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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孟子仁政说的君主观念
发布时间:2013-08-09   浏览次数:

Wolfgang Ommerborn (欧阳博)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波鸿鲁尔大学)

(一)

在孟子(约公元前372-289年)的仁政说,关于君主的政治作用以及对他的权力的合法化(Legitimation, legitimacy)的观念非常重要。孟子认为,君主应该是道德原则的最高典范。因为君主的行为有一种典范作用,就每个人的行为都应该取决于君主的行为。所以君主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成为人们的老师。在儒学的政治思想,君主的合法性一定和“天”相关,而“天命”向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即一位能够实现道德原则的人,降下了管理天下的大任。《孟子》中“天”的意思不太清楚,没有准确的解释。虽然在《孟子》的一些地方还有古代宗教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总的来说,“天”这个概念不是指一个神灵而是指道德秩序的总体。人就扎根于这种秩序之中,并且应该适应这种秩序。对孟子来说,人就和天的秩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一秩序体现在他的本性之中。因此孟子能够说:“知其性,则知天矣。”

  跟别的儒家思想家一样,孟子并没有想到君主制之外的政治体制。对儒家思想而言,君主制之外的政治体制,总体来说没有思忖。君主是政治上的最重要行动者。可是,在孟子的仁政说,民本思想和批评暴君或没有能力的君主的思想非常重要。

(二)

  虽然孟子并没有超越君主制的政治体制,但是他提出了一种君主对人民负有重大责任,并且受到权力限制的思想。这种思想建立在孟子的本体论基础上。这个理论基础是所有人都有内在的道德本性。仁政概念还体现了一种信念,即内在的道德原则不仅必须被个人实现,而且也应该作为行为准则,在国家和社会中,构成建立和维护秩序的先决条件。孟子相信,只有政治行为的这种形式,才能保证一个政府的持久、稳定;“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他举出历史上的例子,夏、商、周朝的兴起和衰落来说明:“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考虑到周朝其实是在孟子死后数十年才灭亡的,孟子的话不免令人惊讶。在孟子活着的时候,尽管周王仍然作为中央挂名的统治者,但事实上,周王室早已没有了中央统治者的实权。孟子也相信,周王已经不再对天下秩序的建立有任何意义。这一点也表现在,他只向诸侯国的君主们提出实现仁政的要求,而且周王明显地遭到了忽视。因为这个缘故,孟子在宋代的非孟尊孟的讨论中遭到了思想家如李冠(1009-1059)的指责,即他不尊重周王并间接地导致了周王室的灭亡。李冠控诉道: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鸣呼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这段引文中包含的指责,即孟子的态度为倾向法家而反对儒家的秦朝的夺取政权在意识形态上开道,当然是一个错误。建立在法家的政治概念,即主要是建立在镇压与暴力基础上的统治,实际上和仁政说的政治理念是完全对立的。

  对孟子来说,仁政的特征是,君主以道德的原则对待所有人, 一位实行仁政的君主,就符合君子的理念。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体现了儒家的典型特征:君子对人的行为也要分层次。他亲近的亲人,因为他更爱他们,所以他对他们要比对其他人更好。一种平等的爱的设想,早在孟子之前已由思想家墨翟(约公元前468-376年)提出,即“兼爱”,但在儒家思想中并没有这个概念,而且在孟子对墨翟的批评中,这个概念甚至被明确地认为是动物的行为,遭到驳斥。然而,在孟子那里,和墨翟的论证相类似的是相互性 (Gegenseitigkeit,reciprocity)思想,在《孟子》中是这么说的:“爱人者,人恒爱之。”对孟子来说,尽管受到的对待的程度取决于行为的施者与受者的职位,或者个人在家族或社会结构等级中的地位,然而原则上,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和道德原则相一致的对待,以避免不公的行为。由此可见,这里的关键并不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对待,而是布鲁姆(Bloom)在谈到孟子的理论时称为“基本尊重”(basic respect)的东西。这自然尤其适合君主以及他对待人民的政策,当君主合乎这一设想地去行为时,他就实现了仁政。

  按照孟子的意见,他那个时代--称为“战国时代”--统治者政治行为中仁政和“基本尊重”的缺失是随处可见的,是诸侯国内和诸侯国间的混乱和血腥战争的原因。当梁惠王问,什么能给他的国家与他的政治权力带来更大的利益时,孟子被激怒了,他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然后孟子指出了以利益为目的的政治的后果。如果惠王逐利,那么他国内的所有人都会追随他的榜样,从贵族到民众,他们眼里就只会看到利益。上下追求利的结果是:“国危矣”。孟子相信,“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这里,孟子显然只将利益理解为个人私利。按照他的看法,满足自己的利益,总是意味着同时给他人带来损失。如果君主们在国家中如此行为的话,影响的规模是极大的。因此孟子要求君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政治行为恰恰是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反面,因为它关注的焦点是公众的福利。尽管孟子强烈地驳斥利这个概念,然而清楚的是,他没有拒绝全体民众包含在内的公利。而这一点,一再地在他向当权者提出的保证人民物质生活的要求时,得到了清楚表达。这种公利也是和仁政的原则相一致的。

  当梁惠王对孟子抱怨说,尽管他施行的政策要比邻国的君主们好,但是他的国家的人口并没有增加,而他的邻国的人口也没有减少时,孟子就说,这些措施还不足以符合仁政的理念,在惠王的政策与他的邻国君主的政策之间实际上只有一个量上的,然而并非真正质上的区别,也就相当于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孟子对曰:“王好战,請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梁惠王]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这位国王关心的首先是增加人口,以使自己的权力得到加强,然后才为他的人民的福利操心。这意味着,仁政不是他统治的目的,而只是一个工具。由此可见,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

  然而,符合仁政理念的统治是不容易实现的,在政治过程中,君主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孟子以古代圣王为例,他相信,他们忘我的辛勤工作,不是为自己的好处,而是利他主义的、只想着全体人民的幸福:“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在他的人性本善理论的基础上,孟子清楚地说明,每个君主也有内在的能力,在他的政治行为中能实行仁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以他的人性理论中包含的良知与良能的观念为例。孟子认为,个人在特定的情况下会自发地产生道德感,并从中萌发正确的行为。例如,孟子描述说,每个人看到一个将要坠入深井的小孩时,“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而且会不假思索地想要救这个孩子。孟子还回顾了一个关于齐宣王的故事。当宣王看到一只用作牺牲的牛被人牵走时,觉得无法忍受,他自发地感到,他不能允许这样一桩悲惨的事情发生。宣王就向周围侍从发出一个命令:“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然后,宣王让一只羊代替了牛。孟子对此的解释是:“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孟子将这样的行为称为“仁术”,因为这里的道德行为是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出于其他动机,例如降低成本,或者在孩子将要坠入深井的事件,我们救他的原因,“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然而,这一自发的道德反应是不够的,尤其对于一位统治者来说。于是孟子虽然在宣王面前承认:“今恩足以及禽兽”,然后却加以批判地说,“而功不至于百姓者”。自发的道德行为,对孟子来说只具有有限的特性。我是说,孟子以这种自发行为为依据,提出道德原则是人的内在本性这一理论。这就是说,自发行为证明道德是一种内在本性的资质。而更为重要的是,当人意识到道德性的时候,他认识到了善,并且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有目的的加以实现。孟子相信,君主像普通人一样,具备道德行为的潜质,“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君主也同每个人一样,不仅在本性中有善的资质,而且也具有将这一资质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有意识地实现的能力。因此,他也“能”实行仁政,正如每个人从本性而来就能实行人道一样。可是,君主常常不要实现(“不为”)他内在的能力。

  孟子因此认为,他自己的任务就是,通过教育来帮助君主,实现他内在的善的资质。孟子从他的人性理论基础上出发,以自己作为个人实现了自身潜质的例子。他相信,他自己拥有知识和能力,就能在天下建立道德秩序。所以他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他还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然而,孟子既不是统治者,也不能用自己的学说来影响某个君主。有鉴于此,我们必然要提出这个问题: 仁政是否只是一个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 孟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以古代的圣王为例,说明仁政可以得到实现。所以他对周朝的建立者清楚地确定说:“文王发政施仁”。在另一个地方,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所以他相信,一些君主在过去确实实践了仁政。他以这种乐观的信念为指导,也可以说,仁政确实能在政治实践中实现,因为在古代它曾经实现过。在《孟子》中,也有一些同时代的君主或官员的例子,他们有一定的理解力,能够从孟子对他们的批评中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比如,孟子指责齐国的一位官员:“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这位官员承认了他的过错。当孟子向齐宣王讲述这件事时,宣王回答说:“此则寡人之罪也。” 宣王虽然在这里承认错在己身,可是总的来说他也不是仁政的君主。我已经提到了,孟子对宣王说过,王的“恩足以及禽兽”,可是“不至于百姓”。在《孟子》中还有一段孟子与宣王的会谈,孟子问宣王:“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宣王说:“弃之。”孟子继续说道:“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宣王答道:“已之。”最后孟子直指齐王说:“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对这个问题,宣王却没有回答。

  在孟子看来,仁政的要求中包含了君主不能滥用权力去害人或者甚至去杀人。他的态度在一段和梁襄王的对话中得到表达。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道: “定于一”。襄王:“孰能一之?”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也就是说,君主必须重视,人的身体和生命的不可伤害性,保护他治下的人民,不受灾祸的危害。孟子原则上确信:“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可是,他认出了他同时代的当权者也能够很容易地推卸责任,例如推说天时不利导致收成不好,引起了饥荒, 他们就说:“非我也,岁也。”孟子坚决地驳斥此类辩解,因为他认为,一个实行仁政的政府就是在灾荒年月也能够为百姓着想,解决问题,即保护民众免受灾害。孟子也说: ”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他清楚地表明,一个人直接地--如用木棒或剑将另一个人杀死,还是间接地--如用苛刻的政策杀人,两者中间并没有质上的区别。

  孟子的仁政说可以说是一项正确政治行为的政纲,它抓住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具体弊病,并力图加以解决。例如:孟子表达一个在生态学上也有意义的思想,“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君主必须注意,让他的人民在捕鱼时不要使用网眼太小的渔网,只在特定的时间伐木,也就是说,不要无所顾忌,受短暂的利益所驱使去采伐树林。那么就总会有充足的鱼可食,有足够的木材用于取暖和建造。这样的措施显然表达了一种审慎的,有远见的经济和政治思想。在这种思想中,重要的是,人民全体得到了充足的物资保障。然而,中国历史表明,在真实情况中,这种要求实行审慎的、可持续经济的建议,大多数时候都被忽视了。所以维托夫(Wiethoff)说:“黄土高原上原本的森林,在两千年间几乎全部被采伐一空。今天大部分寸草不生的山脉,可能在汉代还大体上被森林覆盖着。”如果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们重视过孟子关于生态学上可持续经济所说过的话,那么现代中国的一些环境问题肯定会少一点儿。另外一个基本要求是君主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人民参与他自己喜欢的娱乐活动。这个要求的目的是统治者不应该有过分奢侈放荡的生活,导致人民忍饥挨饿。“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孟子就说:“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君主以此证明,他对人民有同情之心。孟子相信,这种行为对君主自身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人民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回报他:“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如果君主分享人民的焦虑和快乐,人民就不会置疑君主的合法化,会一直支持他。这种的政治对君主自身来说是有利的,并表达了孟子学说中的相互性的观念。孟子又提出君主有义务在人民中间实现土地的公平分配。在这里他主张引入井田制,这个制度的基本思想是,给所有人都分配到可供开垦以及居住的土地。孟子相信,这种制度是仁政在政治行为中的一种具体的表现。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按照孟子的看法,伴随着这样的措施,不仅人民的物资供应得到了保障,而且他们的道德行为也受到了正面的影响,因此他讲:“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他还说,人民就“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然而,孟子并不赞成,完全摒除人民对国家的责任,因为他相信,统治者必须从人民那里得到适当的物资帮助,以使他们能够执行各种公共任务。可是,他要求,税收和徭役必须适当,公正合理:“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对孟子来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税赋政策也不允许成为当权者个人敛财的手段。因而他也说,税赋体制应该以圣王尧与舜的体制为指导。孟子还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这里指的是,一位君主不应该在农忙时节强迫农民服徭役。总的来说,孟子特别关心的是君主们对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孟子不说个人或人民有权利(Rechte,rights),可是他仁政说的君主们的义务与责任,即 “当权者向下的义务”(die abwärtsgerichteten Pflichten der Mächtigen, the downward directed duties of the powerful),能够被解释为人民的“间接”的权利 (“indirekte”Rechte, “indirect”rights)。可是这个理论的弱点就是这些“间接“的权利完全依赖于君主们的能力和好意。

  仁政的实践当然意味着,君主并非通过暴力管制和镇压来统治人民。君主不要恐吓人民,使他们遵循他的命令,而是他必须通过道德,通过物质上的善行赢得人民的心。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真诚地甘心追随他、拥戴他:“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明确指出,如果一种政治行为,使人民的利益被忽视,将会带来怎样的危险,“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 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在困苦和贫穷之中生活的人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献身于一种道德生活,更为可能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并因而构成不安定因素。因此在孟子看来,仁政的实行对君主及其政权的维护也是必要的。君主实行仁政,才能实现社会生活和国家制度的井然有序,所有人都将道德作为行为的准则。这自然也包括了人民对君主的忠诚原则。人民甚至将会为了君主投入到对抗强大的对手的战争中去。孟子相信君主实行了仁政,他的人民就坚定不疑地站到他这一边来支持他。君主的人民就“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他们甚至甘愿为了一位那样的君主去死:“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所以,孟子提出,一位确实实行了仁政的君主,就是走上了“王道”。“王道”是“霸道”的对立面:“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对孟子来说,“霸道”就是强权政治的意思。他说跟夏、商、周三代的三位国王相比,“霸”主就是罪犯。孟子相信,走上“王道”的君主就将成为真正的君主,他实现仁政的原则。他的国家的人们都非常满意和高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不但他的国家的人民喜欢他而且每个人要被他统治,他就将经历,“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斯天下之民至焉”,“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 […]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 […]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由此可见,天下所有的人都希望被那样一位君主统治。在这些言论里,体现了孟子的愿望,即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孟子就让孔子说出这样的意见:“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他在这里又引用了诗经的诗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对如何维护天下稳定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只有通过统一才能实现稳定。

  对实行错误政策的君主,孟子常常进行公开的批评,他还向他们指出他们为自己的恶劣行为及其后果应该承担的直接责任。君主的任务是,设法使他的人民获得良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正如在家庭中,父母有养育孩子的义务一样。因此,孟子将君王视作人民的父母。“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然而,事实上孟子显然一再地经历到,君主和高官们如何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他们的人民相反却生活困苦,饥寒而死。当人民由于君主的错误政策被迫触犯法律时,孟子批评君主,认为他应当为此负责:“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由此可见,孟子确信,罪行的原因以及责任,并非总是应该在直接的行为者身上去寻找,而是应该也考虑到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正如引文表现的那样,甚至有一些罪行的行为者根本没有责任。例如,如果他们是迫不得已的话。这样的情况,在一位君主让人民陷入困苦与饥寒时就会发生,当他不再像父亲和母亲那样照看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时候,人民为了活下去,就会被迫偷窃或者进行其他的犯罪。对孟子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责任的是君主自己。我已经提到过《孟子》中的相互性概念,它意味着君主对人民的所作所为,总会影响到他们对于君主的行为。孟子在这个意义上直接批评了邹穆公。穆公想惩罚他的人民,因为在一次和邻国的战争中,他们没有介入,导致了许多官员被杀。孟子提醒穆公,他的政府在过去所犯的错误:“凶年饥岁,君之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然而,君主和他的高官们这样的行为,会导致人民的报复,他们就不服从君主的命令。孟子又对穆公说:“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对孟子来说,人民的反应,显然并不是不忠的行为,因为这位君主及其官员忽视了人民的需要,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由此可见,穆公和他的官员跟别的不好的统治者一样“陷溺其民”,正因为他们让人民陷入如此巨大的困苦之中,这才激起了人民的桀骜不驯。然而,如果君主与官员的坏政治造成了灾害,而人民不忠诚,从而人民遭到批判和惩罚,是不公正的。孟子的言论中总是隐含着对君主们的警告,为了避免人民上述的反应,君主们需要实行仁政。

  孟子还指出,如果官员们对君主的政策不满意的话,他们应该让君主认出,他的统治是错误的,并帮助他纠正错误,使君主能够以仁政原则解决问题。然而他相信,只有一个“大人”,他才有可能完成一项如此困难的任务:“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一正君而国定矣。”君主听从“大人”的建议,并加以执行,才可能“膏泽下于民”。孟子将这项工作也看作他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因此他相信作为顾问,可能有机会,使一位君主学习他的仁政的理念。他希望这位君主学习仁政以后能在政治实践中应用这一理念。因此,孟子指出古代圣人伊尹的故事。孟子讲述了伊尹如何受到汤王的请求,最后离开他耕种的田地,以官员和顾问的身份辅佐汤王。伊尹这样陈述他的行为的理由:“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性所在(raison d’être),即他的任务是作为一位君主的顾问和老师,使这位君主变成一位有智慧的统治者。孟子还说:“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然而与之相反的是,孟子自己在他的实践努力中,并没能取得这样成功。

  如果君主受了建议和教育以后,可是还继续实行暴政,官员们可以离开他。例如,孟子对齐宣王说:“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也提出废掉一个坏的或者没有能力的君主的思想。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甚至对暴君的谋杀,也没有被排除在外。孟子说:“暴其民甚则身弑。”在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中,主题是从商朝到周朝的朝代更替,商朝最后的君主纣辛被开创周朝的武王杀死。宣王提出了这个问题:“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一个国家的君主面前,公开赞成弑君的合理性。这个言论向每位君主都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推翻他们的统治是合法的,而且还说,要是没有其他办法的话,君主还可能被暴力地杀死。

  并不完全清楚的是,孟子是否同意平民可以以暴力的形式终结一位暴君,因为这些人--正如在周朝推翻商朝的例子中表现的那样--作为诸侯国的国君。可是孟子的本性理论说,每个人有实现最高道德的潜能。按照这个理论,平民也能登上王位,因为他也能实现最高的道德原则。在《孟子》中的一个地方,这个观念甚至明确的得到了表达:“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一个“匹夫“是否允许通过暴力来实现“有天下”,却没有得到说明。第一个明确提出,人民是一种能够推翻暴君的力量的儒家思想家,就是荀子(约公元前313-238年)。

(三)

  我们需要把《孟子》的仁政说放到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系统的背景下去理解,才能使之得到恰当的评价。孟子活着的时候,他的仁政说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中国历史后来的发展表明,直到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这个理念也没有能够实现,特别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权力兴趣所致。在他们的眼中,《孟子》中的不少思想显然是极有冲击力的。这就是为什么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让刘三吾(1312-1399)把《孟子》的章节缩短了,以编辑一个“缓和的”《孟子》版本,这就是《孟子节文》。虽然如此, 但我们也可以说, 仁政说构成了儒家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后来的不少儒学思想家,表达过同样的想法。他们在孟子的精神指导下,公开谴责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统治者的权力滥用, 例如黄宗羲(1610—1695),他受到了孟子仁政说的影响,就批评了明太祖“罢丞相”以后,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造成了专制主义政府。黄宗羲相信,因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所以“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讎”。他就指出君主的任务: “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孟子没有想到君主制之外的政治体制?对儒家思想而

言,君主制之外的政治体制,例如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或者一个法律制度,总体来说没有思忖。当然,在《孟子》中有一些人民参政的萌芽思想:

  - 人民参与选择君主。

  - 人民参与选择官吏。

  - 人民参与刑法施行。

  - 人民决定自己的国家是否能被其他国家兼并。

  可是,这些参政的萌芽思想却很少,没有更详细的解释,也没有任何民主制度的系统的方法。

  总的来说,孟子的仁政说着重“人治“的思想。按照儒家的政治思想,一个圣人当君主的话,这样的圣王,就在政治过程中也不用法律,因为他的道德知识最高,就他的政治决定都是正确的,也可以说他的政治总是跟仁政的道理符合的。儒家的圣王思想让人想起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的哲人王(Philosophenkönig, philosopher king)的理想。可是,柏拉图在他的晚期作品《法律篇》(Nomoi)中,最终明确地放弃了哲人王的理想。他在《法律篇》相信,因为权力对人们有坏的影响,所以这个理想在政治实践中是不可实现的。正如约翰•达尔伯格-阿克顿(John Dalberg-Acton)(1834-1902)说过: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这里,我们还会问,在没有圣王的情况下,岂不是更好地依赖于法律制度,即是说在政治过程中依赖于“法治”比依赖于“人治”不是更好吗?一般来说,儒家思想家质疑了“法“的有效,他们倾向用“禮”,因为“禮”是“道”的反映,“禮”也是被古代的圣人创造的。另一方面,他们相信,法律常常不是“道“的反映而不过是被一般人创作的。具体来说,法律被普通的统治者创造了,也常常只是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与特权的工具。黄宗羲就把这些“法”称为“一家之法”(皇室的法)。 因此,对孟子来说,仁政的实现依赖于“人治”,这就是说,它依赖于君主的能力。其实,惟一个圣王-即一个具有政治权力与拥有最高的道德知识的人物(内圣外王)-能完成这种最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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