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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志道《孟义订测》对朱熹《集注》的反驳与补正初论
发布时间:2014-09-25   浏览次数:

 

 

刘增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作为阳明后学,管志道《孟义订测》却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对话者。正文开首即列出朱熹的《孟子序说》。这当然与王阳明甚至阳明士人群体罕有注释《四书》的典范著作出现有关。而朱熹的《四书集注》,则不仅仅是官学,更是已为元明两代证明了其价值的典范性著作。依此来看,管志道的《孟义订测》实是欲借助与朱熹对话,而树立起自己著作的权威性,甚至典范性。他自己正是怀抱有此雄心壮志。管志道对于四书均有注释著作。其次序为《大学测义》,《中庸订测》、《论语订测》、《孟义订测》。此可见他有着重新梳理四书义理的企图。

 

虽然,管志道仍认可四书之地位,但是他又反驳自程朱以来的孔、曾、思、孟的传道体系,认为孟子并非子思之学的传人,而是曾子的传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实则反驳了程朱学者的道统论。他说孟子的师承来源问题,实为宋理学家之“一大关键”,必须明代点破。并以“知我罪我”之责自任。自比于孔子之作《春秋》。(见于管志道自叙。)

 

管志道书中批评朱熹之处甚多,但并非出于门户之见,这一点显得难能可贵。若与焦竑《孟子讲录》相比,即了然于目。焦竑在书中批评程朱理学,往往失之于牵强,尤其是《孟子》中涉及“知”的地方,焦竑都要尝试一切手段将其阳明之良知话头相关联。而管志道则非如此。

 

 

一 驳正与补充朱注

 

 

卷一《梁惠王上下》

 

1“经始灵台……”

 

管志道:朱注俱核,唯训《诗》中“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三句欠妥,诗盖言文王庶民以农隙攻灵台,不限之以日,当经始之初,即温慰其不必速成,而庶民视如己事,其子亦来助工也。

按:朱熹《集注》谓:“不日,不终日也。”管志道所驳者即指此而言。赵岐谓:“不与之相期日限。”赵岐之说与郑玄《诗笺》同,焦循从之。故管说与赵岐、郑玄、焦循同。

 

  1.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管志道言:《注》引董子之言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诚然诚然,参之《鲁论》,则有桓文正谲之评,而仲尼与由赐推敲齐相管仲之仁与不仁,亦既详矣。仁管仲,即是道桓文,何以言门徒之无道其事也。曰:当味道字,古道字,与导通用,言以桓文之事导伯学也。而论事又与论人不同,仲尼志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论匡时则春秋时唯有管仲之尊共主,伯诸侯,为行仁第一义,论崇古尚以家天下为大道之衰……

 

按:管志道此处对朱熹之《集注》引董仲舒有所反驳。管志道对“无道桓文之事者”的“道”字做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解释。实则,在孟子、董仲舒之外,《荀子·仲尼篇》亦对齐桓晋文持贬低态度。这可以说是儒家之通义。管志道认为,对于孔孟的论述,必须区分“论事”与“论人”,论事则春秋时以管仲相齐桓公为行仁第一义。他的这一分辨,对于理解儒家论说中的矛盾——一方面赞赏一方面贬斥——有着帮助。实则,管志道区分的关键在于,论人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标准,但论事则不可。管志道在另一处就批评孟子说:“孟子太轻管晏,亦与孔子之仁管仲相违,且其卑管仲也,不辨其心迹,又不谅其时势。”

 

  1.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管志道言:“朱注断文王方七十里之囿在三分有二之后,良是。”又补充朱熹说:“朱子……此于论世则得矣,而犹未考周齐二都之地势也。周都岐丰,山林多于原野,囿虽七十里,未尝夺民耕稼之地,而民反食其芻荛雉兔之余,安得不以为小。齐都营丘,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纵有山林可依,必侵及民之耕地焉。……儒者不可执孟子之说而谓齐国可以无囿,囿禁可以无设也。”

按:依管氏,囿之大小,与地势有直接关系,并不能单纯从道德方面说。

 

4、“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

 

管志道:《注》俱明白,唯首节近于作意,当知宣王隐然有以雪宫骄孟子之心,而孟子直讽其以此乐公之贤也。贤者,暗指孟子。“有人不得”当作一句读。谓有贤者不得共此乐也。盖劝其亲近四方贤士,以行与民同乐之政也。下遂卸开雪宫,而从与民同乐上说去,若谓庶人不与雪宫之乐,即非其上,似迂。(499

 

文刀按:此处,管志道不同意朱熹的解释,对于孟子原文做了新的断句。即“有人不得”句。中华书局版《集注》之断句正是“有。人不得,……”朱熹谓:“言人君能与民同乐,则人皆有此乐;不然,则下之不得此乐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当与民同乐,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当与贤者共之而已也。”显然,管志道注释中所言“若谓庶人不与雪宫之乐,即非其上,似迂”正是指朱注而说。关于“有人不得……”一句之断句,管志道与赵岐同。元代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即指出此句有两种断法:“有字是句,人不得则非其上矣是句。或曰:有人当作人有。”焦循据此以为赵岐属于后者。与此对照,朱熹就是属于前者。且管志道之注与赵岐亦相通,赵岐言:“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责己仁义不自修,而责上至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也即赵岐认为此处指“有人不得”的“人”是就君子而言,而非泛指庶人百姓。

 

5、《梁惠王下》:“人皆谓我毁明堂……”

 

管志道:朱注本赵岐之说,以表泰山明堂之所自,甚确。然犹未察五岳皆天子朝诸侯之处,何以泰山独有明堂?盖泰山乃五岳中之独重者也,厥义已发于《鲁论》“季氏旅于泰山”章中。而明堂之制,则《戴记》中有《明堂位》一篇可考。

 

按:管氏之说是在补充朱熹,其引《礼记》以作根据,可见其不同于宋学之处在于,不纯粹以空言说经。

 

6、《梁惠王下》:“孟子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管志道:孟子径以四境之不治诘之,亦伤太直,则王之顾左右而言他,殊非大过。朱注科其惮于自责,耻于下问,而不足与有为。何其厚于责听言者,而薄于责进言者。无怪乎世人之憎高谈仁义也。

按:管志道此处不仅指责朱熹,亦指摘孟子。

 

卷二《公孙丑上下》

 

1、“不动心”章。

 

管志道:注以“恐惧疑惑”训心动,似未尽。且孟贲世所称绝力之士,丑曷为以不动心之勇过之,……

 

管志道:朱子曰:黝盖刺客之流,以必胜为主。舍盖力战之士,以无惧为主。又曰:孟施舍之守约在气,曾子之守约在理,皆非也。孟子盖分养勇为三等,勇即气,养即守也。舍之守约于黝,曾子之守又约于舍,则皆从气上论耳,何尝有守理之说。理者,帅气之物,有何方所而守之。本文明言施舍守气之约不如曾子,而注以理、气歧之,谬甚矣。

 

按:朱注谓:“孟施舍虽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气,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朱熹据理以解经,将理学引入《孟子》,其所作之过度诠释与《孟子》原文难免有隔阂。管志道的批评正中其弊。在他看来,第一,孟子仅仅说气,未尝说理;第二,理无方所,不可言“守”。而“养即守”,只能说“养气”而不能说“养理”。深究这一区别,朱熹之说与其区分“义理之勇”与“血气之勇”有关。而管志道的批评则与晚明士人重视养气功夫不无关联。而朱熹之区分守气与守理,归根结底来说与其理、气二分的本体论学说有关。

 

而不论是管志道还是朱熹,都与赵岐、焦循之说不同,后者是从守气是否合于义而论“守约”的。焦循谓:“施舍之不惧,但以气自守,不问其义不义也。曾子之强,则以义自守,是为义之强也。”

 

2、“志至焉,气次焉……”

 

管志道:志至气次,注家训“志固为至极而气即次之”,非也。志之言到,言志一到而气随之即到也。……孟子言志至而气次,则专持其志可矣。又言无暴其气者,何也?亦未得丑之问意。丑盖见志气既相次齐到,则持志即是养气,不应有二层工夫也。其问意最细,而朱注忽之。……然则本有二乎?曰:摄之以持志则一也。……若如注家所谓交相养,互相发,则犹二之也。

 

按:所谓的“志固为至极而气即次之”,即朱熹《集注》之言。朱熹紧接着说:“人固当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养其气。盖起内外本末,交相培养。”据此可见,管志道所言“如注家所谓交相养,互相发,则犹二之也”亦正是在批评朱熹。在他看来,孟子之意就是以为“志气之必不相离”。管志道认为,孔门之学,“愤发于志,不发于气,所谓德性用事者也。”即最高境界是不涉于养气的。“孔子浑身是道,亦浑身是志,全不资于养气之功。”所以孟子与孔子相比,其缺点即在于说持志的时候还“带着一毫养气意思”,但虽然如此,孟子之养气乃是收摄于持志工夫,并非二事。

 

3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

 

管志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字属上“正心”句,不属下“勿忘”句,程子读本文原如是,而朱子恶“勿正心”之悖《大学》经文也。故拆心字属下句,不思在养气上说,定当云“勿正其心”;在修身上说,定当云“先正其心”。盖气不可以有心养也,朱子不但恶“勿正心”之疑于禅宗,亦嫌“勿正心”之入于玄宗,故读句如此。

 

按:管志道此处对于朱熹的批评较牵强,因为朱熹在《集注》中就说到,此处读为“勿正心”亦可,也与《大学》意不同。他说:“必有事焉而勿正,赵氏、程子以七字为句。近世或幷下文心字读之者亦通。……此与《大学》之所谓正心者,语意自不同也。”但不论是管志道之说,还是朱熹之说,都不合《孟子》原意。“勿正”之正,或训为“徵”,即“指物以为徵准使必然也”之意。

 

4、“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管志道:考六经中,古人非不说性,而以仁义礼智分为性中四德,自孟子始。亦非不说情,而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分为情中四端,亦自孟子始。此从见性后,将身体验出来也。然见性之人,拈来皆道。宋儒胶执其说,而曰性中只有是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则亦太泥。然而导之者,孟子也。终不如孔子之道“性相近”、子思之道“天命之谓性”为浑融。必欲强而分之,则不离《周礼》中之六德,曰智、曰仁、曰圣、曰义、曰中、曰和,更为稳当,盖中和二字,乃仁义礼智之栽根结实处,不可遗也。说者多以天道之元亨利贞合人道之仁义礼智,便凿不思夫子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也。利贞者,性情也。”此一时事耳,曷尝截作春夏秋冬四时、配定仁义礼智四德哉?如必以体仁、合礼、和义之文为据,则贞固何以独遗“智”字。而况合礼和义两句,谊在合字、和字上,亦岂专言礼义哉。然则孟子之标四德原活,而后儒局之以定性量则泥。

 

按:管氏此注集中体现出了其与理学之不同,其关于人性的这一观点在《孟义订测》中屡屡出现。要之,体现的是阳明学“中无定体,论亦无定体”之意。

 

5、“孟子将朝王,……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管志道《订释》谓:吾观此章之注,朱子是孟子之良臣,非孟子之忠臣,然其论不可废也。

 

按:之所以说朱熹非孟子之“忠臣”,是因为在他看来,“古者天子不召师,孟子游事齐宣,盖以师道自处,而亦不敢过执,故将朝王而因王之托疾召见,反辞之以疾……宋儒当二氏滥觞之后,而汲汲于立师道,其亦此意也欤?”依管志道之意,若是孟子之“忠臣”,便应指出,孟子之所以要存此师道,仅是权法,不可执定。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在佛老之无君无父之后,高扬师道,亦应如此看待。而不可一味以师道自处而失君臣之礼。

 

卷三《滕文公上下》

 

1、“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

 

管志道:世子复见孟子,朱注揣之曰:“盖恐别有卑近易行之说”,非也。当时谈性,亦非一家,如告子有无善无不善之说……世子亦概有闻焉,故一闻性善之旨,且喜且惊,而再来求决也。

 

按:朱熹之所以会说“盖恐别有卑近易行之说”,与其在此章注释中所言“圣人可学而至”有关。朱熹解释此章的核心即是圣人可学而至,其意是既然人性皆善,故人有学为圣人的可能。其言:“时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圣贤为不可企及,故世子于孟子之言不能无疑,而复来求见,盖恐别有卑近易行之说也。”而管志道的反驳纯从人性善立论,而不言“学”的问题。此为二者之差别。

 

2、“江汉以濯之……”

 

管志道:“江汉秋阳”二句,旧注未妥。江汉最能污人之衣,秋阳最能黑人之貌,濯以江汉,暴以秋阳,而皓皓自若,状夫子之磨不磷、涅不淄也。

 

3、“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管志道:注家虽以仁、礼、义贴广居、正位、大道,孟子实未尝有此分配也。正如训《易》者,以元、亨、利、贞配天时之春、夏、秋、冬,合人道之仁、义、礼、智,皆影响之说,而非确论也。然以仁当广居、礼当正位、义当大道,亦自无碍于理。

 

按:朱熹《集注》谓:“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管志道此处正是批评朱熹,并顺带批评了宋儒之以天道比附人道的宇宙论解释框架。

 

4、“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阳货欲见孔子……”

 

管志道:“阳货先,岂得不见。”《注》似欠妥。孟子盖责货不当僭以大夫自处,瞰亡馈豚,故孔子亦瞰其亡而拜之。当是时,货苟先来就见,则孔子必不瞰其亡而拜矣。正言恶人虽不可与同朝,而迫则无妨一见也。

 

按:朱熹《集注》谓:“欲见孔子,欲召孔子来见己也。恶无礼,畏人以己为无礼也。”据此可见,朱熹之解以阳货召孔子为无礼,管志道认为这一解释不当。这正与管志道批评宋儒之以孟子所言“不召之臣”为定则一致。

 

卷四《离娄上下》

 

1、“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管志道:先儒概以自暴自弃为下愚,非也。唯自弃乃真下愚,自暴则不肖之尤也。佛家所谓阐提无佛性,得非合二种而立名者欤,亦不然。自暴者,言非礼义,近于阐提。若自弃者,虽认吾身不能居仁由义,犹知仁义之为美,非阐提也。释经所谓阐提,乃儒书所谓信不具,谓一切正人正法无一可以触其信心者,此天真丧尽之人也。故两家并呵摒之至于极处,而其来则非一朝一夕之故。

 

按:此章之注释,管志道与朱熹有同亦有异。朱熹《集注》谓:“暴,犹害也。非,犹毁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礼义之为美而非毁之,虽与之言,必不见信也。自弃其身者,犹知仁义之为美,但溺于怠惰,自谓必不能行,与之有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者,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夜。此所谓下愚之不移也。’”可见,管志道所直接批评的并非朱熹,而是程子之解释。同时,管志道注意到了朱熹对“自弃”的解释“自弃其身者,犹知仁义之为美”,即自弃者是“知而不行”,并非纯粹的不知仁义。他由此就将“自暴者”与佛教的一阐提人划上等号。所谓“一切正人正法无一可以触其信心者”,也即朱熹所言“必不见信也”,即使仁义之言,自暴者亦不会信。此章的解释将管志道亦佛解《孟》的特色展露无遗。

 

2、“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乎上,民不可得儿治也……故诚者天之道也……”

 

管志道:《注》皆是,唯圈外云: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见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乃子思所闻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考尚欠核。当知……孟子非若后儒之又偷心折,此条或出孔子,或出曾子,断不隐其姓氏,七篇中述孔曾之案甚多,何以独讳于此,考诸篇并无一出私淑门人之姓氏者,则此条属子思所作,又何疑也。

 

按:朱熹《集注》欲树立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传承序列,故而谓子思闻之曾子,且说:“与《大学》相表里”。管志道正是批评这一点。

 

3、“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管志道:《注》中字字精确,然又当知舜有傲弟在,未必瞽叟果无后,则舜之不告而娶,未必专为此虑,为无后亦属权词。毕竟程子所言尧娶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方是至当不易之案。若执孟子分解,犹似一半为舜文过者然。

按:朱熹《集注》主要以经权立论,其所引范氏之说亦是如此,丝毫未考虑舜尚有弟弟傲的问题。管志道见及于此,故引用了朱熹《集注》未引及的程子之言作为补充。

 

4、“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

 

管志道:味此章,当知古人论道原活。《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论语》曰:“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分明以孝弟为性中之故物,而仁统之也。此章论仁义之实,则以仁属事亲,义属从兄,而智、礼、乐,亦皆以孝弟实之。道何定名之有?亦从其不可解于心者实之而已。程叔子泥谓:“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便觉说得太煞,性中安得有仁义礼智四物也。一有则百有,孟子所言礼乐之实,正《记》中所谓“无体之礼,无声之乐”也。说到有体有声上,便不可以孝弟囿矣。章内形容乐斯二者之生机,真有活泼无穷之趣,此非身有之,何能形容亲切至此。吾故谓孟子之悟几,见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孟子之深造自得,见于“乐之实,乐斯二者”一段。

 

按:程颐之说,亦为朱熹所秉持。而在管志道看来,道无定名,道无定在,故而道不能等同于某物,如仁义礼智等。如果说性中有仁义礼智,那么,性中亦可以说有孝弟。欲言这一主张深得阳明学“心无定体,论亦无定体”之意。

 

这一批评可与第533页管志道解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中之批评相对参。

 

5、“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

 

管志道:圈内外注,无一字不精确。但当知草芥天下之悦耳归己,特原舜之心,而非有是事。

 

按:管氏之意是说,舜之草芥天下之说并非真有其事,只是原其心而作的推理。

 

6、“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

 

管志道:此章提舜、文出自东西夷,固表圣人之不为地囿……朱注随文训义,故曰“皆东方西方夷服之地”,不知此言,孟子特就其生身之所在而约言之耳。

按:朱注所谓东西夷服之地,乃源出赵岐。

 

7、“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管志道:注以通达万变为大人,以纯一无伪当赤子,是则是矣,而于“不失”二字尚欠察,此章盖谓大人小人与中人上下之流,皆有为赤子时,亦皆有赤子时之初心,惟大人能不失其初也。中人上下与小人则否。盖大人生知安行,始终只自赤子,下大人一等,未有不失其本来之初而后复者。

 

按:管志道之注引入了《论语》“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说,以补充朱注,此与朱熹、赵岐、焦循之说俱不同。

 

8、“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管志道:此章首二句,最不可不细心。此中意味,便知孟子之愿学孔子处矣。深造之以道,言非深造之以识见,深造之以艺术,而所造者在道也,道即孔子时中之道……自得言适得其本心也。正是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而常浩然于天地之间者。自得之自,即《中庸》自成自道之自……道果自得,则居安资深,一一出于自然。……朱注之训深造自得略疏。

 

按:朱熹《集注》:“深造之者,进而不已之意。道,则其进为之方也。……言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识心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朱熹解“道”为方法、路径,管志道不同意此说,认为当解为“时中之道”。管志道谓“自得”为“得其本心”,此显然是阳明心学的理路,与朱熹不同。

 

进一步言之,管志道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亦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不同,理学家所言之道可以说就是“性道”,学以至圣之道,重在内圣,这也体现在朱熹对于《孟子》末章“见知闻知”的解释中。而管志道则是以“时中之道”理解儒家之“道”时,其解《孟子》末章亦是如此。正因其解“道”为“时中”,故他特重《论语》《孟子》中所载关于孔子的评语——“无可无不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认为孟子就达不到这一时中之境。此可见管志道所重者在外王,至少不是以内圣为重。这也体现在他对《孟子》末章的注解中,他认为道是君师合一之道、道治合一之道。详下文。

 

9、“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管志道:《注》尽佳,但点“约”字欠醒,孟子所谓反约,正指上章深造自得处,不重“说”字。如泥说字,便堕闻见窠中。然以博学详说为言,则亦从闻见之知说到德性之知上,宋儒似以读书一节当博学,便拘。

 

按:朱熹《集注》:“言所以博学于文,而详说其理者,……盖承上章之意而言,学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径约也。”据此,管志道谓“孟子所谓反约,正指上章深造自得处”,正是本于朱子“承上章之意而言”。但他不认同朱熹仅以“博学于文(读书)”解“博学”,亦不认同朱熹以“说理”解“详说”。

 

10、“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管志道:此章朱注尽佳,然有两义见不到处。一在前半节人与鸟兽、庶民君子之几希上,一在后半节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之几微上。

 

按:管志道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他对人禽之辨的看法与朱熹截然不同。朱熹认为人与禽兽同秉此理而为性,但是因为人与禽兽之气不同,故理落在其中的表现亦有别,由此即有人禽之别。但是管志道认为,朱熹的这一说法尚未说到根源上。他说:“倘说到乾元统天以上,则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何几希之有?继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皆本几希之仁义说也,此亦但说得‘习相远也’以后流末事,未说到‘性相近’以前返本事。”一言以蔽之,在他看来,若说到“人生而静以上”这一穷本极源之性,则君子庶民无别。他在另一处谈及人禽之别时就说:“知人性质皆善,而不知禽兽之性,其本来亦无几希之别,此谓见性于坤元,不见性于乾元。”所谓乾元,即是两仪未判之时,而坤元则是既分之后,也即人物既生之后。

 

11、“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管志道《订释》:此章注有择不精、语不详处,不可不订。

 

《测义》:孟子何以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曰:以关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王者之心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王者之迹也。成康未没,心迹并存。

 

降于夷王,觐礼不明,天子下堂而见诸侯,心殆熄矣,而迹犹未熄。暨东迁之后,天子既不时巡方岳,而诸侯亦罕有述职于王朝者,故曰“迹熄”。

 

迹熄何以诗亡?礼天子巡狩,则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太史志之,故列国之风不亡。诸侯述职,天子享之,则歌雅颂以叶乐,而列国传之,故王朝之雅颂不亡。《注》以“《黍离》降为国风”训“《诗》亡”,非也。盖言王侯之国,风雅颂两不相通,虽不亡犹亡耳。若言《黍离》为国风之降,则降之者谁耶?且列国之幽人闺妇,有风可陈,王朝何独无风?特无陈处耳。《黍离》之风,非降也,必鲁大夫之以聘礼陟周郊者,道经《黍离》之场,而记之归鲁也。然则孟子“《诗》亡”二言亦刺笔也。

 

《诗》亡何以《春秋》遂作?《诗》亦联属诸侯之迹也,既亡,则候国散而无统,而连诸侯又自有法,其间赴告策书,如会盟征伐等大事,关天王之纲纪,何可以无纪载。《春秋》恶得不作。鲁,望国也。周礼又尽在鲁,是以鲁史起于春王正月,终于西狩获麟。

 

若逸诗也,列国亦皆有史,何以独举“晋之乘,楚之梼杌”?曰:晋楚伯中之雄也。迭为盛衰,其伯天下且久,是以称之,而他小国之文献,则多无徵也。晋之《乘》以兵车起义,楚之《梼杌》以瘅恶起义,此亦可徵其为王熄伯兴之事,而义则俱局,何如鲁以《春秋》名史之博大也。

 

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间,纪事多矣,何以云“其事则齐桓、晋文”?桓文之事,《春秋》之所独重也,君子生斯世,既不能行尧舜之揖让,又不可行汤武之放伐,则唯率诸侯以尊共主一事为救时之上策而已。

 

按:宋儒颇重《春秋》,如胡安国作有《春秋传》,二程认为孟子是孔子《春秋》学的传承者,朱熹《集注》在《孟子序说》中便列出了程子和尹氏之言:“程子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春秋无义战。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则赵氏谓孟子长于《诗》《书》而已,岂知孟子者哉?’”

 

关于《离娄》中孟子论《春秋》的这段话,朱熹《集注》言:

 

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因而笔削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乘义未详。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乘马之事。或曰:“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春秋者,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此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春秋之时,五霸迭兴,而桓文为盛。史,史官也。窃取者,谦辞也。《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亦如此。盖言断之在己,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

 

对比管志道与朱熹、赵岐与焦循之注解,(1)关于“诗亡而后春秋作”的问题。朱熹谓“《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管志道反对此说。而朱熹之说实本于郑玄,清代经学家顾镇即指出,由于郑玄之学盛行,导致后人解释此事皆本郑玄为说。因此,管志道对朱熹的批评也相当于反驳郑玄,而他自己的说法亦不同于赵岐。赵岐言:“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管志道则以为是“王侯之国,风雅颂两不相通,虽不亡犹亡耳”,其意以为既然天王不能巡狩、诸侯亦不再述职,这就导致风雅颂不能相通,故而虽然王侯之国在内部仍然有诗,但其实等于“亡”。(2)关于“王者之迹”的问题。焦循引杨椿《与顾栋高书》言“窃尝论《春秋》之弊自傲与贱霸,谓《春秋》专治桓文之罪。桓文时天命未改,周室已衰,陵夷至于敬王然后王迹熄者,桓文之力也。故孔子仁管仲而正齐桓。孟子生战国……要之,桓文正未可轻贬者也。”这一看法与管志道完全一致。管志道在解释此章时也说:“虽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而以战国无王之世较之……孔子尚仁一匡之伯佐,则其义两国之伯主何疑哉?”又,管志道完全从王者之心、王者之迹的角度思考“《诗》亡”与“《春秋》作”的问题,在清代亦有同道,焦循所引清人顾镇之说即是如此,“愚窃以为所欲究者,王迹耳。”3)朱熹言:“乘义未详”,而管志道谓:“晋之《乘》以兵车起义”,此显系本于赵岐。(4)关于笔削问题。朱熹言:“孔子因而笔削之……《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亦如此。盖言断之在己,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似是本于胡安国《春秋传》,认为孔子对于《鲁史》有修改。管志道对此加以反驳:“若谓笔者,笔仲尼之新文,削者,削鲁史之旧文野,何以云‘其文则史’?曰:孔子虽笔削春秋,而未尝动鲁史一字也。不削曰笔,不笔曰削,其文皆仍旧耳。”5)管志道极为不同意以孔子作《春秋》为天子之事、“一字褒贬”的说法,认为此违背“为下不倍”、“述而不作”的家法。这一主张与他反对孟子的“不召之臣”说、师友臣之说一致,他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批评泰州学派之高扬师道。

 

12、“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

 

管志道:此章“故”字,当以《易传》“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与《中庸》“温故”之义炤之,故犹言旧物,即释门所谓本来面目也。《注》训曰“已然之迹”,亦是。但语意太滞,朱子纯从善言性者必有验于情上取义,故言“已然之迹”,如其训,似只炤到孟子所点孩提爱亲敬长之初心上,而未炤到孟子所点大人赤子之最初心上。盖唯大人为赤子时其心浑是太极初分时故物,而泛言孩提之童则已带生时许多二五杂糅之气而来,是习性,非真性,亦不可称本来之故物矣。

 

按:据朱熹《集注》谓:“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者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在管志道看来,此说是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的框架解释“故”为“发见之已然”,已发。而未发则是指性、理而言。而依管志道之说,此“已然之故”当指“赤子之初心”,也即太极未分时、人生而静以上之本源之心、源头之性。管志道此处亦援佛解《孟》。

 

卷五《万章上下》

 

1、“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

 

管志道:注解“怨慕”二字曰:“怨己之不得其亲而思慕”,尚欠核。怨者,戚戚然若有所羡。慕者,皇皇然若有所求,盖舜之不得乎亲,其心必反到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处,若但以不得其亲为怨,终疑于怨天怨亲。

 

按:此注是对朱熹之注的补充和深化。

 

 

管志道:注训“于我何哉”句曰:“自责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犹未得孟子发公明高之语意。竭力以下四句,正恝然以为我既供子职矣,其如父母之不我爱,何哉?

 

按:依管志道之意,公明高此语之意是认为大舜有怨。此说与焦循《孟子正义》所列第二种解释同。

 

2、“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

 

管志道:注谓两却之,其一疑衍,非也。问意原以再却为不恭也。盖尊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然初却必有婉辞,再却则决矣。故尊者揣卑幼之不义其赐也。

 

按:朱熹《集注》:“却,不受而还之也。再言之,未详。”朱熹对于自己未能把握者存阙疑的态度,故言“未详”,管志道据此认为朱熹是怀疑其中的一个“却之”是衍文。焦循《孟子正义》谓:“叠言‘却之’者,却之至再,坚不受也。”管志道所言“再却则决矣”近之。

 

3、“《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于今为烈”

 

管志道:注中断“商受”至“为烈”十四字为衍,亦非也。孟子盖言殷受夏、周受殷,亦以战伐得之,近于杀越,唯其当于道义,所不辞也,故于今为烈。若货从御得,则伤义甚矣,如之何其受至,其间谓有断简或阙文,良是。

 

按:朱熹《集注》:“‘殷受’至‘为烈’十四字,语意不伦。李氏以为此必有断简或阙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阙之可也。”管志道基本同意朱熹的看法,但是他认为此处并非衍文,而是有阙文,也即他遵从了朱熹所引的李氏之说。

 

卷六《告子上下》

 

1、“告子曰:性犹杞柳也……”

 

管志道:《注》曰: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以天理训性,亦未确。理即义也。告子既外义,岂不外理。直以人心之不资于见闻、不凿于思虑者为性耳。如甘食悦色便是,故以性为杞柳……

按:管志道反对朱熹“性即理”之说。因为管志道认识到,“性即理”之说用于告子的人性论却是不通的。但朱熹的解释实则是以孟子之人性论为准,并非针对告子,故管志道的批评虽不成立。但是朱熹在解释此章时径直将“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放置在“性犹杞柳也”之下,难免会引人误解。

 

2、“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

 

管志道:《注》云告子因前说而小变之,未免有欠察迩言之过。(642

 

按:朱熹《集注》谓:“告子因前说而小变之,近于扬子善恶混之说。”管志道之所以不同意朱熹之说,是因为在他看来朱熹并未理解告子的人性论,告子的人性论是一贯的,并不存在“小变”。而且,管志道也指出,朱熹认为告子近于杨雄的说法是错误的,“非告子之性宗也”。

 

3、“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管志道:朱注训“生”字曰指人物之所以知觉运动者,最是。而谓与近世佛氏“作用是性”之说略相似,则大非。吾于国初沈内翰《续原教论》中尝剖之,当以备后觉之参求一路。……注以告子自知其说之非,而不能对,一笔勾之,则卤甚矣。圈外之注尽佳,然亦断不足以服告子之心,而亦未必能阐孟子之蕴,如欲直穷到底,则非求端于乾元坤元之《易传》不可。

 

按:朱熹《集注》中的圈外之注,主要是以区分性即理、生为气,“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知……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管志道之所以说朱熹未能尽悉告子、孟子之说,正是因为在他看来,朱熹并未真正理解佛教“作用是性”之说,他说:“作者造作,用者运用,即目视耳听,手持足奔之类,禅门论性最活……若执此焉以求性,未有不落拟议思维之鬼窟者。又从儒门理路求之,殆不当云‘作用是性’,当云‘作用中有个不作用者是性也’。在见性之人迎机应物,言作用是性亦得,言不作用处是性亦得。如必执作用是性者,则未作未用之时,性在何处?如必执不作用处事性者,离着作用,性又从何处觅耶?厥窍全在‘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二句。……是与不是,只在迷悟间耳。”据此可见,管志道仍然是持“性体难说”的立场,对于性的论说总是会陷入某种偏执,不能得性之活。与朱熹的关键不同是,管志道对于“性”与“作用”的看法是采取了阳明心学体用相即的框架,而朱熹则是截然区分了性与作用。也就是说:虽然作用不是性,但是性正是通过作用体现出来,故而来开作用亦非性。究竟“作用是性”,还是“不作用是性”,全在于修道者是否能体认到“性”,也即是迷还是悟。此处亦是管志道亦禅宗思想解释《孟子》之体现。

 

4、“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彼长而我长志,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

 

管志道:告子之论性尽活,先言食色,后言仁内义外,正言爱心之起于内,与食色之性生一也。……朱注似犹未达其意,其训白马白人处曰:‘异于’二字疑衍,非也。孟子从白人身上发辨,故言人与白马之白有异,与白人之白无异……

 

5、“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管志道:以《易传》乾元性情推知,情乃性之生几不灭处也,不专属动。宋儒不能圆子思《中庸》之旨,动以情之未发属性,性之已发属情,便说煞了。此义自周元公后,无人见得。

 

按:在管志道看来,宋儒不能理解《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之谓和”的内在含义,强分性体情用。这正显示出,管志道的性情论正是以阳明学的体用相即为框架。

 

6、“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日夜之所息,平旦之夜气……”

 

管志道:《注》尽谨严,独于孔子点心处未透到孔子言外,参及孔子言外之旨,心即乾元,入在方才中,即坤元,着不得虚想。

 

按:管志道之所以批评朱熹,在于他对“心”的理解与朱熹有着根本的差异。朱熹之“心”乃知觉活动之心,并无阳明学本体意义上的本心、心体。而管志道正是采取了阳明学的观点,故谓“心即乾元”,他还有“太极即心”的说法。且从这个意义上讲,乾元之心又不同于人受生之后——即入在方寸中——的坤元之心。前者是未生之前的“大心”,亦可称为“天心”或“仁心”,而后者则是已生之后的“人心”。

 

7“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管志道:当知此章高子之为诗本正,公孙丑之问意则深,孟子之答则孔门尽性致曲之遗旨也。朱子智亦及之,而注则欠考。考《诗外传》,《小弁》非作于幽王太子宜臼之傅,乃国人伤尹吉甫男伯奇之履霜中野而作也。故诗中有“不属于毛,不离于里”等句。若太子宜臼为东周之始君,其傅安得变此雅以风天下?公孙丑又安得以凯风七子之不怨母例之?然则《小弁》何以得列于《小雅》,曰:《节彼南山》,刺师尹之诗也,既已列于变雅矣,则《小弁》正尹氏一家事,而何不可雅之有哉。……章中“谈笑涕泣道之”之“道”,正与“道性善”之道相同,乃“导”字也,读《四书》者当辨。

 

按:朱熹《集注》:

 

《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废宜臼。于是宜臼之傅为作此诗,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固,谓执滞不通也。为,犹治也。越,蛮夷国名。道,语也。亲亲之心,仁之发也。《凯风》,邶风篇名。卫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责也。矶,水激石也。不可矶,言微激之而遽怒也。言舜犹怨慕,《小弁》之怨,不为不孝也。赵氏曰:“生之膝下,一体而分。喘息呼吸,气通于亲。当亲而疏,怨慕号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为愆也。”

 

朱注虽然引用了赵岐注,但是其对此诗的理解却与赵岐有根本不同,正如焦循所指出的,赵岐是本于韩诗,以为是伯奇之诗。而与韩诗不同的毛诗则认为,此诗是周幽王之太子宜臼之傅所作,朱熹之说正是本于毛诗。就此点而言,管志道的注释正是根据韩诗与赵岐。焦循认为赵注不可从,而转从毛诗,但他指出王充《论衡》、班固《汉书》、魏曹植皆主伯奇作《小弁》,可见“当时有伯奇作《小弁》之说也”。另外,朱熹解“谈笑道之”之“道”为“语”,即说话之意,而管志道必欲解为“导”,失之于牵强附会。这与他解释“无道桓文之事者”之“道”字相同。

 

8、“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

 

管志道:注曰:“亮,信也。”又曰:“与谅同。”愚玩此训,未必合孟子之意,亮着,光明洞达之谓也。心非光明洞达,则机械丛生矣,何所执持哉。

 

按:管志道之说纯从义理偏好作解,无训诂上的根据。朱注与赵岐、焦循同。

 

卷七《尽心上下》

 

1、“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管志道:通章圈内外注,无一字无有意味,唯不离训诂家风耳。

 

按:“不离训诂家风”大概是就朱熹《集注》对孟子的这段话每个字依次做了解释而言。

 

2、“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管志道:万物皆备于我,此孟子见道亲切之言也。万物当兼形色天性而体认之,以形色言,如头圆象天,足方象地之类。以天性言,如健顺配阴阳,五常配五行之类。《注》亦近之,而未莹。止言万物皆备,犹指坤元承天之身说。若从乾元统天之大身上论,可曰万物皆生于我,亦可曰万物皆统于我。而孟子不敢言也,亦带着孔子望道未见之怀在。

 

按:此处不仅批评朱熹,亦带及孟子。“万物皆生于我,万物皆统于我”,俨然正是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的翻版。

 

3、“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之化……”

 

管志道:朱注尽佳,但其优劣孔孟之徒,未必皆核。

 

按:朱熹《集注》言:“……若孔子之于颜曾氏已。……如孔子之于冉闵……若孔孟之于樊迟、万章也。……”管志道对此表示怀疑。

 

4、“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

 

管志道:注曰“三者之弊,理势必然,虽过不及之不同,然卒同归于废弛”,义亦精矣。吾玩孟子语意,似不然。战国之世,士亦有从先王道学文学遗教众来者,往往重深造而忽庸行,已所不可已之事,薄所不可薄之伦,而曰我从事于学问也,然而造之不以其道,行多不慊于心,退必速矣。此亦孟子有感之言,学者详之。

 

按:管志道主要是说,孟子此语是有感而发,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非空言也。

 

5、“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何其血之流杵也。”

 

管志道:能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然后可与论世矣。独此章,孟子之信武成二三策,尚有遗义,而朱注之训孟子血流漂杵之义更错,孟子盖谓仁人无敌于天下,必无一人操戈向武王者,何至于商人自相杀……故谓血流漂杵之策之不可信……

 

按:朱熹《集注》:“《武成》言‘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其不可信者。然《书》本意,乃谓商人自相杀,非谓武王杀之也。”管志道认为,既然说仁者无敌,那么商人必定皆归向武王,不可能是自相杀,故朱熹之说误也。管氏之说与赵岐同。

 

6、“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管志道:《注》未尽善。邪世,处士横议之世也。《书》曰:“朕嫉谗说殄行震惊朕师。”盖帝世犹畏之,是以先王起三物之交闲其邪也。至战国而清议横甚矣。非周于德者,能无乱乎。

 

按:朱熹《集注》仅对前半句作了解释,后半句则丝毫未作解。故管志道言其“未尽善”,并以《尚书》、《周礼》之义补充。

 

7、“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管志道:此章之注必当从“外国本,‘人也’之下有‘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业者实也’,合而言之道也”,为是。朱子信到“理极分明”,而又作疑词曰:“未详是否”,则小心之过也。若如圈内所讲仁与人之合处,何以异于禅玄家之巧说。

 

按:朱熹《集注》谓: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是也。”Ο或曰:“外国本,人也之下,有‘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则理极分明,然未详其是否也。

 

圈外之言,即“外国本……”一段文字。管志道认为朱熹本注不合理,反而是圈外之言合理可从。此可见管志道之疑经态度。他批评朱熹圈内所讲为佛老之说,此显示出他对于宋儒性理之说的反感。但是他本人注解《孟子》亦屡以空言说经,五十步笑百步。

 

8、“孟子曰:……晋人有冯妇也……”

 

管志道:注有句读欠审处。本文句法盖言冯妇初善搏虎,而卒为善。齐国之士则之。“众皆悦之”之“众”即指逐虎之众。其为士者笑之之“士”,即“士则之”之“士”,非以则之野为句也。此朱注中之小失。

 

按:朱熹《集注》的断句为:“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而管志道的断句为“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朱熹之断句与解释与赵岐同。焦循《孟子正义》所列南宋人刘昌诗《芦浦笔记》中之说与管志道相同。

 

9、“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君子不谓命也。”

 

管志道《订释》:朱注尽精尽密,但于性命二意似未尽炤孟子之隐意。

 

《测义》:近儒颇多巧解,毕竟当以朱训为正,但其提点性命二字,尚欠醒耳。试剖之,凡言性者,性诸人而天不能夺之谓也。凡言命者,命诸天而人不能夺之谓也。

按:管志道在补充朱注。

 

10、“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

 

管志道:读此章者,当知……孟子在美大之中,圣神下欤。盖孟学……于孔子默而识之、不厌不倦之圣学终有脱化之未尽者在。……盖孔子上达乾元之道,以统坤元,大而化之之圣证已极,特入神之证未满,孟子上达坤元之道以望乾元,大而化之之圣亦在望中,而神境则杳然也。……《注》语谓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殆不然。他章又谓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学必引而自高,尤不然。

 

按:管志道从其对于儒学史的理解出发,对孟子及孟子之学做了定位,以为孟子未达孔子圣人之境、乾元之道,仅止于坤元之道、大人之境,故有此说。段末所言“他章又谓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学必引而自高”,出自朱熹《论语集注》,是朱熹对于“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的解释。朱熹谓:“孔子谦言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程子曰:‘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人不亲,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观于孔子、孟子,则可见矣。’”

 

11、“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管志道:宋儒每以墨氏近仁,杨氏近义为攻具,皆影响之窥尔,唯本注“务外不情,太简近实”之判近之,然亦皮肤语也,使孟子以此与杨、墨辨,恐不足以中杨、墨之膏肓,而动之归儒。又当知孟子之所谓儒乃孔子一贯帝王之儒,非后世出入释老之儒也。

 

按:朱熹《集注》:“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管志道不仅批评宋儒“墨氏近仁,杨氏近义”之说,且亦批评朱熹此处的注释为肤浅。因为,在他看来,“杨墨皆求仁者,而所宗不同。墨翟宗禹之胼手胝足……得仁人之用而荒于体者也……杨朱宗老氏之无为无欲而民自正……得仁人之体而疏于用者也。”也就是说,杨墨之学亦是求仁之学,并非宋儒所攻辟的异端,只不过二者之学都未能得孔子仁学之全体大用。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极力塑造孟子攻杨墨的辟异端形象不同,管志道认为,孟子此处之言是说,归杨和归墨是“归儒之渐”,杨墨之学要远比乡愿、俗儒“近圣人之道”。据此,他说孟子身承孔子、大禹、老子三圣之渊源,即于此体现。“非后世出入释老之儒也”似在批评宋儒之出入佛老。

 

12、“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

 

管志道:注精矣。今味孟子语意,似非以动容八句分属性者。君子行法一句分属反之。言道本天然,性者,性乎此。反者,反乎此也。行法俟命,虽向汤武反之一边说,而本根则从尧舜性上来。

 

按:朱熹《集注》正是以“动容”八句话为解释“得全于天,不假修为”、“自然而然,无不中礼”的“性者”,而以“行法”一句尾解释“修为已复其性”、“虽未至于自然,而已非有所为而为”的“反之者”。管志道不同意这种划分。

 

13、“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

 

管志道:此章全发孔子进狂狷、退乡愿两意……孔子在陈思及鲁之狂士,后儒张大其说,以为不得行道于天下,故欲传道于万世。愚久覈其不然,三代以前,绝无传道之说,传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按:管志道所提到的“后儒张大其说,以为不得行道于天下,故欲传道于万世”,正是朱熹《论语集注》之说,朱熹解释“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说:“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归之叹也。吾党小子,指门人之在鲁者。……夫子初心,欲行其道于天下,至是而知其终不用也。于是始欲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管志道所言“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语出《庄子·胠箧》,以此批评宋儒的道统论,“三代以前,绝无传道之说,传者为诸侯”,这表明他对于宋儒以道统论解释《论语》、《孟子》的做法,并不能尽数认同。他的这一不满尤其体现在他对《孟子》末章“见知闻知”的解释上。详下条。

 

14、“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者……”

 

管志道:末两句,《注》谓前“无有”指见知,后“无有”指闻知,似不得孟子感伤之意。……(余谓)前言“尔”者,尔文王之位,谓孔子有闻知文王之实,而其位不尔也,伤文王之迹之久熄也。后言“尔”者,尔太公望、散宜生之伦,谓颜闵辈有见知孔子之具,而其遭不尔也,伤孔子之泽之将斩也。

 

或问:七篇之后有宋朱文公熹引……颐正叔序文实之,盖将尧、舜以至文、孔相传之道统属明道也,果否?志道敢飏言曰:此可以论斯文之统,不可以论斯道之统也。后儒执正叔之序为口实,遂将作君作师之道统并而归诸与斯文之匹夫,则固矣。当知文王以前,君师之统合于一,孔子以后,君师之统裂于二。道之大原出于天,天未尝使人裂也。人自裂之耳,正叔序明道,仅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而不尽据韩退之“尧、舜递传文、孔,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之案,良为有见。然自朱熹……遂认帝王之道统匹夫得与……真偏词也。……夫匹夫可以任未丧之文,不可以任未丧之道也。道实统于帝王,第辅世长民必以德耳。仲尼既殁,大程未生,四时不行乎?百物不生乎?安可谓继周有作,遂无一君一相与于作君之道统者。

 

按:管志道之说吸收了赵岐的注释。朱熹言:“孟子忧后世遂失其传,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其解释此章是以孟子自任道统作解,完全以道统论为内容作解,元明时代受其影响的儒者亦奉行如仪。

 

但与此不同,管志道突出了孔子德位分离的悲剧境况,这种解释正是取自赵岐《孟子章句》。赵岐言:“见而知之,谓辅佐也……亲见圣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闻而知之者,圣人相去卓远,数百岁之间变故众多,逾闻前圣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难也。”其意谓孟子所举禹、皋陶、伊尹等人都是能够辅佐圣主的见而知之者。孔子生不逢时,没有圣天子在上,自然只能是闻而知之者,这便是孟子以孔子为闻而知之者的原因。在谈及孟子时,赵岐说:“言己(孟子)足以识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圣人,若伊尹、吕望之为辅佐。”这也正是就孟子是否能为天子之辅佐从而使道措行于天下来说。而且,赵岐将孟子末章之“无有乎尔”与孔子作《春秋》至获麟而绝笔相提并论,作为孔孟忧叹王道不行的双重悲调。他说:“此章指言天地掊判,开元建始……莫贵乎圣人。圣人不出,名世承间,虽有此限,盖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获麟’而止笔,孟子以‘无有乎尔’终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

 

又,管志道批评程颐、朱熹以程颢为道统的传承者,认为这开启了后世以道统属之匹夫的做法,这是大谬。道统只能是由帝王来继承,比如明太祖,管志道以为明太祖正是“闻而知之者”。

 

 

二、简要分析与结论

 

观管志道之《孟义订测》,其书参考历代注疏,包括赵岐的《孟子章句》,孙奭的《孟子注疏》以及朱熹的《孟子集注》、薛应旂《四书人物考》,等等。若论其参考之古代典籍,六经皆在其中,此外,更是包括《汲冢竹书》等史书。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由于管志道在评判孟子及孟子之学时,总是将其与孔子作对比,甚者更进而与西周之初的文王、三代之尧舜作对比,因此他颇为重视《周礼》与《礼记》,尤其是《礼记》的大同小康说,成为其判别孔子、孟子之学的标尺。在他这里,对于孟子与孔子之学的差别,二者所达之境界的不同,如何进行疏通与安排,就有了一个历史的维度存在。如他将孟子的“不召之臣”说视为大同之世的常态,而战国之世则只能是一种“权法”。再如他对齐桓、晋文霸业的辩护,也正是因为他看到在春秋战国之交,未有二者之霸业可以尊天王,维持“王者之迹”于不坠。正因其看待《孟子》、解释《孟子》所具有的历史维度,使其注解显得虽然亦重义理,但是与朱熹相比,却显得更重历史事实的考证与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脱却了前儒空谈性理、空言说经之风。正因此,《孟义订测》在某些地方能补朱熹之缺失。

当然,也正因为其历史维度,使得他对《孟子》的诠释中抑制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一维的强度,思孟一系中的《孟子》一书本堪称儒学道德理想主义的源头,也是高峰,故宋明儒喜言之,但在《孟义订测》中,管志道屡屡以现实主义的、还原当时情境的眼光对《孟子》进行审视和打量,故此书不仅屡屡批评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亦屡屡批评孟子,对《孟子》中的很多文字都抱有怀疑态度。

 

管志道《孟子》注解的历史维度最强势的体现无疑就在他对《孟子》末章“见知闻知”的理解上,直接否定了宋儒的道统说,转而以君师合一、道治合一论道统,在这一语境下,他说明太祖朱元璋就是继承圣人之道的“闻而知之者”,有着“庸孔高帝”之倾向。

 

管志道对于朱熹《集注》之说,大多能够接受,但当关涉重要的义理问题时,管志道往往对朱熹持有批评,这些义理问题主要涉及:人性论、性情关系问题、人禽之辨问题,如朱熹坚执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而管志道则认为“一有一切有”,不可执。朱熹以性为未发,以情为已发,而管志道则认为情是性之生生处。朱熹以天理论为基础认为人禽有别,而管志道则认为从万物一体的浑然太极上看人禽无别。而归根结底此三大问题都与二人的根本立场有差异有着关系,一者是理学,一者是心学。

 

又,管志道在批评朱熹时的一个思想背景是,他所持的三教融汇观点,如他认为孟子并非是单纯辟杨墨,杨墨之学亦是以求仁为宗,是进于圣学之阶梯。晚明是三教融汇的高峰时期,远越前代。这意味着,当时的很多儒者,比如阳明后学儒者,都在思考如何融摄佛老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大潮下,管志道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此即“圆宗方矩”的观点。其主要理路是,宗欲圆,而教欲方。即就教法而言,儒、释、道三教不可相滥相混。但是就归宗之旨趣言,三教一道,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故而其宗则同。也正是因此,他在论及儒家人性论时,必将其源头上溯至太极未分之时,也即佛教的本来面目,道教的“炼神还虚”之“虚”的阶段。

 

晚明的《四书》学著作繁多,在笔者看来,阳明后学的《四书》学著作尤其值得关注,例如焦竑的《四书讲录》、季本的《四书私存》、周汝登的《四书宗旨》,因为,朱熹之后的元明四书学,基本是以朱学为宗,在这一范式的主导下,最多是“修修补补”,做出新的义理创获是极难的。而阳明学产生之后则不同,以良知学注解《四书》成为当时的一大景观。唯此景观,我们至今尚未能登堂入室,饱览回味。其与理学的《四书》学著作在内容上有何差异,在态度上有何不同,我们都未能进行深入了解。这对于观察明代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来说,无疑是需要弥补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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