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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逆志臧克和
发布时间:2013-08-09   浏览次数:

 

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
 
--《孟子》“以意逆志”疏
 
臧克和
 
内容提要:孟子诗论所持“以意逆志”,本意是强调文本整体意义,即作品具体单位语意的准确理解,有待于整体意旨的规定。尊文本而不外鹜,与知其人方能通其诗书的主张,正一体之两边。《管锥编》论“一解即是一切解,一切解即一解”,释义方式为“阐解之循环”,即联类《孟子》“以意逆志”。
 
关键词:文;辞;文本结构;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知文论《诗》。孟子说《诗》,持“以意逆志”说,见《孟子•万章上》: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遗。”信斯也,是周无遗民也。
 
又见《孟子•万章下》: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此乃与古为友。《庄子》与古为徒)。
 
  前者强调由基本构成单位,联系作者整体文本意图;后者则强调对于作者的了解,才能真正认知其作品。正是一体双边,完整的解诂思想。清儒的继承,偏于前者,有偏枯之处。后世理解的失误,则重在前者。
 
 
 
 
关于“意”,自古存在两种解释。
 
  一种认为“意”是指“读者之意”,如汉代赵岐《孟子章句》:
 
  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
 
  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
 
  朱熹《四书集注》中也主此说:
 
  当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另一种认为“意”是“古人之意”,如清代吴淇《六朝选诗定诗缘起》主张:
 
  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指咸丘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
 
  但是,意属古人,在《孟子》说《诗》上下文里,究竟指向何种意义单位类
 
型,并未落实。
 
  其中尤以第一种解释对后世影响为大,即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朱自清《诗言志辨•比兴》:
 
  以意逆志,是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
 
  此解一直影响后来诗论注解。
 
  郭绍虞《历代文论选》关于孟子“以意逆志”,大要以为“意逆在我,志在古人”,代表了历代文论选本及注释者的基本认知倾向。
 
 
  诗歌言志,行人赋诗。后人解释,以己度人,不啻为主观臆测、穿凿附会大开方便法门。先秦文本,由于简单古朴,且去古已远,如不纳入统一的结构当中,已经无法取得确定的解释。玆按照统一结构框架即完整文本语境规定,不敢稍加穿凿,尝试补说如下。
 
  (一)“说《诗》者”
 
  作为整个语段内部所有分句所陈述对象,语法结构就是主语,所指也就是《诗》的读者。至于所陈述内容,包括“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
 
最后“是为得之”为孟子的肯定判断,故我们作如上句读,语义并见下文。
 
  (二)“不以文害辞”
 
  按先秦汉语结构,一般文与质构成对立,习惯上所谓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如
 
《论语•雍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不以文害辞”一组关系中,文与辞构成对立,与质无关,文就是指称所有的字。《左传·昭公元年》:“於文皿蟲爲蠱。”杜预注:“文,字也。”至于文与字的区别,见《说文解字•叙》: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诸之书,书者如也。
 
  所以,文字之文,从色彩花纹而来。古代刑罚之一,将犯人脸上刺字或花纹,
 
皆称为“文面”。
 
  至于“不以文害辞”中的文与辞,就是字词语句等基本文本构成结构单位。“不以文害辞”,直解就是提醒说《诗》的人,通过文字来了解词句,但望形附
 
会、纠缠字面而不见词句意义,是“以文害辞”流弊反映。
 
  该句“文”与“辞”关系界定意义,还间接反映了春秋时期《诗经》传播的主要方式,已经脱离了所谓“口耳相传”的水平。
 
  (三)“不以辞害志”
 
  此一组关系中,辞与志构成互相区别对待的结构。
 
  辞者,承前句“字”而来,为更高一级结构单位。在孟子看来,谓之词句,属于整体结构单位的更大一级。“志”即“诗言志”之志,传统上谓之“章旨”,属于结构单位的第三级也就是《诗》篇整体。这种解诂程序,到清儒那里,中间还独立提出“句子”一级,原因是《万章》所谓的“辞”,原本包含语句单位,参见下文举例。如此,《孟子》文本语境里,存在这样由低到高的结构单位序列:
 
  文者,字也;辞者,词句及长度超过词句而不满一章的结构单位; ②
 
志者,辞句所意义组合为章旨大意也。直解就是提醒说《诗》者要通过辞意进入到章句整体大旨,不能停留在个别词语句子单位。词语句子单位的意义,是由整体章旨规定的。词不逮意、意不称物,抑或脱离文本就词论词、就句论句、词肥意瘠,谓之断章取义,就是“以辞害志”。
 
  各种结构单位,地位存在差等。由此可知,“诗言志”,所言当然不会是读者之志,只能是诗人之志。“诗言志”所定义的,自然是作品与诗人通过作品所传达的情志关系。
 
  (四)“以意逆志”
 
  词义组结构关系中,意,上文所谓《诗》字词句各级单位所达之意,也就是字意词意句意。志,即作品整体体现出的主旨,也就是诗人通过作品所传递的情志。上下文结构中各字使用地位:
 
  逆( 金文 简帛 古陶    汉印)迎也。从辵屰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宜戟切。
 
  迎(    汉印)逢也。从辵卬聲。語京切。
 
逆有倒、迎两边,俗语称“倒推”。汉语史所谓“逆子”“逆水”即是。是
 
逆、迎也,迎、逢,对接,今语即为“对应”。即部分语义单位的理解,要受整体作品的制约,要建立在跟整体意旨联系的基础上。
 
意、志并用,形成区别对待,在上下文中各有分工:
 
  《说文·心部》:“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实际结构可分析为从心音声,古代音、意阴阳对转。心音即心声,而言为心声,就是古人所谓的“诗歌”作品,诉诸外在的音乐的语言结构形式。汉语史上通常以“诗意”为习惯性结构,而不使用“诗志”结构。
 
  《说文· 心部》:“志,(簡帛   古璽 漢印
 
石刻)意也。从心之聲。”形声结构,即所谓情感活动,即心理指向。《诗序》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亦即上举清儒所谓“以意为舆”之关系。
 
  孟子诗论所持“以意逆志”,本意是强调文本整体意义,即作品具体单位语意的准确理解,有待于整体意旨的规定。
 
  前后文本出现两个“志”,就是所谓“《诗》言志”之志,也就是《诗》的章旨主旨。说《诗》者或以同字异指,羌无根据。孟子说《诗》主张,结构图示如下:
 
  字意词句意(A)→服从于→章旨主旨(B);
 
  因此,字意词句意(A)→联系到→章旨主旨(B)。
 
  在整个关于说《诗》者的语境里,孟子以“不以……”与“以……”两种结构构成否定排斥与提倡主张的对立。其中文与辞、辞与志、意与志等基本结构构成要素中,并未给第三者留出可以插入的结构空间。
 
  至于作者意图的认知理解,就是《孟子•万章下》所表述的: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尊文本而不外鹜,与知其人方能通其诗、书的主张,正一体之两边。以往说诗者在这里将上下文一致的同一概念,偷换为分别指向客观诗人和主观说诗者两边。作为对象的意图如何推测认知?只有根据文字所达辞意句意,亦为客观存在。所以,对于解诗者而言,强调的是文本整体联系,而不仅仅是文字词句各级个别的局部单位。
 
  (五)“是为得之”
 
  得,可与悳通用。由于版本并非一次性共时书写文献,目前实际无法推断《孟
 
子•万章》当时使用了哪个字。《说文•心部》:“悳,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得,即合,内外相符。是为得之,就是说,这样(说《诗》者根据上下文的理解程序)就合乎《诗》的本意了。类似语例,见古书“此言得之”等,作用
 
一揆。
 
  (六)“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遗。’信斯
 
也,是周无遗民也”
 
  孟子所举说《诗》例证。由此可知,孟子所说“辞”的单位,实际上是小于整章单位的诗句。简单根据部分词句理解,不能联系整体大旨,难免出现断章取义,有悖情理的解释。
 
  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夸饰》篇中即举到《孟子》所用《诗》句例:
 
  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
 
  他指出夸张的修辞虽然言过其实,但因为能通过形象的夸张来传难写之意、达难显之情,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确实,“靡有孑遗”四字,所述虽非事实,但却突出了旱情之重忧心如焚,为所谓“艺术的真实”。《诗经·大雅·云汉》全篇为周宣王祷旱之词,突出旱魃肆虐。
 
  另外,赋《诗》言志,蔚为春秋外交场合风气。所赋者,当然是被赋诗者根据现场所需将所所援引的《诗》句,构成为了赋诗者自己的作品文本;所言者,自然就是赋诗者作为外交行人的意图。这类关系,与读者“说《诗》”者关系,应该区分为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从其说《诗》主张所及例子来看,孟子“说《诗》”,
 
为有感而发。
 
                 四
 
  孟子持论,倡导整体规定部分,否则即为断章取义;反过来就是部分的理解,有赖于联系整体,即由文字通乎词句,由词句通乎章旨,反过来又由整体章旨规定字词句意的理解:即达乎诗人情志的解诂过程。
 
  尊文本而不外鹜,谨严如清儒戴东原等人,皆祖此论。如《戴震全集·与是仲明论学书》:
 
  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
 
  整体存乎部分,而部分可以通乎整体。至于《戴震全集•古经解钩沉序》,俨然强调为一种解诂的程序: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
 
  整体的把握,自然先由部分认知开始。但是部分的意义,取决于整体的规定。因而部分的准确理解,应该体现着整体的意图。是故循环阐释,可以补救偏枯。线性解诂程序,显而易见存在思想上的“偏枯”。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一册论《毛诗正义》,据西方语言学理论,倡“阐释之循环”,作补偏之论。①伦敦学派创始人弗斯(Firth))提出“意义”是由“语境”决定的:“任何词使用在一个新的语境之中,就会成为一个新词”(1957)。因此,研究意义需要从语境入手。弗斯反对剥离语境研究语言,强调文本的整体性,提倡着眼于语境中的文本,用心一揆。后人以“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难免流于主观臆测。
 
  参考文献:
 
  《管锥编》论“一解即是一切解,一切解即一解”,释义为“阐解之循环”,即联类《孟子》“以意逆志”:
 
   “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注》:“不义于君,不亲于兄,非众所附,虽厚必崩。”按解“不暱”为太叔“不亲”庄公,非也。“不暱”谓众不亲附叔段,非谓叔段不亲于兄。其语紧承“厚将得众”而驳之,遥应“多行不义”而申之,言不义则不得众也。此类句法虽格有定式,而意难一准。或为因果句,如《论语·述而》之“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墨子·尚贤》上之“不义不富,不义不贵”;后半句之事乃由前半句之事而生,犹云“不愤则不启”、“不义则不贵”耳。或为两端句,如《礼记·礼器》之“不丰不杀”,《庄子·应帝王》之“不将不迎”;释典中尤成滥调套语,如《圆觉经》之“不即不离”,《心经》之“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双提两事而并辟之。犹云“不丰亦不杀”、“非即非离”耳。杜注盖误以因果句为两端句矣。倘见“丰”与“杀”、“将”与“迎”等之意皆相反,遂类推谓纳二字训反者于此匡格中,斯成两端句,则又非也。韩愈《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塞”为“流”反,“止”与“行”倍,犹“生”之与“灭”也,而其为因果句自若。故祗据句型,末由辨察;所赖以区断者,上下文以至全篇,全书之指归也。……王安石《临川集》卷七二《答韩求仁书》:“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杨子谓‘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犹之《诗》以‘不明’为明,又以‘不明’为昏;考其辞之终始,其文虽同,不害其意异也。”明通之论,足阐《孟子·万章》所谓“不以文害词,不以词害志”;
 
  【增订四】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庄子所谓“意有所随”,释典言之更明。刘宋译《楞伽经·一切佛语心品》第三:“观义与语,亦复如是。若语异义者,则不因语辨义,而以语入义,如灯照色”;《一切佛语心品》第四:“依于义,不依于文字。……如为愚夫以指指月,愚夫观指,不得实义。”
 
  晁说之《嵩山集》卷一三《儒言》无一则不隐斥安石,而《旨》、《同异》两则与安石此论如造车合辙。苏轼《东坡集》卷二三《书<篆髓>后》谓“言各有当”,“字同义异”,学者不可以“一字一之”,举《易》、《论语》中例;薛蕙《薛考功集》卷一〇《与崔子钟书》谓“不以一物专一字”,亦“不以一说蔽一字”,举“理”字为例。《日知录》卷二七考《国语》言“高高下下”者二,各自为解;亦足等类。聊增一例。《孟子·梁惠王》:“老吾老,幼吾幼”,“老老、幼幼”者,尊之爱之也;《列女传·齐管妾婧》:“毋老老,毋少少”,“老老、少少”者,轻之贱之也。亦“文同不害意异”,不可以“一字一之”,而观“辞(text)必究其“终始”(context)耳。论故卑之,识其小者。两文俪属,即每不可以单文孑立之义释之。寻常笔舌所道,字义同而不害词意异,字义异而复不害词意同,比比皆是,皆不容“以一说蔽一字”。
 
  【增订三】《二程遗书》卷一八《伊川语》:“凡观书,不可以相类充其义。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
 
  【增订四】“阐释之循环”由阿士德首申此义,见所撰《语法学、阐释学、订勘学本纲》第七五节,其书于一八〇八年问世。此盖修辞学相传旧教,阐释学者承而移用焉。
 
  《鬼谷子·反应》篇不云乎:“以反求覆?”正如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戴震《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又卷一〇《<古经解钩沉>序》:“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然《东原集》卷一〇《<毛诗补传>序》:“余私谓《诗》之词不可知矣,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作《诗》者之志愈不可知矣,断以‘思无邪’之一言,则可以通乎其志。”是《诗》破“古经”之例,不得由“文字语言”求“通”其“志”,如所谓“循阶”以升堂入室;须别据《论语》一言,以“蔽”全书之“志”,反而求“文字语用”之可“通”,毋乃类梁上君子之一跃而下乎!一卷之中,前篇谓解“文”通“志”,后篇谓得“志”通“文”,各堕边际,方凿圆枘。顾戴氏能分见两边,特以未通观一体,遂致自语相违。……《华严经·初发心菩萨功德品》第一七之一曰:“一切解即是一解,一解即是一切解故”。其语初非为读书诵诗而发,然解会赏析之道所谓“阐释之循环”者,固亦不能外于是矣。
 
  (钱钟书著《管锥编》第一册《左传正义》之三“隐公元年”,见《钱钟书集·管锥编》一,第277—28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版)
 
  精绘《全图足本镜花缘》(李松石撰,上海启新书局民国十三年仲春月印行,波恩大学汉学系图书馆藏本):
 
  凡言诗总要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方能体贴诗人之意。见第十七回“因字声粗谈切韵,闻雁唳细问来宾”,紫衣女子谈论切韵:“不知音,无以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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