫女工之事无所不读,只是为了能够识得儒经之“大体”,做到能通解圣人之学。纵观王安石一生,从没放弃过对儒学的钻研学习。对儒学的刻苦学习,使王安石具有了较深的儒学修养。

  其次,王安石儒学修养还受到当时一些前辈朋友的影响。例如,王安石在其《临川先生文集·先大夫述》中曾说过:胡瑗《政范》,曾采王益(王安石之父)事入编。安石亦得与闻庭训,其要旨为“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曾巩在给欧阳修的信中云:“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宋史·王安石传》载:“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上述几人中,胡瑗乃宋初三先生之一,以“圣贤自期许”,讲“明体达用之学”,精通儒家学术; 曾巩乃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之称;欧阳修、司马光等人都是北宋有名的儒学家。在王安石的儒学学习过程中,周围有一群精通儒学的前辈朋友,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儒学氛围,这些都为王安石提高其自身的儒学修养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而深厚的儒学修养也正是他崇孟的学缘基础。

 

  三、王安石崇孟的情感纽带

 

  王安石一生都对孟子有着深挚的感情,其自年轻时就对孟子特别偏爱,情有独钟,这也是他崇孟的情感纽带。

  首先,王安石自年轻时就以孟子为榜样

  王安石曾在回复欧阳修的《奉酬永叔见赠》一诗中写道“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常倾广座中。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在诗中,王安石把欧阳修比作韩愈,把自己比作孟子。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王荆公初未识欧阳公,曾子固力荐之,公愿得游其门,而荆公终不肯自通。至和初,为群牧判官,文忠还朝,始见知,遂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犹以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他日倘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自期以孟子,处公以为韩愈,公亦不以为嫌。”王安石做此诗的时间是和元年(1054),是年23岁。

  其次,孟子的高贵气节和人生抱负令王安石十分崇敬

  孟子有着令王安石崇敬的高贵气节和人生抱负。王安石早年对孟子致身于大道的高风亮节就十分仰慕,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而在现存的王安石最早文章《送孙正之序》中,他说“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写于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这时王安石仅21岁,尚未入仕;王安石对孟子的气概也十分敬仰,例如,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而《二程外书》有这样一段记载:“王介甫为舍人时,有《杂说》行于时,其粹处……又曰:‘道义重,不轻王公;志意足,不骄富贵。’有何不可?”“道义重,不轻王公;志意足,不骄富贵”从“舍人”二字可以看出当时王安石尚在年轻。这些都反映出王安石年轻时对孟子高贵气节和人生抱负的崇拜。

  再次,王安石在文风上也极其模仿孟子

  王安石不仅以孟子自比,崇拜孟子的气节人生,而且年轻时在文风上也极其模仿孟子,例如,王安石在淮南任判官时写的《淮南杂说》,就有“初著《杂

  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之称。根据王安石年谱,其任淮南任判官时为22岁至26岁之间;曾巩的《与王介甫第一书》曾转述欧阳修对青年王安石的批评意见说:“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这封信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王安石是年25岁,可见,年轻时王安石就极其模仿孟子。

  王安石在入仕的后期,对孟子也可以说更是“尊崇有加,他把孟子提高到与孔子相同的层位看待,例如,他称“孔孟如日月”、“孔孟易地则皆然”,他还称“孟轲,圣人也”、“夫孟子可谓大人也”,这在他以前,鲜见他人有这样的称赞。王安石终其一生都对孟子有着深挚的感情,其崇孟也与他这种个性的偏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王安石崇孟的根本原因

 

  王安石崇孟并非完全处于他个性上对孟子的特别偏爱,而是他经过理智的判断和选择后,认为孟子思想不仅能为其进行变法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能为变法的实施提供具体的指导思想,这才是其崇孟的根本原因。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王安石变法以前的“庆历新政”之所以迅速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完备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王安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改革者,他深知理论依据对变法的重要性。顺应时代的崇孟潮流,选择孟子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王安石明智的选择。其实,孟子思想也确实蕴藏着变法需要的思想资源。

  (一)以孟子的“权变”思想作为进行变法的理论依据

  战国时期,统治秩序崩坏,伦理道德混乱,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整个天下处于变乱纷扰之中,孟子力图改变这种现状,提出了“仁政”学说,并到梁(魏)、齐、宋、滕、鲁等诸侯国积极游说,希望能够使“仁政”得以推行,但当时的诸侯王们都力图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统一,认为孟子学说“迂远而阔于事情”, 最终孟子倡导的“仁政”没有得以实现。其实,孟子力图通过“仁政”改变社会现状的设想,正是儒家“经权”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所谓“经”,即在通常情况下所应遵循的既定原则;所谓“权”,即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变通方法。“经”与“权”是儒家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孔子开始,儒家学派就强调在坚持原则下,可以权变。例如《论语》中就有“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的论述。孟子继承孔子,也主张“权变”。例如,《孟子·离娄上》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日:“礼也。”日:“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日:“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另外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对墨守陈规不知权变的“执中无权”思想也进行了批评,他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王安石继承孟子的“权变”思想,并把它作为进行变法的理论依据。

  王安石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只有标举孟子的思想这一良方。他从权变思想入手,为进行变法寻找理论依据。他说:“如圣贤之道皆出于一而无权时之变,则又何圣贤之足称乎?圣者,知权之大者也;贤者,知权之小者也。”他在《再答龚深父论语孟子书》一文中说:

  孔子见南子为有:礼,则孔子不可告子路日“是礼也”,而日“天厌之”乎?孟子日:“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若有礼而无权,则何以为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尽。君子有时而用礼,故孟子不见诸侯;有时而用权,故孔子可见南子。……此孔子之所以适卫也。

  在《非礼之礼》一文中他说:

  “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也;古之人以是为义,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义也。夫天下之事其为变,岂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实异者矣。今之人谗谗然求合于其迹,而不知权时之变,是则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异者其实也。事同于古人之迹而异于其实,则其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圣人所以贵乎权时之变者也。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不为。’盖所谓迹同而实异者也。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以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也。盖知向所谓义者义之常,而汤武之事有所变,而吾欲守其故,其为蔽一而其为天下之患同矣。使汤武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迭于时事之权变,则岂所谓汤武哉。”

  在这里王安石引用《孟子·离娄》中的话,认为权变是做臣子所应当做的的礼、义之为,并以桀纣、商汤之例来说明变法是适时之权变。

  另外,《孟子·告子下》中说: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对此王安石在《易解》解《夬》卦六三爻中说:

  “九三乾体之上,刚亢外见,壮于顺者也。夹央者,必乎央之辞也。应乎上六,疑于污也,故曰‘若濡’。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若濡则有愠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央央之志焉,何咎之有?”

  这句话的意思是,九三在决定时虽然过刚,但不失中道,对小人绝不可以留情。有如雨中独自行走,别人不理解,但不会有灾祸。孔子和孟子两人都坚信自己得到了从周公以来的“道”,并坚守“道”,以行“道”为天命,即使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实现也不灰心失意。在解《夬》卦中,王安石引用了孟子的“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这句话,表达了他坚持进行变法大道,即使遇到阻挠,也绝不灰心。在熙宁变法中,王安石也正是坚持孟子的这一精神动力,坚持推行变法,对阻碍变法的人即使是对曾经赏识过自己的前辈欧阳修和朋友司马光等人也毫不留情。

  在《易解》中,王安石将《周易》中的“辨义”与“行权”归并为“辨义行权”他说:

  夫学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备,则宜乎其通也。然而犹困焉者,则向所谓困于命者也。困于命,则动而见病之时也,则其事物之变尤众、而吾之所以处之者尤难矣。然则,其行尤贵于达事之宜而适时之变也,故辨义行权,然后能以穷通。

  王安石标举孟子思想,将“辨义行权”视为解决一切复杂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普遍原则,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惊世骇言,将孟子“权变”学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哲学高度,为其变法找到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二)以孟子思想为变法的实施途径进行思想指导

  王安石变法是实践与理论高度结合的产物,在变法的实施途径上,他提出了“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的建议,也就是说变法要从“大明法度”和“众建贤才”这两个途径入手。王安石以孟子思想对“大明法度”和“众建贤才进行了阐述。

  一是以孟子的“法先王” 学说对“大明法度”进行阐述

  《孟子·离娄上》中说: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榘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王安石在阐述“大明法度”时直接引用了孟子的话,他说: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

  王安石引用孟子的话说明了所谓“大明法度”就是首先要“合乎先王之政”, “法于先王之道”。即按照先王的办法和历史经验去治国平天下,就会取得成就而不会产生差错。但同时王安石强调“法于先王之政”并不是完全的死守教条,而是要有选择的去做,要“当法其意”。孟子在阐述“合乎先王之政”, “法于先王之道”时,也强调不要完全照搬先王,而是要有所选择的去做,要用心体会本意的去做。

  《孟子·尽心下》中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这句话说明孟子也是强调要有所选择的去做的;

  《孟子·万章上》中说: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这句话孟子则强调不要拘泥于教条,要用心体会本意的去做。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同时也说道: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

  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时事形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的政策法令也不能一成不变,照抄不误。这就是王安石所谓的“当法其意而已”,这也是对孟子“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最好诠释。

  王安石的“大明法度”,就是要在“法于先王”的基本原则下,“当法其意”,结合具体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也可以说是一千年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朦胧阐释。同时,王安石的“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 “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等,也与其“权变”理论相吻合的,这就使变法的实施途径与变法的理论依据有机的结合起来,更加强调了变法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是以孟子的“人才”学说对“众建贤才”进行阐述

  王安石认为,虽然“大明法度”是富国强兵的关键,但是“大明法度”的贯彻执行最终还是需要人才来完成的。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

  “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

  王安石明确指出了充足的人才是“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的前提所在。王安石认为“众建贤才”是与“大明法度”相辅相成,不能偏废的变法实施途径之一,是变法是否能够成功实现的关键所在。而对“众建贤才” 王安石也用孟子的学说进行了阐述。

  其实,孟子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在《孟子》一书中,他对人才的重要性及人才的标准做了大量的阐述。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初期,整个社会处于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后义而先利”、“上下交征利”、“不夺不厌”等几乎成为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特性,各诸侯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都以“以攻伐为贤。”面对这种情况,孟子痛心疾首,他感慨万分的说:“王者之不作,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对此,他提出了“仁政”的观点,而实施“仁政”的关键也是需要“贤人”的。因此,他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在《孟子·尽心上》中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孟子认为诸侯国只有选拔重用优秀人才,才能使国家政教昌明,物质繁荣,社会风气得以改善,即使是其他势力比自己大的诸侯国也不敢欺负。孟子也极力劝说各诸侯王选拔任用优秀人才。例如,他在《孟子·尽心上》中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 在《孟子·公孙丑上》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与孟子一样,王安石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优秀的人才能够“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面对北宋的社会现状,王安石认为改变现状就要“大明法度”,实现“大明法度”就需要“众建贤才”,即选拔优秀人才,来贯彻实施国家的政策纲领。他说:

  “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

  在这里,王安石引用孟子“徒法不能以自行”的话,说明了光有好的法令,是并不能自行于世的,法令必须要有人推行,他也积极劝说宋仁宗能够选拔优秀人才,来推行变法。 

  除了认为选拔任用优秀的人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外,王安石还与孟子一样,认为人才是一把双刃剑,得之则兴,失之则亡,力劝君王选拔任用贤才。孟子说“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 “不信仁贤,则国空虚”王安石不仅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而且还用实例加以证明,他说:

  “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奠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盖如此。”

  分析人才得失利弊的最终目的还是劝说君主能够选拔优秀人才,进行变法,因此,王安石在《材论》中说“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还说:

  “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在政治举措上,其政治目的是远大于其个人偏好的。孟子思想不但可以为王安石进行变法提供理论依据,还可以为变法的实施进行思想指导,这正是王安石崇孟的动机所在。

 

  五、王安石崇孟的政治举措

 

  王安石还利用自己在政治上地位极力提高孟子的政治地位,以增强变法理论的政治法律效力,从而保证变法能够顺利进行,维护变法成果。

  在变法中,王安石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改革,将《孟子》与论语并列为兼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凡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可以修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五经当中的任意一经,而《论语》与《孟子》则为必考科目。自汉代以来,经学只是五经,《论语》在唐代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而《孟子》一直属于子书,不属于科举考试内容,与《论语》的地位相差悬殊,不可相并而论。王安石此举将《孟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使其成为经书,列入与《论语》相同的地位,奠定了《孟子》在官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士子们“戈取功名之路”的必读之书。古代的科举考试是士人释褐入官的途径,起着指导、规范士人和社会各阶层人生价值取向的作用,利禄之途自然会引人奔竞,这对于提高《孟子》一书在儒学史上的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提高《孟子》地位的同时,王安石还通过劝说宋神宗对孟子授号封爵来提高孟子的地位。如:熙宁七年( 1074) ,“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仍赐爵号”,“诏封孟轲邹国公”。元丰六年( 1083) 冬十月,“封孟轲为邹国公”。七年五月“壬戌,以孟轲配食文宣王”。在此之前,孟子即没有爵号,也没有配享过孔庙。在三国以前,从没有过弟子陪享孔庙的记载,《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载:魏齐王正始二年( 241)“春二月……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壅, 以颜渊配。”颜渊是最早配享孔庙的人,一直到唐朝初年,配享孔庙的也只有颜渊一人,贞观二十一年( 647) , 唐太宗诏令以自左丘明、子夏、公羊高至晋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庙中,唐睿宗太极元年( 712) , 加曾参配享,直到宋神宗以前孟子从没配享过孔庙。通过对孟子封爵授号,使孟子成为社会各阶级尊崇的对象,极大的提高了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除了通过政治的力量提高了孟子的地位外,王安石还通过其新学,对孟子大力推崇,在他的带动下,新学派的其他主要人物也大都力崇孟子。除了王安石所撰的《孟子解》14卷外,许允成撰有《孟子新义》14卷,王勇撰有《孟子注》14卷,龚原撰有《孟子解》10卷,王令撰有《孟子讲义》5卷,沈括撰有《孟子解》1卷。这些都对北宋的孟子升格运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安石这些举措,在社会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也是孟子及其书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对此后的中国思想史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总之,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王安石以自己深厚的儒学修养为基础,以个人情感偏好为纽带,顺应了北宋时期风气云涌的崇孟思潮和改革思潮,将崇孟与变法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他不仅运用孟子思想为其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而且利用宋神宗对他的信任,大力推崇孟子及其书,积极促成了朝廷对孟子及其书的承认,在宋代的“孟子升格运动”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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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叶梦得:《避暑录话》,上海书店,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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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晁公武编;孙猛校:《郡斋读书志·卷十二·王氏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7]《论语》:中华书局,2012

  [18]李衡:《周易义海撮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9]史玄冰:《略论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2)

  [20]陈寿:《三国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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